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符号与图像:弗雷格的图像意识分析

弗雷格的图像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人的感觉印象与记忆图像构成了表象的基础,在众多表象的基础上产生了符号,符号是表象的表象,概念文字是表象的极度抽象化产物。二是图像同样产生于感觉印象与记忆图像,是表象的物质化,它继承了感觉印象与记忆图像的特点,总是力图重新建立起鲜活的表象世界,是逆概念文字的一种行为。三是艺术品是表象的产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象产物。图像里可能包含着某种逻辑上的真,但决不意味着图像之真就一定是逻辑之真,用来表达画像的真必然要从美学或艺术学的角度加以考量,在对艺术之真的考量中实现对意义的把握。弗雷格的图像意识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图像论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当下人们理解图像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纳粹屠犹的话语建构与创伤叙事——以阿特·斯皮格曼《鼠族》为例

不同的叙事方式与叙事主体,决定了对纳粹屠犹事件的不同叙事视角与内容,构成了历史真实的不同层面。而无论以何种方式对纳粹屠犹事件进行话语建构,都是一种创伤叙事。阿特·斯皮格曼的《鼠族》将图像与文本相结合,向我们描绘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行为及其后果,使我们了解到犹太人所经历的巨大浩劫与历史的真实细节,建构起一个令人震撼的创伤世界。这种创伤不仅属于幸存者,也属于其后代,甚至所有的人,纳粹屠犹的创伤不会终止。     

转向还是回归?——图像与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始于图像,图像是人类感知和理解世界的第一媒介,是文化记忆的主要载体。在文字自发明以后,图像一度受到怀疑和排挤,被看作是感性、表象的、多变的。而随着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进一步的发展,自20世纪后半段,图像时代又一次到来。这次的图像转向或回归,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显示出其包容性、多模态和跨文化的特点,与文字互动推动人类文明继续发展。     

视觉文化背景下的图像消费

视觉文化背景下的图像生产,在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符号的生产和符号拜物教的性质,并且具有自身的结构体系特征。特别是在虚拟的图像消费环境中,图像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漂浮的景观随处可见。图像符号的消费导致社会分层,表现出炫耀性、品位性、排他性、流动性等特点。图像符号的消费也导致人从图像生产的主体成为被图像任意操纵的客体,同时产生种种现象:人的主体性被所谓的真实消解,被“性和暴力”所异化等等。在这些现象的背后,目的只有一个:生产商为了利润,消费者为了视觉需求和精神满足。可以看到,消费社会里的图像消费,正在形成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价值和伦理趋向。因此,理性地把握图像消费的社会哲学意义的任务已紧迫地摆在人们面前。     

《贝拉罗莎暗道》:创伤的传播及其反思

《贝拉罗莎暗道》的主题是种族创伤书写的遗忘与反思。作为一部反思小说,它描述了创伤如何被压抑的过程,讲述了种族创伤记忆的幽灵再现对匿名叙述者的精神折磨。通过描写创伤记忆的抑制和播散,这部小说辩证地思考了创伤的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同时作者描述了美国犹太人信仰的一种新的趋势:上帝信仰逐渐衰落,世俗信仰逐渐兴起。     

明清族谱中的远代世系

明清以来修撰的家族谱中“始祖”以前世系的记事,开创了宋以后族谱范例的欧氏谱与苏氏谱的内容体例,明代中期以前士大夫有关祖先世系的记忆,表明宋明之间族谱基本上是以小宗宗法为基础编成的,因而宋明时代始修族谱中构成世系群体的祖先,一般都以高祖为始祖.由此可推知,后来大多数族谱中始祖之上的世系,其实并不可能有真实的记录为凭.同时,宋明之间的士人,一方面反对远攀华胄,牵合附会,另一方面又主张姓族源流不可不考,致力于远代世系的追寻,以致世人修谱时竞相仿效,莫不以攀援附会为尚.于是,明清族谱中的远代世系,成为明清以来散漫开来的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方式,今人以这些记录为研究资料,尤应以这一特性为出发点.     

