试论新宪政论对传统宪政论的拓展

新宪政论源于传统的政治科学,但又突破了传统的宪政论。具体来说,新宪政论与传统的宪政论相比,在其理论支撑、人类动机理解角度、价值取向、制度范围和宪政目标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拓展。新宪政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并带给我们启迪,对中国的宪政建设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终结论”与社会主义宪政

"终结论"者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将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但这一论点受到来自理论和现实的挑战,社会主义宪政正是"终结论"遭遇到的核心挑战。社会主义宪政以西方民主政治为基础,是对资本主义宪政的超越;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民生福利原则在资本主义内部架起了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     

新宪政论与行政宪政化

行政宪政化源于新宪政论。新宪政论十分重视公民的作用,更试图构建一个受约束的有效政府。因而,界定行政宪政化应当考量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政府管制与自由市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效率与正当程序、职权与职责五对关系。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目标层面上,行政宪政化是对依法行政的内涵从宪政角度进行的提升和深化。     

法国宪法变迁脉络与规律启示

法国宪法变迁及宪政制度进化的历史过程彰显了革命与稳定交替的发展特征。梳理宪法变迁历史和总结宪政制度进化特征是分析解读建构法国宪政制度社会条件的基础,而对宪政制度进化的社会条件分析则为法国宪政建构的社会规律性启示的总结提供了实践分析经验。法国宪政制度进化的经验表明,宪法产生及宪政制度实现需要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互作用,革命的理想设计需要回归到理性的制度运行,宪政制度才能完成进化目标。     

百变不离其宗:梁启超宪政思想新论

梁启超的具体宪政主张因时而变,但其宪政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宪政实现途径的过渡论和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究其原因有二:梁启超将救亡图存作为其宪政思想的目的,将具体的宪政主张视为手段;梁启超的哲学思想深受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的过渡论呼应了他所处的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最为遽烈的过渡时代。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融贯了他所谓的"保守心"与"进取心",既保持了其思想的连贯性,又能与时俱进。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宪政基本原则的内在张力

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人类社会管理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但其指导理论自身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性,与宪政的权利保障、法治、权力制约、民主、有限政府等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对这些矛盾冲突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与宪政的关联性,对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宪政原因:宪政理论的非本土化与实际国情的冲突导致"三农"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中的缺位;失误的宪政变革导致中国农民与现代化绝缘;宪政值取向的扭曲导致中国社会由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进程大大延缓.解决"三农"问题的宪政之路在于把"三农"问题入宪,确立其在国家宪政战略中的应有地位,制定完整的涉农法律体系,全面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权、自由发展经济权、农地权、产品自由流通权、经济服务权、财务金融权、独立的私有财产权、政治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社会人格权等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避免立法、执法、司法及行政行为对"三农"利益的损害,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中国宪政强国主义的行来之路与历史反思

中国宪政制度的设计,经过百年的努力和挫折积累了较丰厚的历史经验,有了相对意义上的进步,宪政所要求的最初步最原则的宪法制度规范基本具备。然而由于中国本土历史上缺少宪政传统、缺乏社会基础没有产生社会分层,导致长时期内宪政被视为国家建设机制的工具而忽视其本源价值,在学理层面与西方法理学强烈冲突。从宪政起步便对分权制衡进行改良,国家公权完全凌驾于公民私权,多次立宪的功利主义倾向,是中国宪政史的症结所在。     

西方国际和谐论及其批评

西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分别开出了实现国际和谐的三种"药方":权力妥协论、制度协调论和认同和谐论.权力妥协是和谐的胚胎,制度协调是一种初级和谐,而认同和谐属高级和谐.权力妥协论的冲突本质决定其权力路径的缺陷,制度协调论由于难以摆脱权力对制度的影响,无法保证其公正性和有效性,而认同和谐论的问题在于能否实现国家间和谐观念的认同.     

《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序

《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一书将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历程结合起来考察,在沈钧儒研究中不失为颇具开创性意义的学术举动。作者帮助读者"知人",也在尽力论世,指出,西方原创性的宪政传统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的宪政民主却是"富强为体,宪政为用",不同的文化范式与现实需求决定了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逻辑的特殊性。     

"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行为及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政府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主体。政府行为能导致"有效率的政府"和"无效率的政府",中国政府的行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生了很大转变,但主要特点是政策治国,而不是制度治国。作为非国有经济中的主要力量,中国家族企业在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政策行为中的某些因素制约或阻碍了家族企业的壮大,由政策治国到制度治国,为家族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新时期政府行为转变的主要职能。     

广义政治论三题

《广义政治论》一书提出了“社会政治”、“主体社会主义”和“人民宪政”三个概念。对它们的理解,“社会政治”应体现为非阶级斗争的政治、大众的政治和非意识形态的政治;双重转型背景下的主体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为政府培育市场、政府实现市场所无法实现的社会公平、国家保持适量的国有经济并使其保持效率;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宪政传统,但中国以“三个代表”为特征的执政理念比西方的宪政更为积极,更有利于实现人民的利益,人民宪政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政道路。     

辛亥革命中上海立宪派的转变和对革命的贡献

上海绅商阶层多为立宪派,在清廷“预备立宪”诏书颁布后,他们掀起宪政运动,三次派代表赴北京请愿。辛亥革命期间,立宪派认清了清廷顽固坚持封建专制体制的意图,对清延完全失望;这时上海的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积极争取,立宪派纷纷转入革命队伍。上海绅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了革命政权。上海绅商的表现是与上海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有联系的。历史证明,上海革命派积极策动、争取立宪派加入革命是正确的策略。     

新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了以"政府-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但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政府-社区"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府-单位"制的弊端,但由于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难以改变公民原子化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了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这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新发展,必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公共选择视角下中国财政制度的演进方向

公共选择原理的三大基本视角包括:选举机制失灵视角、政府失灵视角和财政正义视角.我国财政制度应由"威权型财政体制"转向"公共财政体制"进而向"民主财政体制"的制度演进.     

汉代政府公务“招募”活动研究

汉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着雇佣关系,此种关系也被汉政府以＂招募＂的形式大量利用。除募兵外,汉政府在许多经济、政治活动中采用了＂招募＂的形式,像募凶杀人、募人出使、募人除害等。其薪酬除金钱给付外,还有封王赐爵、赐田宅、赦免罪行等。其有着自己的特点,如带有强制性、种类多样化、报酬多元性及非等价性、主体范围特别大。它们保证了政务活动的顺利实施,加强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     

行政改革中的价值重塑与制度重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进行了多次行政改革,然而都始终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不合理的行政价值取向和无效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制约着政府行政改革的进程,这亦是行政改革的难点所在.因此,只有进行行政价值重塑和制度重塑,政府行政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我国传媒治理结构的理论渊源与创新

当前的传媒治理结构是政府单边主导的事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半行政化的企业行为,传媒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要在“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主导下进行,即在转制改革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一套基本的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规则,同时把传媒视为一个市场性契约组织,达到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效统一。     

新桂系与两广事变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掌握广西实权后,采取了一些促进广西社会发展的措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时值日本展开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广西实力派一改过去保境图存的主张,与粤系陈济棠联合发动事变,逼蒋抗日。两广事变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是两广地方,尤其是广西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