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分布失衡问题,为此重点研究吸引外资选择投资区位的决定性因素。运用回归模型,对我国各省区2009年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工资水平、基础设施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素质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效果较小。这些因素对我国有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大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本文根据投资学理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我国经济整体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而且通过其区位分布与区位分布的演变,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     

江苏省FDI和产业集聚关系实证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对FDI和产业集聚的关系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和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FDI的区位选择除了受到产业集聚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外商示范效应（投资水平）、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转移及影响因素分析——兼论吉林省引进外资的策略

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巨大,但外资在我国各地区的分布极不均衡,且呈现出区位转移的趋势。本文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域分布的现状,找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转移的因素,包括入世保护期结束的新变化、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由集聚走向外溢、外资产业价值链的调整以及产业转移推动外资的区位转移。并对吉林省加快引进外资提出了加强服务业外资的引进、以东北亚合作为基础重点吸引日韩资金、发挥优势产业的引资能力和继续改善投资环境的建议。     

关于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模式研究

对影响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区域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建立投资区域选择的理论模型,来对投资区域的自然条件、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为外商在中国选择投资区域提供了参考依据。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包括贸易成本(供给接近和市场接近)、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因素(外贸开放度和基础设施投资等)。贸易成本中的供应链体系、商品市场体系和关税水平对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FDI集聚影响显著,因此,应重点改进供给接近和市场接近因素,同时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加大外贸开放度和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吸引FDI在其地区的集聚。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

运用增长不平等指数和空间相关指数,对外商在华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进行测度,测度的结果表明:在1995年到2009年间,不仅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事实非常显著,而且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状态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究其原因,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践的地域性和时序性是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首要因素。同时,中国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劳动力流动的地区非均衡分布和地理区位差异,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有明显的增长并已具有了相当规模，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很不均衡，这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着重要影响。首先概述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现状，进而探讨了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并对相关因素和FDI的关系进行了回归检验，对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外商在华投资不同进入模式的区位选择研究

针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平衡的态势,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出发,采用面板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不同进入模式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得知:合资企业空间分布最为广泛,多分布在市场规模大、经济增长快和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独资企业作为最具风险的进入模式,则更倾向于集中在明显受益于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省市;合作企业投资方式最为灵活,但更需要廉价劳动力以降低其外部不确定性。     

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基于中国省际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和分析了区域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将区域基础设施按照通常标准划分为交通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并依据加权求和法得出各省市基础设施综合评价得分,以此得分为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位和政策优势以外,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FDI在中国的区位决策因素分析与实证研究

根据大量统计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多元回归等方法去检验FDI的区位分布情况,以此来评价各地区的投资环境。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政策优惠、产业结构、开放水平、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都对FDI的地区选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劳动力成本、城市化水平对FDI有负的作用,而人力资源状况对FDI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     

文化包容、地理集聚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态,地区之间的地理禀赋以及文化差异是重要的原因。1998-2010年的区域经济数据显示,文化包容程度、地理位置以及集聚效应对FDI的区位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又以集聚效应的影响最大;交通运输因素并不直接影响FDI区位选择,集聚效应的文化包容效应为负。     

多元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两国近年来双边贸易争端的核心。造成两国贸易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汇率、国际分工、整体经济失衡及FDI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影响两国贸易差额。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汇率水平、中国近年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大量的FDI流入对中美贸易失衡都有影响。调整两国贸易差额需要多种手段,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很难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中国经济特区的减贫贡献:机制与效应

减贫的中国路径以其举世瞩目的成效引起广泛关注,以发展带动减贫是中国减贫路径的根本选择。创立并发展经济特区是关键的战略安排,经济特区对中国贫困人口减少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特区发挥减贫作用过程中存在外商直接投资(FDI)—低技能就业—减贫传导机制,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其减贫效应递减。     

宁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现状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FD I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相类似,FD I的空间分布亦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宁夏属于“西部中的西部”,经济发展落后,投资软硬件环境欠佳。近年来,虽然宁夏利用FD I的水平逐年提高,但与西部其他省区相比,差距依然很大。本文全面“盘点”宁夏利用FD I的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制约宁夏利用FD I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为促进FD I西进宁夏提出相应对策。     

FDI与西南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基于FDI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分析

较少的外资对西南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来说,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扩大FDI流入对该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具有特别意义。本文研究表明,FDI对该地区增长尚未显示应有促进作用。进而,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技术分析发现:在FDI选择因素方面,西南各省具有较大的同质性,省际差异并不显著;在区域层面上,外资对该地区表现出显著的犹豫性和短期性;劳动力成本潜在优势也未能较好发挥;在省际层面上,劳动力成本、区位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FDI产生积极影响,外资也出现一定的聚积现象。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给出了加快引进FDI的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内部,FDI流入较早且规模较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率同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西北地区跨越式发展与FDI战略深化——基于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加快引进FDI是西北地区深化对外开放、促进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该文经过实证研究发现,FDI是西北地区与沿海经济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在该地区FDI影响因素方面,劳动力、市场和区位等均较不利,尤其以较差的科技创新能力为甚。FDI选择因素的省(自治区)际差异显著。陕西总体竞争力较强,但动态优势令人担忧;甘肃和青海狭小的市场规模抑制了FDI流入;新疆在市场、区位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未能充分发挥,导致FDI比重逐年下降;宁夏利用FDI绩效显著,在市场前景、劳动力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并有显著的聚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