图像文化的话语逻辑与权力关系——当今文学研究的语境问题

图像话语虽然以图像作为表达意思的中心,但它并不排斥文字。与文字话语相似,图像话语在表达中也具有语法,这一语法体现在图像信息表达上的规定性和逻辑性。与文字修辞相似,图像话语也具有修辞特点,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隐喻方式表达出来的,把握这种特点有助于理解图像的含义。图像文化对文字文化构成了巨大冲击,从作家创作、作品发行到读者阅读、批评家的阐释发挥,图像文化都在产生影响力。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     

作为方法论的创伤记忆

创伤记忆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功能层面都具备了方法论的特征,它作为结构而非素材在我们见证过去、反思现实以及建构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自传性的记忆写作,还是不同文化语境下对灾难与战争的反思,更或者是对文学、社会的梳理,创伤记忆都是不能被替代的文化遗产,研究创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构建善的记忆伦理和政治德性。     

当代传媒形塑集体记忆的方式探析

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国族身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借助现代传媒,集体记忆已经成为借用历史资源生产当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传媒形塑集体记忆具有四种方式:真实与建构、记忆与遗忘、延续与调整、分歧与同一。其走向是现实权力和利益因素的体现。     

互文与创造:从文字叙事到图像叙事

叙事是文字和影像这两种不同的表意媒介在艺术形式上最根本的结合点,是文字语言和视觉语言最具渗透性的特征。但因媒介的本体特征不同,文字叙事和图像叙事在互通之中有差异,从文字叙事到图像叙事的转换,不是叙事方式和内容的简单移植,而是一种具有互文性的创造与对话。对叙事媒介的转换和比较研究有助于丰富文字和影像各自的叙事分析和叙事学研究的拓展。     

图像时代的审美真实性问题

现今业已进入读图时代或曰图像时代,关于审美的真实问题被提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上。在传统审美观看来,审美是主体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殊认知,是一个寻求"理念"真理的过程;在现代审美观中,事物直接契入自身,与心灵相通,直接与人的感觉、欲望建立联系,审美变成了主体用心灵和感觉在事物之中发现"真实存在"的活动;而在图像时代,人为图像等同于事物的本身,图像代替事物成了审美的对象。一旦图像成为审美的对象,图像的虚拟便逼走了事物的真实,审美的真实性诉求也就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境。这样,审美真实的困境所带来的就不止是审美观念的变化,而且更严重的是,横亘在图像与实物之间的造假者,趁"虚"而入,掌控了人的感觉、欲望和心灵,感性结构变为一种权力结构。本来,虚拟的图像是在与真实的对应之中获得审美品质的,人们钟情于图像的目的不是"以虚代实",而是"以虚观实",真实是美的源发之地和回归之所。然而,当图像审美的真实性缺位之后,无所依托的图像就会在虚拟之像和虚假之情中落入了造假者的圈套,而隐藏其后的便是商业利益、文化霸权以及道德危机。     

迷失在时间中的“缺席者”——论格非小说的时间与人物设置

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格非的小说中设置了"缺席者"这类独特的人物要素,时间也是他小说的另一个主题,这些"缺席者"迷失在非理性的叙述时间中。通过对"缺席者"的追寻,作者将笔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探索时间和历史与人的命运、个体的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可把握、无法言说的神秘力量。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空缺"、"重复"手法,不断地"设谜",瓦解了时间顺序,使故事呈现出一种摇曳多姿、含混隐晦的情境。真实在时间和记忆中已无法辨识,对"缺席者"的探询,折射出人的存在的种种焦虑和迷惘。     

无言的教育──谈教师的人格对学生的影响

教师的人格是在从事教育活动中逐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可能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这种无言的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教师的人格必须做到真实、善良、完美的和谐统一。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图像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媒介,它们具有不同的符号特性.由于相比图像而言,文字是强势符号,所以就出现了语词("诗歌")与图像("绘画")互仿时的"顺势"和"逆势"现象.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其实是与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息息相关的:图像是处于纯粹符号与表意符号之间的一种特殊符号,它具有"再现"和"造型"的双重性质;而文字则是一种抽象度更高的表意符号,它在叙述或再现外在事件时可以不受"造型"因素的干扰.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间相互模仿的情况,既发生在内容层面,也发生在形式层面:图像叙事模仿文字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内容层面;而文字叙事模仿图像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形式层面.     

