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优越于其他西方思想的地方就在于其揭示了经济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架构:资本增殖的逻辑。资本的逻辑所支配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三个悖论:环境悖论、两极悖论与存在悖论,而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解决的。中国道路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解决这三个悖论性问题,即社会主义如何驾驭资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以国家政权支配资本逻辑,通过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本去调控和引导资本,才能最终避免经济发展的三个悖论,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     

拜物教批判视域下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性意识形态解蔽

在数字化大潮中，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性意识形态被数字拜物教美化和遮蔽。基于数字拜物教视角对数字帝国主义进行批判，是切中其霸权意识形态统治本质的关键路径。数字帝国主义的崛起与数字殖民密不可分。数字殖民作为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型掠夺方式，不仅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实现了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和渗透，同时还以平台为传输中介，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送到世界各地。在数字拜物教虚幻性、遮蔽性、颠倒性的意识形态性质基础上，数字拜物教内在机制的运转进一步掩盖了数字帝国主义输出意识形态的霸权逻辑。以拜物教批判为基点，揭穿拜物教机制遮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骗局，洞悉其统治本质，并且在实践中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发展目标，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将为彻底消解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统治，形成更适合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数字文明新形态积蓄现实力量。     

当代资本主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批判及其启示

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参与数字化生产，是数字化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占有数据即占有权力。在当代资本主义范式下，数据被融入资本逻辑展开增殖，传统意义上的“掠夺、剥削、渗透”和“驯化、新殖民、新垄断”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涵，主要体现为数据权力被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乃至国际资本所垄断。而且，数字资本通过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实化、固化和强化了数字统治关系。由此，需要基于企业、国家、国际三个层面，对控制数据流动、获取超额利润、联合金融资本投机、改造大众认知、影响社会舆论、干涉他国政治文化、攫取他国剩余价值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展开研究。随着数字全球化的演进，数据权力正在深刻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其资本主义垄断也日益产生了数据霸权、数字鸿沟、发展失衡、脱实向虚、治理困境、公平赤字、两极分化等世界性问题。直面问题，汲取经验，新时代亟须发挥政府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的作用，支持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参与数据权力分配，倡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破解数据霸权。     

西方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资本论》当代空间

西方平台资本主义是数字技术和金融资本携手以平台装置实现资本根茎式布展,它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通过技治手段以时空塌缩形式实现精益高效的交互活动。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社会结构重大重组,也为《资本论》开启了亟须回应的当代空间。尽管19世纪的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数字资本主义,但是《资本论》关于机器、科技、资本的本质维度探讨和“人的现代性”根本追求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具有理论和原则高度的指导意义。《资本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和工艺学理论有助于理解技术事实、技术权力和科技风险,资本二重性及其权力批判理论提供揭穿平台资本主义政治叙事的本质原则,资本主义总体危机和未来走向理论是把握平台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思想武器。     

数字时代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字技术的崛起使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共契耦合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现实,由此形成的数字资本也成为超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资本发展的最新样态。数字资本在增殖和积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垄断的自发倾向和数字资本权力,数字资本权力控制引致了一系列消极异化后果。数字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厘清数字技术崛起的全面影响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发掘数字资本的出场逻辑,阐明数字资本的异化后果和消极影响,并在现实性和可能性之间尝试给出消解危机的解放策略和可能路径。     

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消费异化的基本特征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普及不仅深刻变革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消费模式。迈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基于私有制的“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交相渗透、彼此强化,在消费领域疯狂榨取超额利润,导致数字化消费不断发生异化。新型的消费异化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不可控性、交叉性等时代性和技术性特点,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正在将人与社会导向片面甚至畸形发展的歧途。扬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异化,必须拆解“资本—技术”的联合机制,这既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构建新型的所有制形式,限制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也需要合理规制数字技术及其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使之成为推动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要素。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崇拜的机制与实质

数字技术崇拜是一种从心理、行为和价值观上深受数字系统影响的社会现象,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数字技术及其产品构成的数字系统过于依赖、过度上瘾以及对其塑造的意识形态过度顺服的社会异态关系。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主要基于数字化的生存状态,技术理性的迅速扩张和感官系统的极致调动。究其本质,数字技术崇拜背后是经由数字资本逻辑重构社会秩序、数字技术内生意识形态和数字权力塑造单向度人共建而成的机制。面对数字时代人类境遇的遮蔽,并不等于要一刀切地舍弃数据和算法的便利性,而是要唤醒人的数字主体性意识,建立数字权利的政府保障机制和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     

数字沟在信息社会关系中的使用空间

数字沟事关信息使用的数量与品质问题,是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因素的体现,同时对社会分层、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等社会问题造成深远影响.数字沟隐含着更深刻的社会权力支配关系,它涉及社会分层、社会资本、社会流动等广泛的社会问题,也涉及技术赋权和媒介素养等系列命题,这对理解和分析转型时期的中国信息社会尤为重要.     

