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2010—2021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构建包含23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揭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并通过收敛性分析考察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且区域差异显著,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β收敛趋势。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掘农村发展内在动力以提高乡村振兴水平、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等,从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的测度与评价

基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二者的协同关系,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评价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滞后的耦合阶段、失衡阶段和发展迅速的协调阶段;就区域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耦合协调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驱动的初级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驱动的中级协调状态,西部地区处于乡村旅游驱动的勉强协调状态;经济发展、政府扶持、资源禀赋是影响两大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村人力资本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基于双重异质性视角

本文运用SDM模型及熵值法等方法,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双重视角下,探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从人力资本异质性来看,中、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促进我国的乡村振兴,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从本地扩散到邻近地区,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率更高,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则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直接效应、总效应的促进效率排序为中部>东部>西部,而间接效应促进效率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高级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乡村振兴直接效应在东部与中部显著,而间接效应只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与此相反,无论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初级农村人力资本都抑制了乡村振兴发展,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只在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     

党的引领、区域优势与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基于湖北省“党建引领·活力村庄”的调查研究

党的引领是贯穿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是以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以"区域"作为乡村振兴的调查和研究单位,将"村庄"放在区域视角下审视,提出党的引领与区域优势相融合的乡村振兴路径。乡村振兴中的区域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农民、市场等主体优势,土地、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优势,因靠近城市、经济发达地区、交通枢纽等地区而获得的区位优势。应以党的引领确定乡村振兴的战略地位和主导方向,运用思想引领、组织引领、群众主体、要素融合、特色产业驱动等机制,依托区域优势资源条件,注重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选择最适合的乡村振兴路径。     

面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乡村人力资本投资策略分析

人力资本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重要因素，而乡村人力资本的形成离不开人力资本投资的多样性。从乡村公共教育投资、家庭教育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投资、卫生健康投资、劳动力迁移投资以及“干中学”投资6个条件变量基础上，以乡村振兴发展指数为结果变量，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江苏省24个乡村振兴典型村庄(含社区)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乡村可以通过双轨型、延长型、外吸型和全面型4条路径开发乡村人力资本，促进乡村振兴高水平发展。     

乡村人才:从概念建构到建设路径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但当前实践和理论界尚未就乡村人才的内涵和分类体系形成共识。在乡村振兴语境下,"乡村人才"是一个建立在空间、社会、素质和价值四个属性基础上,包含有三个层次类型的复杂体系。在厘清其内涵和类型的前提下,政府应当尽快建设省级或国家级乡村人才数据库,设计乡村人才精细化管理机制,从而在乡村人才区域性差异的基础上制定乡村人才政策,最大程度发挥乡村人才的作用。     

长三角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机制与路径设计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基于长三角地区2012—2021年41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水平提升1%会引起乡村振兴水平提高0.1%;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效果由强到弱依次为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因此,为推动长三角地区乡村全面振兴,需着重发展数字经济,发挥其高效带动作用;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激发乡村内在发展动力;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人力资本开发，一支文化素质高、多元化、强大的乡村实用人才队伍是乡村发展的有力支撑。要坚持把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首位，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是农业发展的助推器，对推动农民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辽宁省乡村人才队伍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人才体系不完善，发展载体不足等问题。因此，充分发挥政府科学统筹人力资源开发的作用；注重人才分类培养；不断完善乡村人才评价机制，为推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提供解决方案，确保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高校助力解决乡村人力资本“短板”的新进路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才振兴是关键,破解乡村人力资本瓶颈问题,农业高校能发挥独特优势。乡村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随之出现乡村人力资本存量减少、素质整体偏低、结构不合理、引进与回流困难等“短板”。其深层次原因是乡村产业发展带动不够,教育培训开展不到位,优质人力资本外流严重,乡村人力资本环境不佳等。基于此,提出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力资本规模形成;加强教育培训支持,促进乡村人力资本素质提升;推动人才培养创新,弥补乡村人力资本结构性紧缺;助力乡村环境改善,促进乡村人力资本合理流动等建议。     

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的路径

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包含了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城乡教育融合发展,以乡村教育的全面提升促进全面乡村振兴三重内涵。教育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为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奠定了良好的环境、人才与科技基础。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要重塑乡村教育理念、整合乡村教育主体、挖掘乡村禀赋性资源,以乡村教育振兴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农村金融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机遇和巨大的空间。发展生产,提升农村经济水准,增加农民收入,都需要农村金融的强力支持。但农村金融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必须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农村金融的构成,构建科学、合理、分工明确的农村金融格局,以适应农村综合改革的形势;提升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力度,培育新的合作制金融机构,发展和完善涉农保险,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国家和社会”框架下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以江苏省A 县L 镇为例

文章在“国家和农村社会”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农村教育、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以及出现偏差的原因.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项目的形式加大教育投入,县级政府在统筹县域乡村基础教育资金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时出现了偏差,乡村社会遭遇“被调整”加速衰败.导致县级政府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有“被城市化绑架”和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     

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与农村发展

发展和建设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应遵循合作社原则,坚持"姓农"的方向,依法进行内部管理,才会使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健康发展;客观、具体地分析传统农业文化对于农村变革的正、负效应,继承其积极因素,才能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建构适合中国特点的、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具有不同层次的农业文化;新农村建设要通过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生态化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推动农村走上文明发展之路;还必须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农业科技的引进和开发力度,走科技兴农道路;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通过制度创新,组织生活在各地的"村里人"捐资、捐劳,可以有效解决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是新时期城市反哺乡村的有效方式,突出"农"字,建立社区参与制度,乡村旅游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基于ANSYS Workbench的机械手关键部件优化

基于“一户多宅”、宅基地大量闲置、村庄空间布局散乱等现实矛盾,江西省余江区在乡村转型全面加速背景下率先探索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成立了村民理事会组织载体,建立了自愿退出机制,创新累进收费有偿使用制度,同时构建以多元赋权为手段的宅基地利用制度,在激发内生动力、注重平稳推进、坚持多元取向等方面具有重要创新价值。在此基础上,针对性提出扩大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范围、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监督管理能力、构建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探索农村宅基地退地多元利用路径及加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潜在风险防范等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促进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实现更大突破。     

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解决“三农冶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 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和推进路径进行理论辨析,旨在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有效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要通过农业变革,实现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农村现代化的真实内涵则是乡村主体性的维续和乡村新的发展。 在乡村振兴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即以粮食安全为核心、以农户为主体、由农民因地制宜自主选择的多样性道路。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土地流转在新时期的农村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促进农村土地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介绍了土地流转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法律构建不健全;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不健全;在流转过程中政府的干预不当;农地流转后非农化现象严重等。最后结合最新的农村土地政策提出一些建议: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赋予土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属性保证;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在政策的导向作用下进行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的分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