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从右派形象的嬗变探索王蒙创作的精神源流与归宿

王蒙是一位经历过"五七"之难的右派作家,在"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最初,他把笔下的右派形象定位为坚定的革命者,将灾难视为磨练意志的一种方式,以革命化叙事策略屏蔽了历史创伤。1990年代以后,他重新审视历史,其笔下的右派形象也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他们不再具有坚定的革命性,而是在惶恐不安中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在右派们变矮的精神世界里,互为沟壑的精神虐杀暴露出人性的丑陋——"五七"之难的创伤记忆呈现出斑驳的印记。在早期的右派形象塑造中,王蒙改写了自己的受难经历,一方面是当时政治话语形成的潜在的文化控制使然,另一方面也源于王蒙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声合唱的内在愿望。王蒙多次提及苏联文学对他产生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承袭来自俄罗斯思想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事实上,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难脱干系的胶着状态影响了他的独立性和判断力。王蒙后期所塑造的右派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创伤记忆,但他并没有将苦难进行到底,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所书写的创伤记忆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剑拔弩张"的追问,他笔下的右派形象在困窘中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力量来熨帖受伤的身心,在灾难中以调和的姿态和传统文化的逍遥精神化解不幸,这种态度无疑影响了他问难历史的深度。因此,那些没有被时间风干的疼痛,最终只能成为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     

聊天记录截屏的视觉化修辞与技术伦理边界

聊天记录是一种多模态的媒介文本，截屏是一种视觉化修辞手段，对聊天记录的截屏则是一种“策略性”的文本生产。聊天记录截屏中的语言和图像指向了不同的接受心理，其特殊的组合方式也表征着一种特殊的信息加工机制。截屏处理后的聊天记录超越了图像和文字本身，使其成了图像原型和语言原型的互文，指向新的意义生成与视觉论证。作为“视觉界面”的一种时空“切片”，截屏提供了主体在信息世界中移动的另一种方式。然而，在其视觉规制下，接受聊天记录截屏的整个体系犹如“接受气候中的某个因素”，越熟悉这种因素，也就越变得“视若无睹”。从技术伦理的视角而言，截屏并未提供一种基于对话主体双方生成记录的知情，同时“技术谣言”滋生的现象也须提请重视。     

从《终结的感觉》看朱利安·巴恩斯创作中个体记忆与历史的同一性

在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朱利安·巴恩斯在表现记忆和历史时采取了一种相互关照的视角,将个体记忆和历史纳入同一视野之内进行思考,对个体记忆和历史采取了一种类比的写法。在巴恩斯的笔下,个体记忆与历史呈现出一系列的共同特征——碎片化、主观性、多面性、真实框架下的虚构细节和原始真貌的不可重获。为了彰显个体记忆和历史之间的这种同一性,巴恩斯在叙述中采取了一种双重结构,即表层叙述的记忆与深层叙述(或潜在叙述)的历史结合互见的手法,而在叙事方式上则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同时采用多角度叙事模式,即一种多重式内聚焦。巴恩斯对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蕴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深刻含义,契合并彰显着记忆和历史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个体记忆与历史相互渗透并相互构建,个体记忆的构建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框架;另一方面记忆和历史都是立足于当下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共享当下性和重建性两种特征。     

解救被绑架的孩子——试析莫里斯·桑达克绘本巨著《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伤治愈之旅

美国当代绘本界大师莫里斯·桑达克于1981年出版的作品《在那遥远的地方》一直被评论人与读者认为是桑达克笔下最神秘莫测、最复杂隐晦的作品,但它也是桑达克本人心中最成功的作品,因为这部作品再现了他内心深处隐藏的童年创伤记忆,帮助他治愈抚慰创伤。只有通过细读绘本,解析图画和文字之中蕴含的丰富象征和典故运用,才能深刻理解桑达克代表作《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治愈创伤的功能和他对儿童成长议题的思考。     

读图时代下,文字与图像的博弈

图像以其直观、信息含量大等优势,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文字起家的新闻行业同样受到了图像的冲击。＂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理念正在被新闻行业所接受,并越来越多地深入实践从而迅速发展起来。本文从读图时代的特征,读图时代下图像与文字的依存关系来解读文字与图像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建构图文共筑和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