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襟宇而发其才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相继称雄于文坛近百年之久。对于他们勃兴文学复古运动的群体形象,历来文学批评家大多以“拟古”二字加以概括。然而,叶燮、王渔洋等人,却在心平气和的再三审视中,看到了七子派的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有得与失的两面性,认为在反对“剽窃摹拟”、尊重创作个性方面,王世贞等人的诗评“间有大合处”。虽然他们对七子派文论中的“大合处”缺乏系统性的阐述,对其“间有大合处”的动因缺乏深刻的剖析,但却开启着人们深远的思索。     

清初诗坛与明七子

一 明代七子派,是指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作家。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是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之后,公安派、竟陵派先后崛起,对七子派进行攻击,陈子龙等云间派起而捍卫。不久明亡,而攻击与维护七子派的斗争,仍在清     

明代前后七子的审美情感论——从“因情立格”到“发抒性灵”的流动性结构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不仅有拟古主义的失误,而且也有自赎性的反思.他们在逐渐地“自赎”中,孕育出尊重艺术个性、富有思辨智慧的文艺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审美情感论. “情者,心之精”.正是在情感论这个审美核心的问题上,明代前后七子的文论不断地显示出变异性.他们不仅主张“因情立格”,进而强调“发抒性灵”,逐步摆脱拟古主义的桎梏蔚为性情的喷薄;而且以他们在文坛上近百年之久的“接力赛”,建构起别具一格的审美情感论.对此,他们中已经有人朦胧地意识到这是“流动情思”,或者说是     

王世贞的《艺苑巵言》——读书札记之一

明代前、后七子之论诗,主格调,讲法度,以汉、魏、盛唐为第一义。其弊病在于食古不化,模拟古人之形貌而失去其精神,不免流为肤廓,甚至以借鉴代替创造,成了复制的赝鼎,以此召来公安、竟陵和钱谦益的诋毁和讥笑。这是人们所熟知的。然而前、后七子并不可一概而论:倘若具体地分析一下,也很难以一笔抹煞。他们的认识和作风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理论也非一成不变,完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前七子中,李梦阳和何景明为了“含筏登岸”的问题已有过激烈的论争;到后七子就更有所发展。后七子中,     

神韵论视阈下的明代七子派——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为中心

朱彝尊对七子派诗文批评是对七子派辩证接受的体现,也是清初诗风转变的侧面反映.《静志居诗话》在评论且肯定前七子模拟汉魏盛唐诗文所具有的神韵基础上,接受并提出诗歌在创作过程中要做到对神韵性准确把握的观点.朱氏还指出后七子陷入机械模拟的泥潭,致使诗文创作失去了生机.     

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

杨慎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的关系,第一,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即重视诗歌的音韵之美。作为诗人兼古音学家,杨慎诗学主张更进了一步,是求古韵于诗。第二,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其诗话就有纵论古今、辨尽众体的特点。第三,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同受李氏诗学影响,七子派吸取格调说而建立了更严格的模拟理论;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七子派的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颇有影响。明代诗学的发展呈现复杂的多样态。     

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

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古诗以汉魏为师,旁及六朝;近体以盛唐为法,旁及初唐,中唐特别是宋以下皆不足法。其诗学思想的批评史意义在于对宋代理学与诗学的反动,与以阳明心学为核心的解放思潮颇为相通。     

从意象到神韵：明代复古派诗学美典的画学路径

明代复古派深谙绘画与诗歌的会通之理,以画论诗,以诗咏画,绘画的形神兼备对诗学美典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绘画善于形容,贵意象,前七子以诗中有画的方式追求诗歌意象的塑造。后七子借助绘画,对诗歌写景状物进行探索,彰显出诗歌比兴手法和情景交融的特征。末五子屠隆和胡应麟重视绘画的写神和气韵,从而实现了诗歌美典由意象向神韵的重要转向。总之,由应物象形到气韵生动,伴随着画学观的演变,复古派对诗歌美典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入。     

“前后七子”新论

在一般人观念中,明代“前后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士祯为代表的“后七子”)的复古似乎是中国文学史上色彩黯淡的一页,评论家们每每提及,也多流露出鄙薄的神情,以为充其量是一陈腐的形式化运动而已,无甚可观处。然而,这种倾向性的评断与实际情况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下面,拟就自己的研究体会,谈谈对“前后七子”的看法。     

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     

王世贞对前七子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王世贞对前七子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意至而法偕,反对拘泥成法,主张由“法”而“悟”,谋求“法”与“意”的和谐;二,格调根于情实,承认“情”是“格调”的基础;三,拟议以成变化,对前七子摹仿因袭的批判;四,师匠宜高,捃拾宜博,扩大了诗学审美取向的范围。     

