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字作品剽窃手法的识辨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文字作品的剽窃早已告别"剪刀加糨糊"的老套做法,"鼠标加粘贴"的先进技术可以令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作被抄袭于数秒钟之内.     

试探剽窃的成因与防范

近年来,学术界的剽窃行为已成为公认的“学术蝗祸”。我们应从“量”和“质”两方面对剽窃行为进行立法界定,探究其滋生与蔓延的主要原因,针对性采取有效措施,营造健康、有序的学术环境,彻底遏止剽窃现象。     

经典批评“误导”下的沉默螺旋传播效应——以王世贞文学批评的三大公案为分析中心

文学史奉经典批评为圭臬，由来已久。然而经典批评中不乏误导，且误导产生的负面影响甚或大于非误导信息，遂造成文学史叙述的诸多迷雾和假象。王世贞批评中三大公案：“模拟剽窃”“妄庸巨子”“晚年自悔”，出自《列朝诗集》诸书的有意误导。所谓“模拟剽窃”是将举世“递相临摹”王世贞的他人陋习移至厌恶剽窃的王世贞身上。而“妄庸巨子”说，是钱氏把归有光笔下的北方“二李”转嫁为归氏至亲王世贞；将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委婉批评，杜撰为王氏“推服”归有光，并不遗余力张扬“妄庸”说。所谓“老年自悔”，乃利用老年心态变化作文章，将王世贞后悔《卮言》“是非古今”得罪人的做法，曲解为否定早年文学观。这种被误导者还包括“七子派”“五子派”“竟陵派”一批人，以至出现明末清初扬宋贬唐之风。此后几部批评经典如《明史》《四库全书总目》《中国文学史》，推高了这一误导的影响，造成文学传播的沉默螺旋效应。由此可知，文学研究应由经典批评回归批评原典。     

导论：民族建构的困境

共同编辑了这组“民族建构的困境”的专文，再来写这篇引言，需要对学术框架做番介绍才是。主流的观念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应能大体对应一个“民族”，而“民族”的成员以共同的族群、宗教、语言和文化加以界定。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统一化的人口早已存在，于是自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但也有其他情况：     

对华岗所著“苏联外交史”一书的批判

自从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揭露华岗抄袭、剽窃行为的文章後,华岗——这一伪装学者的真面貌已被人们揭开了。现在已经查明,华岗所有的著作,没有一木不是抄袭、剽窃而来的,华岗所著“苏联外交史”一书自然也不会例外。据我们初步查对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华岗这部将近二十七万言的“著作”,并不是辛勤劳动的成果,而是靠整章整节地抄袭、剽窃而并凑起来的产     

学术剽窃现象:我们应有的关注与反思

问：北大王铭铭教授的学术剽窃问题被《社会科学报》率先披露后，引起很大反响。您最初听说此事时有什么感触？答：我读了晓声（王晓生）先生的《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王铭铭〈想象的异邦〉抄袭哈维兰〈当代人类学〉》和曹树基教授的评论《就王铭铭抄袭一事谈建立学术道歉制度》（均载《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０日）后的第一感觉，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触目惊心、痛心疾首”。问：为什么当初会有这种“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的感慨？答：因为我从未想到像王教授这样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也会存在学术剽窃的严重问题…     

药物也怕热

在高温天气下，不光人会怕热，药物也怕热，所以也需要“人住”冰箱“纳凉”，否则容易使药效降低或产生有害物质。那么，哪些药物需要“多加关照”呢？     

学术出版界面临的紧迫问题(上)——由《世界文明史》引发的调查与反思

本文围绕学苑出版社 1998年出版的三卷本《世界文明史》突出存在的抄袭剽窃现象 ,提出学术界和出版界应予关注和思考的一些重大问题 ,比如“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太多了”、“这样的书为什么能出版”、“学术出版界抄袭剽窃愈演愈烈”、“写作枪手———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学术书评步履维艰”。文章提出 :“学术评论是学术事业的防腐剂 ,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当前学术批评的气氛不正常的情况下 ,健康的学术书评愈发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应该大力鼓吹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和书评。     

学术出版界面临的紧迫问题(下)——由《世界文明史》引发的调查与反思

本文围绕学苑出版社 1998年出版的三卷本《世界文明史》突出存在的抄袭剽窃现象 ,提出学术界和出版界应予关注和思考的一些重大问题 ,比如“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太多了”、“这样的书为什么能出版”、“学术出版界抄袭剽窃愈演愈烈”、“写作枪手———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学术书评步履维艰”。文章提出 :“学术评论是学术事业的防腐剂 ,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当前学术批评的气氛不正常的情况下 ,健康的学术书评愈发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应该大力鼓吹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和书评。     

