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息资本”的双重逻辑及其内在根源——基于《资本论》第三卷的考察

“生息资本”这一“最耀眼”的资本形态是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本性的绝佳反射棱镜。从生息资本的时间嬗变逻辑来看,生息资本在不同时期呈现出高利贷资本、借贷资本、金融资本等形态,“资本直接结果实”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生息资本逐渐获得了合法地位。从生息资本的空间扩张逻辑来看,现代银行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为生息资本的空间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社会载体,全球的经济运行都被金融体系所架构,全部的资本形态都被金融资本所支配。作为金融资本的生息资本遵循脱离了生产过程的资本增殖的逻辑(G—G’),成为现代社会资本的主导形态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资本形式,马克思将其称为“资本的摩洛赫”。生息资本或金融资本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征了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构成洞穿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内在本性的最佳切入点,同时也为探索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之路提供了理论契机和现实的可能性。     

《资本论》:一种资本逻辑下的信用批判理论

现代信用和信用制度是资本逻辑下信用关系资本化的结果.具有主体性结构的资本将信用当作工具和手段,并使其从属于资本逻辑扩张的需要和目的.信用关系的异化深刻影响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制度规范和思想观念.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是资本逻辑固有矛盾的必然结果,最大限度地威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续.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剖析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为核心。马克思以资本积累及其方式的演变为轴心，对资本逻辑进行了深刻剖析与批判。资本积累方式的演变主要表现为外部化、集中化、全球化和虚拟化，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相应表现为对资本投机性、垄断、资本全球扩张与金融危机的批判。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肯定、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以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前提、实质与终极目标。认清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批判“资本万能论”“资本退出论”等错误思想，转而通过培育资本的伦理精神，健全资本管控机制，形成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格局等方式实现资本的经济属性与社会民生性的有机统一。     

资本逻辑的当代批判与反思——《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关键课题

所谓资本逻辑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的内在统一,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全面揭示了资本逻辑所具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系统阐述了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社会和自然界限.资本逻辑内在地指向了资本的自我扬弃与内在超越,只有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逻辑是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哲学意义及其当代价值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视野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及启示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是对生产力达到普遍发展程度阶段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开辟的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集中体现为现代性的危机,本质上是当代资本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异化扩张的危机。当代资本的扩张是资本的人格化即资产阶级对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占有,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最突出的体现。当代资本的扩张方式使债务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样式,而通过加强对国内、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劳动人民的财富掠夺来度过危机的方式,必然会加剧资产者与无产者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对抗。因此,在新时期,正确认识并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与命运成为重要的时代话题。     

资本扩张、资本逻辑悖论与科学发展观

剩余价值一旦转化为资本，投入社会生产系统内部而使其得到增值，就会使整个经济系统不断扩张。这种资本扩张给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产生了深层危机，它引起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结构、资源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冲突，使资本无法扩张，形成“资本逻辑悖论”。科学发展观是实现这种价值复归的路径选择，是对资本扩张产生种种危机历史之谜的解答。     

劳动本位视域中的文化异化及其作用机制

文化是人的本质在精神层面的确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文化的价值内核和目的所在。大众是文化生成和消费的主体性力量,文化最终应以一种大众化的形态而生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逻辑取代了文化产品应有的审美逻辑,文化生产的目的被异化,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不得不服务和服从于资本的增殖。在总体工人的格局下,作为个体的工人成了总体生产过程一个可以被任意替换的部件,在其身体里蕴藏的“人的自然力”被非常片面地发展着、使用着,劳动失去了创造性。社会的蚂蚁化、个体的工蚁化,带来大众文化的“蚁众”异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是为资本更好地麻痹工人、消解其反抗意识而服务的,是通过文化传播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文化异化的深层动因是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悖论。资本的增殖离不开生产能力的扩张,而人是生产的主体,人内在的劳动潜能开发的程度直接关切着资本增殖的实现程度。资本驱动下的劳动异化将劳动与人的精神世界分离开来,人类的劳动行为本身失去了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类的劳动成果也不再是为人的,而是作为外在于人的异己性的力量与人对立。当下人们文化需求的急剧扩张需要我们在文化生产领域发挥资本的工具性逻辑去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文化生产...     

马克思论资本逻辑及其现实启示

增殖是资本的逻辑，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本逻辑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化；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具有负面效应，它造成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认识马克思有关资本逻辑的论述，有助于理解市场运行机制，促进生产力发展，规避资本逻辑的弊端。     

马克思信用理论初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论述了其信用思想。他认为信用从奴隶社会开始就以古老的生息资本的形式——高利贷资本存在,但信用真正大范围地发展和发挥作用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信用是经济上的一种借贷行为,是从属于商品货币关系的一个经济学范畴,也是一种人格主张、一种公众信仰,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信用产生的必然性及信用内涵的复合性,一方面决定了其在资本主义生产运行中必然具有的双重社会效应;另一方面也蕴涵着资本主义信用作为一项关系范畴的本质和秘密。     

超越资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

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中国立足本国实际,通过驾驭资本逻辑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前,市场经济是世界市场的通行制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面对资本的二重性,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驾驭资本逻辑的实践探索,如,建立理性和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规范,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建设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坚持和平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超越资本逻辑的创新性探索。     

