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踏圣人路,貌端禅士形"——贾岛思想新论

闻一多先生认为贾岛"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此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但贾岛执着的入世精神、"立言"的生命价值观,透露出他终生奉守的儒家哲学.他狷狂桀骜的个性则承继了墨家侠义精神的气息.贾岛诗歌鲜明地打上了佛禅审美取向的烙印,但他只是形貌上的禅子而已.     

贾岛审美心理新探：逆反与内敛

贾岛无疑是一位创作个性十分鲜明的诗人。尽管有唐一代名家辈出,而贾岛挟数百首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置身其中,算不上是一流的杰出诗人,但他在逆反和内敛审美心理主导下形成的独特诗歌气质,却为其在流派繁多的中唐诗坛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在后世拥有大量追随者。通过对贾岛审美心理表现的系统梳理,并结合诗人的经历遭际、师承交游、主导思想等,以求对贾岛创作个性的形成和创作道路的追踪作更深层次的剖析,反溯造就其逆反和内敛审美心理的原因。     

贾岛事迹三考

贾岛事迹,多传闻而少信史.究其原因,盖在于身前位卑与身后名隆之矛盾.身前位卑,事迹多阙如;身后名隆,传闻乃迭出.贾岛行年实迹,于唐末已真伪莫辨.如:按唐会昌年间乡贡进士苏绛所撰《唐故司仓参军贾公墓铭》,贾岛卒于会昌三年(843).然考唐末五代诗,却有“骑驴冲大尹,夺卷忤宣宗”(安锜《题贾岛墓》)、“宣宗谪去为闲事,韩愈知来已振名”(李克恭《吊贾岛》)之句,知在唐末,关于贾岛得罪宣宗遭贬谪之传闻已相当流行.而宣宗继位于八四七年,时离贾岛去世已有四年之隔,显见其误.由此,窃以为考贾岛事迹,唯从贾诗及其生前诸友诗中求之.另有上引苏绛之《墓铭》,曾由唐人冯贤书碑,于会昌四年(844)立在普州(今四川安岳),且是应贾妻刘氏之请所撰,虽多谀美,然亦大体可信.今据此作《贾岛事迹三考》.     

"郊寒岛瘦"辩析

苏轼以“郊寒岛瘦”来评述唐代苦吟诗人的代表——孟郊和贾岛的诗作艺术风格,得到了历代诗评家的附和。这种评述更多地表现了贬斥的倾向。孟郊和贾岛的诗作确实具有“寒”、“瘦”之风,然而,其成因是来自于内心,是诗人用艺术的语言对个人境遇和社会现实不满的情感渲泄。全面考察孟郊和贾岛的诗作,不难发现其诗歌的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并非“寒”、“瘦”二字所能完全概括。     

“虫吟草间”再审视——论贾岛诗歌中的生命体悟

贾岛是一位极具个性色彩的诗人。其诗中清凉色调的弥漫,映射出时代的衰败颓丧;而诗人穷愁哀苦的自我形象,则凸现了时代风云对于个体灵魂的刻镂。他用心灵去体悟生命的真义,远离了世事喧嚣,却接近了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贾岛真正提升了文学对于生命本身的价值。     

从寒士精神到隐逸情怀--晚唐五代学贾岛一派诗人思想境况的变迁

贾岛是中唐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在晚唐五代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从中唐到晚唐五代社会境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必然会影响学贾岛一派诗人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他们对贾岛诗歌的取向.因为作家心理情感的改变与诗风的流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考察晚唐五代贾派诗人的思想境况对于我们研究贾岛诗风和晚唐五代诗风有着重要意义.     

贾岛在四川的活动与遗迹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故生贾岛在人间。相传这是孟郊死后,大文豪韩愈写给贾岛的诗。这是前辈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和鼓励,也是对贾岛创作的高度评价。后来,贾岛虽然没有完全实现韩愈的期望,却也能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在中国诗史上,贾岛诗风以“瘦”著称,并与当时孟郊齐名,被称为“郊寒岛瘦”。韩愈又评贾岛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贾岛能在诗歌创作上独树一帜,其风格有“瘦”和“平淡”,的特色,是从他惊人的“苦吟”功夫上得来的,正如他自己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二句下注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谈"三国"时期的秘书

本文根据秘书职能的性质和特点,分析了三国时期沿汉制而成但又受门阀操纵、异常混乱的"秘书"或"秘书性"官职的职能作用,指出中国传统帝制的"秘书"官职在封建朝政的管理体制中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角色.三国时期著名的秘书人才以及秘书出身或作过秘书的不仅有刘放与孙资、王粲与陈琳、弥衡与杨修,还有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和陆逊,足见三国时期秘书官制在辅佐朝政、影响历史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舍生取义"与"死伤勇"——兼论孟子"义"字的含义

在一个假想的伦理困境中,产生了对孟子对待死亡的态度及其"义"字理解的分歧.这一分歧实际上也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所无法避免的.不过,通过细致的分析以及对<孟子>文本的系统解读,我们发现这种分歧只是字面上的矛盾,而矛盾的化解却能发掘孟子学说的时代新意--从职业操守的角度来理解"义".这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的途径.     