作为地域文学传统的“吴声”论——以徐祯卿为中心兼及钱谦益的诗论

明中叶始,诗坛上七子复古之齐气和公安竟陵之楚风竞相称霸,使得作为地域特色深厚的地方文学——吴声遭遇空前危机。齐气雄浑博雅,统领诗坛,风靡天下,前、后七子在诗学上努力同化吴声,试图建立大一统的诗学;楚风在以其幽情单绪、独舒性灵的审美特色抗拒齐气独霸之局的同时,也企望影响并改变吴声;而吴声则在齐气与楚风的双重夹击下始终固持自己的江南文化本色,在主流话语外坚守自己的地域传统。吴人徐祯卿融入复古诗学洪流中,成为复古的中坚人物,但并未放弃自己的吴声特色。钱谦益则倾其所力打造吴文化,鼓吹吴文化。在文学传统中,吴声一直作为一种明显的地域创作风格与齐气、楚风并飚诗坛。晚明清初诗史即是齐气、楚风与吴声相互抗争、相互包容的历史。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明代弘嘉时期中州诗学与“文选学”

弘嘉时期是《文选》在明代流传的一大转关。《文选》诗作为汉魏古诗的审美范例,反映了我国中古诗歌的演进,而以中州文人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派恰好以汉魏古诗为宗,便赋予了《文选》诗辨析源流、指导创作等诗学功能,明代"文选学"的文学性也由此凸显。总之,"文选学"、中州传统文化、中州诗学三者阐释共通,加之李梦阳、何景明等文学领袖的激励,弘嘉时期的中州诗坛出现繁盛局面,所阐发的诗学理念既推动了汉魏复古诗学的阐释,又在一定程度上以正统诗学维稳明代诗学。     

"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考辩

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领袖,是明代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钱谦益所提出的"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说明了王世贞晚年思想的转变,影响颇大.但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并不完全可信的论据基础之上的.同时,后代文学史一般认为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坚持食古不化的形式主义文风,也是对他们的片面理解.     

论“末五子”对“前后七子”格调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诗学意义上的“格调”，是指诗歌的体格和声调。首开以“格调”论诗风气的是明代茶陵诗派的领袖李东阳。“前后七子”及其羽翼人物（以下简称“七子派”①）对此加以承袭并发扬光大，他们遂被称为“格调派”。七子派对格调理论的热衷，一方面是由于受其师李东阳的影响，另...     

论明清之际宗唐派诗歌选本对七子诗学的继承与修正

明清之际,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云间派、西泠派均在诗学主张上皈依明代七子派,推尊汉魏盛唐之诗。其流派选本《云间棠溪诗选》和《西陵十子诗选》在诗学倾向上一方面秉承前后七子之衣钵,一方面也对七子派的诗学传统加以修正,开启了清初宗唐派诗选本的序幕。此外,尚有吴伟业编选的娄东派诗选本《太仓十子诗选》、魏耕所辑全国性诗选本《今诗粹》等,其诗学倾向上也是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批判性继承。由此我们认为,从诗歌选本角度审视明清之际诗坛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接受情况,也是一种省察清初诗学风尚的有效途径。     

重估寄寓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

探寻和感悟本文诗学实际上就是要探究作家的思想情感图像如何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而获得确定的形象创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服务于作家创作实践的,作家通过对本文诗学学习和研究而获得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智慧,事实上,对本文诗学的感悟过程与自己的创作过程是相辅相成的。本文诗学立足于文本自身,以创作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向,这样的诗学才能实现诗学的“诗性”。本文诗学直接服务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它是创作者自由自觉的理性意识,创作者可以通过这种具有原创性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诗学试验。一旦创作者的诗学原则在文本的创制中获得成功,创作者的思想原创性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诗学意义。     

李梦阳故里考辨

明代中叶弘治年间,文坛上兴起了由“前七子”所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给统治文坛近百年的“台阁体”以沉重打击。这一运动的宗旨又为继起于嘉靖中的“后七子”所继承,把复古运动掀向新的高潮。“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历时近百年,给明代文坛带来巨大影响。这一运动的首倡者,就是“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 据《明史》载,李梦阳是庆阳人,徙居开封。但庆阳在明代为府,领一州四县。李氏故里究系庆阳何处,前人无明确记载,而在府、县志及有关文章中对此却有歧说,因此有必要进行考辨。     

杨慎的文学观及其对复古派的抗争

杨慎的文学观及其对复古派的抗争李朝正有明一代，历经２６７年，而文学派别之多、门户之见之深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文学的复古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斗争的激烈与持久旷古少见。文学派别在明代较多，撮其要者即有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