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当前困境与完善途径

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几年来,行政问责已由2003年＂非典＂时期的＂问责风暴＂逐渐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过渡,并日益成为我国政治文明新的增长点。但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异体问责缺位、问责程序不完善以及问责文化土壤缺乏等诸多现实困境。针对上述问题,总结实践经验,从完善问责主体、健全问责机制、培育问责思想等层面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问责体制。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简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问题与对策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推行。本文在回顾我国近年官员问责制兴起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认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向

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行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作为重要的权力监督机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运行当中面临着法律缺失、责任界定不明确、问责后果异化以及问责文化滞后等困境与阻力。文章认为就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而言，必须加快行政问责的立法进程，强化异体问责机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并培育相应的文化氛围。     

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研讨会在蓉召开

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四川省行政管理学会联合召开的“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研讨会于2007年6月27-29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共120多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100多篇。这次会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会议就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框架、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行政问责制推进战略、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制的关系、审计问责的理论与实践、国外行政问责制的比较研究等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与会代表理论联系实际,具体围绕行政问责制与政府…     

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现代行政制度安排,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扭转"官员问责"的强力纠偏,从"官员问责"走向"问责官员",实现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民众成为行政问责的本源主体。同时,还必须强化人大的权力监督,发挥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健全司法机关监督,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民众的知情权,等等,以此来保障行政问责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肇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两年来的制度化进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是: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问责客体限于政府系统;问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程序可操作性不强;问责的法律体系尚存缺陷;转型中的行政生态环境还不能有力地促进问责制的推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是: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责任人;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克服制度缺陷;革新行政环境,再造责任型行政伦理。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003年以来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重行政问责，轻法律问责；重事故问责，轻日常问责；重应对问责，轻预防问责；重形式问责，轻结果问责等问题。强化领导者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强化管理绩效评估活动，明确领导者职责等是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

科学的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内蕴"什么是问责"、"因何问责"、"如何问责"和"问责后续"四个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套的要素环节与机制体系.运用此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对"贵州瓮安事件"进行个案考察,分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际中的推进现状以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问责理念转型和运作机制整合两个层面,探求构建"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有效途径,以期全面推进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发展.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     

创建科学的立体问责体系的设想

从“问责风暴”席卷中华大地到“问责制”的提出和尝试,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正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是,无论是从部分省市已经建立的问责制度来看,还是从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建议来看,有一个重要环节已被忽视,这就是问责体制。如果仅有问责制度,而无科学的问责体制和相应的保障措施,这种“问责”只能是暂时的、短命的,不可能长期而有效地发挥作用。要把问责制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突破现有体制的局限,迅速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的、相互制衡、相互依存的立体问责体系。     

公民问责:理论意义与制度设计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部分,是行政问责的深化。公民问责,是指由公民个人依法启动国家的制度资源,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活动进行质询和审查的权力监督活动。公民问责遵循以私权限制公权的逻辑,以实现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保障和救济。现代社会的公民问责制主要包括宪法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以及信访和举报制度等。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制,关键是要建构和完善公民问责的制度平台,降低实施公民问责的"门槛",增强对公民问责的支持和援助,给予公民问责以充分的保护和激励。     

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塑造的途径

行政问责制所蕴涵的义务、责任与权力平衡理念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前提.行政问责制所建构的理性规范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基础.行政问责制所确立的全程监督和全方位监督问责机制是塑造责任政府的保障.     

政府问责制:提高执政能力的制度化建设

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行政生态环境的优化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基础,现代行政公开制度的建立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前提,政府问责法律制度的构建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保障。     

央企高管问责制研究述评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向深水区推进过程中,央企高管问责制成为加强中央企业高管人员管理的重要路径选择.目前,我国关于问责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问责领域.而对于国有企业高管人员问责机制的研究相对于行政问责制研究,也处于初步的探索和起步阶段.根据现有的文献,国内尚未有学者对国有企业高管人员问责制的合法性、理论基础、基本原则、操作机制等进行系统的研究,专门针对中央企业高管人员这一特定人群问责机制的系统研究,则尚属空白.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机制内涵、内在规律,加强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     

问责制推行中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2004年以来,问责制受到了学界和政界的普遍重视,并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新的亮点。问责制的推行对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民本”思想的落实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其推行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滥用行政权力、低效行使行政权力等问题,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在科学的界定失责范围、建立责任体系、加强异体问责等方面采取措施予以防治是有必要的。     

我国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一体化的思考

通过对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关系及现有制度体系的思考,认为完善问责制的一个重要途径即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必须一体化,从而实现问责效果的公正性。     

烟草行业问责制的实施困境与制度构建

中国烟草行业问责制从制度制定到问责实施都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应从实行全方位问责、界定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客体、规范问责事由、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程序、建立健全问责客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体系、健全问责制的配套制度体系等方面构建烟草行业的问责制度。     

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下的政府自然应该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建设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努力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与实践肇始于"非典"时期的高官问责风暴,到2008年8、9月份,问责风暴再次刮起,一时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笔者拟对行政问责的内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