试论贾岛的人生道路选择

贾岛的人生有两个核心追求，一是应举，二是苦吟。前人对这两点论述较多，但是把这两点分别同其早年长时间的佛徒生涯放在一起考虑，就会发现这段经历对其应举与苦吟产生的不同影响。一方面，曾多年为僧的贾岛为何久困科场而执着不悔？原因在于诗名成为他新的信仰；另一方面，多年的佛门生活使贾岛可以把一种坚忍的苦行精神转移到诗歌的创作之中，这是苦吟习惯出现的根源。结论：在贾岛的人生历程中，应举是表层的现实追求，苦吟是深层的精神信仰，这两点决定了贾岛由僧还俗、终生苦吟不辍的独特人生道路。     

中唐贤相杨绾墓志发微

为研究杨绾其人,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杨绾墓志》等墓志志文和考释相关文献,对杨绾的为官经历、品行与修养、葬地少陵原、唐代科举存废之争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杨绾墓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位中唐贤相的家族世系、生平宦迹、婚姻、卒葬以及品行修养等方面的情况;杨绾、贾至等提出贡举之弊,主张置孝廉科、力田科等,引发时人在思想观念上趋向以致用之学取士,中唐制科出现向儒学化靠拢的变化;杨绾清廉俭朴、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在朝臣中起到了榜样和导向的作用;墓志中有部分内容与新、旧《唐书》等相关史料记载一致,还有包括杨绾的出生时间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等许多内容能够补传统文献记载之缺, 杨绾兴廉察孝的主张也为解决这一时期中唐科举存废之争问题提供了线索,这些墓志志文多处可与文献互证,对于中唐史事的研究多有裨益。     

科举评价:标准、视野与影响

科举评价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它对近代文官制度的重建、学校教育转型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科举时代的科举评价,需要确立多元评价标准,拓展评价视野,从“科举学”的全新视角,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科举制。     

明代科举宾兴考述

明代科举宾兴是清代科举宾兴的直接发展源头。在明代初年,宾兴礼第一次与乡饮酒礼分离,成为府州县一级的科举送别及庆贺典礼。明代地方科举经费预算为宾兴礼的举行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地方社会中,官府拨款及民间捐款设立的社会公益助考基金首次以＂宾兴＂命名,它们尽管在全国各地尚不普遍,但却为清代科举宾兴的普遍设立提供了最佳借鉴对象。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略述《星轺日记》的史料价值

《星轺日记》系沈炳垣奉命典四川乡试,由京师入蜀,沿途记其见闻撰成。是书记载了沈炳垣由京师出发,经直隶、山西、陕西、四川到成都的道里里程,对途中的先哲圣人祠墓、风景名胜、寺院古迹都有记述,至于各地土地的肥饶、民俗的勤惰、年谷丰凶贵贱也不乏述陈,而对壬子科四川乡试,记载尤为详尽。从另一个侧面,该书也反映出主考官地位之尊和清末官场的一些习气。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科举法与科举制度

从科举法的主要形式与内容出发,认为科举法设计了一套考官之间、考生与考官之间相互监督的制度,具有重视程序建设、相关规定严密而具体,具有可操作性、重视礼在科举制度中的价值,道统与法统相统一、公平性等特点。科举法与科举制度关系十分复杂,它是科举制度的护航者,但在一定情形下也与科举制度的目标相冲突。     

宇宙情怀的衍生——“知人论世”谈金批《西厢记》序文

金圣叹一生致力于文才以追求功名。而时局的变迁,使他追求功名的方式发生了从“科举”到“立言”的变化。这一变化则促成金圣叹在承上启下、沟通文史的过程中形成自觉或不自觉的宇宙情怀。     

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见科举史料

依据新近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载史料,增补新见唐人登科者凡52人,其中进士11人,明经30人,制科8人,武举1人,科目未详2人.增补新发现的唐人登科者25人的佐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