且莫滥用宽容

近来中国大地上冒出一批“大善人”，对人人痛恨的违规行为高喊宽容。———某大学几名应届毕业生考试作弊，按校规除名。有人却指责这样做法断送了学生的前程，呼吁宽容。这些学生得到“舆论支持”，还要起诉校方。———广州两青年骑摩托车抢劫，被警察追赶、鸣枪警示，罪犯还用砖头砸警察，被击毙。有人指责这是“轻视生命”，应对抢劫、砸警察者宽容。———北大学者王铭铭剽窃他人作品达１０万余字，事实俱在。有人为之辩护，网上一片宽容声。短短几天内看了这么多要求宽容的呼声，使我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宽容…     

再谈"抄袭的一代"--答周祥森先生

拙文《我们是“抄袭的一代”？》闪烁登网后，《史学月刊》编辑部周祥森编审就“抄袭的一代”的界定依据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的确，这是拙文表述时用词欠推敲造成的一个疏忽，把“皆是”改成“大都”就较妥些，笔者对周先生的严谨表示钦佩。不过仍需说明一下，我真正的意思是“文革”对人所必需的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的破坏实在太大，而我们这个时代严重的抄袭剽窃现象肯定是灾难性后果之一，殃及范围包括“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人们。老一代学者具有过去的“底子”，因而没有“蔚然成风”，“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一…     

欲盖弥彰的抄袭剽窃 颠倒黑白的错误判决——评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沈履伟抄袭案的判决

天津市语言学会是多年的天津市优秀学会,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维护学术规范,加强学术批评,反对学术不端行为,需要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响应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号召,重拳打假。根据常务理事会决议,本会秘书处在学术批评网上揭发了《求是集》剽窃的事实,戳到了沈履伟的痛处,于是状告本会侵犯其“名誉权”,而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竟然认定《求是集》13篇文章不是剽窃,而都是“合作”作品,认定指控成立,判本会败诉。这令人十分震惊。本会不服,已依法提起上诉。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2003年为了骗取正教授职称,出…     

批判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增订本

引言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在他的大量剽窃而成的所谓“著作”中,是出版较早的一本,曾於一九四○年以“青年自学业书”的名义出版过一次,当时就曾欺骗守广大的进步青年。后来又在一九四六年一度“修订”(实质是继续剽窃)再版。解放后,华岗针对全国幹部以及青年学生学习社会发展史的需要,就又再一次投机取巧地进行了所谓“增订”(实质是更无耻地扩大了抄袭的范围,与进一步地歪曲了革命的理论)。由於这书的连续再版,发行册数竞达六,七万册之多,因此,这书的流毒之深与影响之广,我们是不应该对它作过低的估计的。尤其使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华岗这本书的所谓“增订本”就是在他到青岛后,为我们山东大学担任政治大课时所用的稿本。因此,就我们来说,我们更有必要对这本壤书进行徹底的批判。     

“回到马克思”辨

“回到马克思”辨杨晓莉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西方或东方，重新解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一种时尚。而我们在实践中也发现自己从前所信奉的不少理论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或有差距。这使“回到马克思”成为一个当然话题。那么回到马克思的难点和出路在哪里？需要谨防怎...     

剽窃、抄袭、不规范引用的区别

一、区别剽窃、抄袭、不规范引用的必要性 旧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颁布）第五章第四十六条是将剽窃、抄袭并列的，说明当时是将抄袭和剽窃当作两种不同行为看待的。     

忠肝涂地

已经不是新闻了:“四人帮”在评论《水浒》时抛出的“架空”说,基本上剽窃自金圣叹。唯一的大发明,是江青那个让人笑掉大牙的惊人之论:宋江拉卢俊义上山,为的是“架空”晁盖。虽说有“事实服从路线需要”的“帮规”,但是,《水浒》却白纸黑字,即使“女皇”开“金口”也无法改变。要象金圣叹那样再去“发现”一个晁盖死在卢俊义上山后的“古本”,看来也着实困难。于是,梁效们马上静悄悄地补漏洞,发现朱江拉卢俊义上山,其实为的是排挤吴用。     

关于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事业发展的思考

文化发展方向的正确定位、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阵地、设施的多样运作，能使文化产业借助于自身优势和潜在功能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新时期文化工作必须重视和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一、文化发展方向的正确定位文化发展的思想定位早已明确：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艺术属于人民”；江泽民同志也明确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     

批判华岗关于中国现代革命若干问题上的谬论

前言冒牌“学者”华岗不僅是个剽窃、篡改的能手,而且是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当人们还不可能广泛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还来不及著有很多科学的历史著作时,华岗便在革命队伍中,利用种种有利条件,抄凑成几本近代史、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乘机窃取了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称号。但这种剽窃成文,据为己有的丑恶行为,并没有引起华岗内心的惭愧。在全国解放后,著名华岗的有关近代、现代的历史“著作”更不断地出版了: 1949年11月,出版了11万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     

论师德对学生成长的重要影响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早已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个理念。但是，现在仍有人把这个理念单一化了，弱化了“传道”“育人”的情商教育环节，以至于类似“马加爵案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有关部门不得不大声疾呼：大家都来关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