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由儒家最早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却不是儒家所独有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学派都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其中的法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弘扬井冈山革命精神

“红色之旅”火爆中华今日的井冈山又一次红遍大江南北。据统计，今年１至６月来井冈山的游客已达６０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６８％，其中有来自北京、上海、武汉、东莞等地的旅游专列达３４趟，预计今年这种专列将超过１００趟。历史上，井冈山曾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两年间接待来客１３１万人次，最高峰时一天滞留茨坪的人数超过６万人，这对于当时不到２０００人的茨坪来说，无疑是写下了中外旅游史上奇观。今日的“红色之旅”不应当看作是那个年代简单的“惊人相似”，而是社会思潮螺旋上升的肯定性再次展示，其中蕴含的哲学、政治…     

试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分期

毛泽东创作诗词，始于１９０１年，终于１９７６年，一生赋诗填词大约１１８首，现存诗５９首，词３６首。毛诗词创作史分前期（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４９年９月）和后期（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在这个分期基础上，再细分为六个更具体的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１７年，十年“文革”时期。毛泽东诗词创作历史的特点是：前期重点攻“词”，后期侧重攻“诗”；诗人政治处境决定其诗词创作兴趣浓淡，其一生政治上的两次探索带来诗词创作上的两次高潮，其一生政治活动上的两次高潮又同时使其诗词创作转入低潮；两次创作高潮在毛泽东诗词创作史上和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没有它们，就没有大诗人毛泽东     

社会控制:一张一弛,两度转型

所谓“当代”,就中国(大陆)而言指的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今这段时期。 在这四十四年中,中国出现了两次大的社会转型,两次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两次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历史嬗变,进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晚清三次思想分化与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变迁

晚清时期出现的三次思想分化，是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在不同阶 段和不同层面的展开：第一次思想分化时逢洋务运动，其论战的实质是“要不要现代 化”；第二次思想分化正值戊戌变法，其实质是“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第三次思想分 化恰当清末新政，其焦点是究竟采用哪一种“政治现代化Ｄ模式”。三次思想分化的依 次推进，构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从萌始到成熟的运行轨迹。     

“主流中的‘潜流’”——试论50年的江西女性写作

５０ 年的江西女性写作分为“建国十七年”和“新时期”两个时期。本文在话语这一象喻性的层面上， 以前后两个时期女性写作的不同特点， 揭示了女性表达自我的意义及其中隐含的性别关系的历史文化内涵     

渗透与消解：儒家经典视域下的明清小说

儒家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精华的汇集，“经学”则是不同时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衍化。明清时期，一方面，儒家经典及“经学”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明清小说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正统观念作出了修正乃至背离，消解了儒家正统观念对于“经”的释义。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儒家经典及“经学”的不同解读制约和影响着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多彩的奇观，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宝库。     

论自由王国的彼岸性

一自马克思提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概念以及恩格斯提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的命题以来 ,大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看作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即 :认为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历史是必然王国 ,资本主义之后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历史是自由王国 ;如同现代社会政治运动致力于向社会主义转变那样 ,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一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那么 ,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是否真的如同资本主义 (含前资本主义 )和共产主义 (含社会主义 )那样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呢 ?笔者以为并非如此。马克…     

从三代领导核心看新中国法制思想的发展与变化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分别是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法制有着不同的论述,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毛泽东着重以政治为主,使法制政治化,法制为政治服务;邓小平则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新确立了法律的权威;而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则提出“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等思想。本文从三代领导核心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思想观点,说明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对认识和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明清同性恋文化的诠释与思考——以明清之际男性同性恋为例

同性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皆有，但明清两代达其极盛。本文将这一现象置于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下，以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陈维崧为个案，通过对陈维崧及其时代之同性恋“现象”的深入考查和剖析，挖掘出这一文化奇观的终极根源在于明代中后期所形成的反儒学、反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从而诠释了明清时期同性恋作品空前繁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发生学考察

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具有元叙事意义的政治课题，无论是文本话语，还是表意逻辑，均饱含着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凝结着党对执掌政权和自身建设的深远政治预见，“甲申对话”“窑洞对话”“赶考对话”从不同角度回应了历史周期率问题，形成了第一个答案的逻辑框架。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是探寻第二个答案的思考基点；“四个不容易”体现出对历史周期率政治意蕴的新阐释；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从“六条规定”到“八项规定”,从“三反”斗争到“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呈现出两个答案之间的逻辑承接关系。不存在唯一的、一劳永逸的答案，要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继续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     

实事求是与改革开放中的三次思想解放

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战胜了“两个机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束缚；第三次思想解放解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回顾这三次思想解放的历程，实事求是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冲破“两个凡是”的禁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我们党和国家从政治危机中解放出来。但是，一文化大革命”在政治、思想、组织、经济方面的后遗症仍很严重，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还未走上正确的轨道，党的事业百废待兴。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     

西山和东海：“精卫填海”里的南北文化隐喻

从“西山”和“东海”两个空间意象入手，本文对“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内涵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它是当时南北历史文化和政治对抗的一种隐喻性神话叙事。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及其经济、思想渊源

在德国历史上，从１８９０年俾斯麦被免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被称作“威廉二世时期”。在这一时期，德国对外所追求的是，把德国从一个大陆强国变成世界强国的“世界政策”。本文拟就这一政策的特征、实质，及其形成的经济、思想因素进行粗浅探讨。俾斯麦执政时期，他从地缘政治出发，深知德国被法、俄、奥三个大国包围的险恶处境，一直为“两线作战”和“联盟的梦魔”所困扰。为了在这三个大国之间保存并发展德国，他全神贯注，不遗余力地推行一种把德国的精神力限制在欧洲大陆，以防止欧洲出现反德大联盟的政策。与此同时，…     

论一党制框架内的“政党-政府”关系

一党制是一种重要的政党制度，在特定历史阶段和当今世界某些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阐述国内外学者的不同观点，归纳出一党制的含义和分类，并以一党制的两种亚类型法西斯一党制和苏联一党制为例，从政策制定、职务任命和政治恩赐三个方面探索了一党制框架内的“政党-政府”关系。     

简论“第二次低潮”的历史地位

目前,有同志将国际共运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两次高潮两次低潮”。“第2次低潮”,指的是1957年以来的时期,根据是国际共运发生了种种曲折,充满动荡和分化。本文仪就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作些回顾和探讨。一、这是一个多角度多途径进行探索和尝试的时期本世纪初,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和各马克思主义政党效法的榜样。到五十年代后期,国际共运发生了分裂,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服从于一个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先秦儒家思想对当代政治参与的启示

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一时代的先驱们纷纷著书讲学，阐述各自的治国见解和政治主张。“百家争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大放异彩的文化葶荣时期．儒家学说作为当时四大显学之一影响深远。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大变革时代的社会转型，如何理智地认识和评价先秦儒家思想、为当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启示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试论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心的北移与南下

从晚清到 2 0年代 ,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京 ,但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却一会儿在北京 ,一会儿在上海 ,发生过几次大的移动。具体地说就是在晚清先从北京移到上海 ,“五四”文学革命时又从上海移到北京 ,二三十年代再从北京移到上海。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就发生如此频繁的文化中心转移 ,这种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们到底是怎样移动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几次移动 ?这便是本文试图探索的问题。中国古代由于是大一统的专制社会 ,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基本上是重合的。例如唐代的政治中心在长安 ,文化中心也在长安。北宋的政治中心在汴梁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