从技术加速到云租金——如何思考当代技术封建主义思潮

从2020年以来,以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塞德里克·杜朗、约迪·迪恩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中取代了左翼加速主义的地位。资本主义正在消亡,被一个政治上相对退步的形态所取代——技术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在传统的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的三重性这一概念,认为除了资本的具体形态之外,资本的占有还代表一种合法的剥削权力,以及在云资本下对用户行为的矫正和引导的权力。但这些概念建立在瓦鲁法基斯等人对马克思的资本和利润概念的误读基础上,其所提出的利润和市场的消亡为技术封建主义的发展铺就了道路,但这实际上并不代表建立在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相反,技术封建主义顶多是一种基于云平台的资本主义亚形态,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整体取代。     

共同富裕：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剥削的中国应对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扩张与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凸显,疾呼破局良方。数字劳动作为新时代典型劳动范式,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世界经济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资本剥削提供了血液。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的秘密在于通过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以更隐蔽、更合理的方式控制数字劳动,进行资本增殖。为兴利避害,我国从批判与建构双重视角提出了遏制数字资本野蛮扩张的中国方案,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数字资本纳入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立场,以调整数字劳动生产关系,凝聚数字经济共建合力为基本前提,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路径,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研究

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为了巩固数字资本霸权,数字资本主义竭力塑造一种与其生产方式相匹配的数字文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这种数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社会主义数字文化正是在突破这一困境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文章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批判思想史,从意识形态蜕化、技术应用异化和社会再生产虚化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数字文化的幻象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的生成勾勒了一个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认为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土壤中探寻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生成的逻辑主线。文章的现实指向是：基于所有制、分配制和技术应用角度,探索构建人民共有、人民共享和人民共治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深刻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     

数字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向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双向拓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和用户之间，以及南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筹款服务和倡导动员等方面的行动能力。但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数字”也给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公私领域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平等性带来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须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涉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涉华数据行动规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强化技术赋能，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数字权力的兴起、扩张及治理

数字时代引发了新的社会变革,尤以新兴权利和权力新形态为主要标志。数字技术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产生了新的权力基础。在数字技术与权利和权力的深度融合中,数字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形态得以诞生,并进一步改变了原有权力的组织形态和法律形态。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数字权力具有高度私人化、高度弥散性与监管脆弱性的特性,相较于传统权力形态,其扩张倾向更为显著,由此引发了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的危机。数字权力扩张的理论与实践现实,需要在把握数字社会权力动态的基础上重塑权力格局,以新的治理方式应对当下的权力变化与扩张后果。。     

数字劳动的资本积累逻辑探究

数字劳动过程产生的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商品和资本的新形式，一方面，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着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另一方面，由于数字资本的逐利本性引发的经济无序扩张，也可能助长平台经济垄断、影响实体经济、侵犯消费者福利和阻碍创新等不良社会经济现象。要通过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加强数据监管、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为数字资本设置“红绿灯”,制定相应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使数字资本在有效监管下有序健康发展。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国家“道德”悖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陷入困境的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私人金融机构的投机性积累,但救助成本却要由全体社会公众来承担。这种用纳税人的"公款"拯救私人金融机构的行为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一种"道德"悖论。这种"道德"悖论困境的形成根源于金融资本的社会化。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化的高级形态,获得了强大的支配和控制国家的权力,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属性单纯地表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使国家陷入"公共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公共权力"危机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的集中表现。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反垄断法保障：功能、限度与路径

数字社会中，技术资本的非均质占有引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催生了“数字弱势群体”,其权益可能受到平台权力不当行使的侵害。鉴于“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具有内在契合性，故而有必要引入反垄断法，以矫治平台权力的失衡、弥补私法保障的不足。同时，需把握反垄断法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合理限度，既不能僭越竞争价值的优位性，亦应尊重平台自治权力的正当行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证反垄断法理念和制度之调适。通过反思当前的效率至上理念，将彰显主体性价值和包容性发展的人本主义理念确定为“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基本理念。在具体制度层面，则需将权益主体、权益内容、权益救济的三重叙事纳入反垄断法的规范文本，并在其实施过程中通过协商治理彰显用户价值，以合规经营指引间接引导平台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塑。     

数字鸿沟的多维透视

数字鸿沟与数字机遇是技术悖论在信息社会的突出表现。数字鸿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但它实际上表征着丰富的内涵,可从技术、制度、文化和价值等多个层面去透视和把握。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既要积极地去应对,又不失理性的态度。     

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批判的哲学方法论探本

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并不是生产力自身发展所带来的“积极革命”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借助国家、技术与垄断而导致的“消极革命”的产物。数字技术的发展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反而帮助资本主义开辟新的利润空间、调整内在结构、生产与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下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往往停留于对一般商品流通、交换、消费过程中人际关系物化和人的生存方式技术化现象的批判,没有挖掘数字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异化劳动问题。借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的理论工具,可以揭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异化劳动问题的三部曲：一是在表面上形式平等的交换过程中,社会关系内容颠倒地呈现为物化劳动成果的形式,其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物化和数字化;二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对技术与固定资本即物化劳动成果的从属,表现为数字技术条件下资本对人的实质吸纳;三是劳动结果被掠夺进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其表现为平台对原本属于公共资源的频谱的占有,并凭借这一占有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