超越资本逻辑的可能性维度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社会几乎完全被资本逻辑所统治。但是这种资本逻辑自身存在着各种矛盾和界限,这使得超越资本逻辑成为必要和可能。黑格尔做出了超越资本逻辑所造成的分裂和对立的尝试,但他的尝试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虚假统一。马克思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社会的概念,在批判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试图为超越资本逻辑找到一个可能性的途径和维度。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当代之思：以数字资本竞争模式为例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尽阐明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趋势,以此廓清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自身界限,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的规律正是资本自我扬弃的关键。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消费者而言,意味着能以更优惠的价格购得生活资料;对商业资本而言,预示着资本将陷入以平台垄断、流量获取和股价运作等为标志性特点的新型竞争。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尽管资本之间的竞争采取了新形式,表现出在马克思的时代仍处萌芽状态的新特征,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利润率与竞争的关系、资本辩证运动的论断仍然成立：资本竞争不可避免,竞争必然导致数字资本领域的利润率在新的规模上、以新的方式趋向下降。赢者通吃的竞争逻辑不仅宰制着资本的发展模式与内在界限,而且深入生产之外的流通和消费领域,在将消费者卷入资本增殖循环的同时,也开启了消费者参与反抗资本的可能性。     

生态资本逻辑的形成及其超越——基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与危机的重塑,使资本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互融,生态资本的形成正是资本逻辑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反映.生态资源的商品化是生态资源资本化的逻辑起点,生态资本在运动过程中具有资本运动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资本运动的不断扩张中,生态资本在生态资源不可逾越的硬性约束下会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更是社会危机,生态资本逻辑的超越需要"否定之否定".     

“新常态”追问与发展出路的探寻——兼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均面临"新常态"现象,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资本时代的集中表现。而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和中国自身资本逻辑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用社会主义力量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过程,并以"转型"与"换档"作为标志。与资本主义国家无力克服资本矛盾不同,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用公有制经济力量和国家政治力量来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避免资本扩张悖论在中国发生,探索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路径。     

资本的绝对界限及其合理超越——兼评梅扎罗斯的“超越资本论”

“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是马克思分析资本问题的基本立场。“消灭资本”不仅是因为资本无序扩张将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也表明资本的内在矛盾（绝对界限）必然令其走向自我毁灭。梅扎罗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们面对资本并非“别无选择”，而是应超越资本，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新陈代谢生产秩序。具体说来，资本的绝对界限表现为：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物质条件的破坏、女性解放与实质平等的挑战、长期失业与人口危机的宿命。梅扎罗斯“超越资本论”强调资本作为新陈代谢生产秩序只能在总体上被超越，对我们认清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这一理论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认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彻底超越（否定）资本，则忽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资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性和历史多样性，未能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克服“资本的消极面”，并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实现劳动解放。     

资本逻辑的深层内涵与人的悖论式生存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逻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对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资本逻辑的扩张更多的是靠牺牲人的发展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由此造成的人的物性化和异化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本逻辑的负效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超越资本逻辑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其边界意识

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关于世界历史的开启缘由,近代哲学家们大多秉持理性主义进步观,推崇理性的至高权威,将理性置于征服自然、规制全新社会秩序的制高点。马克思认为理性背后驱动物质利益追求的资本逻辑才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动力和根源。经历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不断探索,马克思最终将批判深入至"物质的生活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与不断扩张的演化趋势和逻辑造成人的自由自觉发展逻辑的断裂,解开了人们异化命运的真正奥秘。马克思自觉意识到资本逻辑的运行存在由基本矛盾导致的内在边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底线、自然资源有限性导致的外在边界,体现了其对资本逻辑批判的边界意识。     

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消费异化的基本特征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普及不仅深刻变革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消费模式。迈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基于私有制的“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交相渗透、彼此强化,在消费领域疯狂榨取超额利润,导致数字化消费不断发生异化。新型的消费异化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不可控性、交叉性等时代性和技术性特点,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正在将人与社会导向片面甚至畸形发展的歧途。扬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异化,必须拆解“资本—技术”的联合机制,这既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构建新型的所有制形式,限制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也需要合理规制数字技术及其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使之成为推动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要素。     

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看世界市场经济危机

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结合美国次债经济危机的客观事实来看,世界市场潜藏着一般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扩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世界市场经济危机有其本质和特点,结合这些本质和特点,防范世界市场经济危机,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既积极参加世界市场竞争,又防范出口过剩危机;既合理利用国际资本,又防范外汇市场的风险;既慎重发展资本市场,又防范虚拟资本的膨胀.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资本与资本逻辑

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资本呈现出多维属性。它既是一种在持续运动中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的价值,也是一种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社会关系,还是一种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生成的社会权力。资本是资本逻辑形成和发展的固有前提和基础,资本逻辑表现为资本在运动过程中不断扩张的规律、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呈正比发展的规律、资本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资本的运动过程生成了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反过来加强资本的力量,二者在相互作用中发展。资本逻辑是资本运动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并会伴随资本的自行“消亡”而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