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设计之文化生态阐释

作为人类一项重要的创造性活动和文化的具体生存状态,设计始终贯穿于人的生产、生活当中。文章从文化生态的视角思考当代设计,寻求设计和文化生态的相适共生,旨在在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语境里有更多人来关注中国当代设计的文化生态问题,使其在世界趋同中更具深层的内涵。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多元主体重构研究

破解乡村发展的主体性难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农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有着各自的主体性优势和困境,应在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多重空间范围内重构主体角色分工,形成农民为主体、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发展模式.首先,农民主体地位应确定为生产空间的市场主体、生活空间的自治主体和生态空间的权益主体;其次,政府主导应限定为现代农业体系有效运行的制度环境构建者、乡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供给者、生态环境保护规则制定和执行者;第三,市场参与应界定为现代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推动者、乡村市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治理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的责任者;第四,让社会组织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外部环境的协同塑造者.进而,要通过多举措提高农民自主能动性、全方位提升政府主导效率、多角度探索农商共赢机制、多渠道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建多元主体能动性,真正形成乡村振兴发展合力.     

文化生态与设计的当下思考

人可以改造环境,环境也可以改造人。作为人类一项重要的创造性活动,设计始终贯穿于人的生产、生活当中。从文化生态的视角思考当代设计,旨在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语境里有更多人来关注中国当代设计的文化生态问题,使设计在世界趋同中更具深层的内涵。     

生态批评维度下新时代国产电影的地方想象

地方是生态批评中的重要概念，从地方的视角切入，审视新时代国产电影，可以发现一条从想象的故乡（乡村）到城市地方化的生态路径。有关故乡的电影在怀旧和乡愁的情绪里展现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帮助现代人建立与地方的情感纽带。在乡村向城市过渡的文化地带，电影展现了地方的断裂；而城市作为现代空间的中心，是移民者再栖居的最终场所，电影通过情感共鸣、传递知识和呼唤环境行动三方面，帮助现代人诗意栖居，完成城市的地方化。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乡村生态的现代性寓言—— 解读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 》的生态视野

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将乡村生态这一视野纳入其文学思考的维度，展示了纸房这个西部传统乡村，在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进驻之后，土地资源、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的种种变化。在现代性的语境下，纸房这个乡村的生态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生态）出现了断裂，而且，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社会生态）上也出现了身份错位，人的精神信仰（精神生态）出现了祛魅后的苍白。《纸房》成为当代乡村生态现状的一个现代性寓言。     

视角·辨识·细读——评郭文元著《乡村中国的社会主义想象——20世纪40-70年代小说研究》

<正>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在时间、空间、价值观等方面正在发生着剧烈转变，作为具有反映、想象与建构社会生活功能的新世纪乡土文学书写，与当下乡村社会发展发生着深层的内在联系。新世纪乡土文学中，书写底层、脱贫攻坚、社会小康和“新时代山乡巨变”为主题的作品，在延续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时，也承继着20世纪4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精神。郭文元的专著《乡村中国的社会主义想象——20世纪40-70年代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乡村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语境背景下出现的一部研究成果，该著在“再解读”路径上，论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学想象方式、文本叙事的复杂性，发掘20世纪40-70年代小说乡村书写中有关“社会主义”话语的现代性，对该时期大量作品做了别开生面的论述，将该时段相关小说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价值层面和思想领域，尤其在研究视角、价值辨识、问题意识等层面都具有突出的学术创新性和理论价值，对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认识书写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文学具有突出的启发意义。     

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内在逻辑、现实困境、提升路径

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需要数字化技术支撑，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引擎和持续动力。通过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构建“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为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生活等应用场景赋能，从而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当前，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任重而道远，主要面临着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覆盖尚未实现，乡村数字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乡村信息化人才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今后需要通过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覆盖，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加强乡村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措施，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正义维度:理论透视与现实关怀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其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澄清乡村发展危机的理论实质，不仅对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正义维度。《资本论》从唯物史观视角出发，澄清了资本主义对乡村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持续性掠夺，是导致乡村发展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全球扩张导致城乡对立问题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生产矛盾无节制地复制到世界各地，造成全世界范围内的乡村发展危机。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人类发展历史上化解城乡对立矛盾的原创性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中探索乡村持续发展的伟大创举，全面彰显了全球化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正义维度。     

传媒的霸权与社会责任--兼评《传媒与犯罪》一书

现代传媒业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以互联网为引擎的电子媒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生态。现今人类实际上已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真实的现实世界，一个是虚幻的“媒介世界”。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传媒来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现代传媒的这种霸权，已对目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何恰当评价传媒的社会功能，关注由传媒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最近，杜雄柏教授所著、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传媒与犯罪》一书，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传媒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传…     

生态翻译学观照下鲁迅译介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生态翻译学从生态学的视角阐释翻译现象,依据特定的具体交际语境和交际对象,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考究鲁迅对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活动,指出鲁迅翻译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取材适应了当时中国"救救孩子"的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策略的取向适应了汉语世界儿童的心理特征。     

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城乡融合的媒介社会学研究

基于嵌入-连接视角,探究了作为“中介景观”的媒介空间将城市性和乡村性纳入流动化网络情景之中的过程机制：脱域与再嵌入。借助流动性媒介空间中的交往实践,城乡居民在异质性的生活观念、情感价值、身份认同和地理感知等维度建立起对彼此的想象与认知。媒介空间对距离、认同、价值等不可见价值的描述和阐释,意味着现实语境下作为一种生产力量的城乡多元主体已经全面参与到城乡关系重构、要素聚合与空间关系的“流动化生产”之中。作为承载情景建构和关系再生产的“第三场域”,媒介空间也将为乡土公共性的重建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现代性路径。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美学省思

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具有实用性、社会性、艺术性等特征，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提供了文化基因和美学基础；然而当前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实践却陷入形式主义的审美迷思中，积淀了中华文明价值的乡村秩序、结构和精神开始涣散，润泽传统乡村生命的共同体艺术开始溃败。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应尊重在地资源和文脉，秉持“去艺术化”的美学原则，不应着眼于单纯的形式化的“造物”“造景”，而是以村民为主体，唤醒村民的主体性价值，重构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重塑文明新形态。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建设

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文化的强势语境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下，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文化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展兼收并蓄的文化包容心态，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最终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多重逻辑——以山东省L村的实践为例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遵循,但现阶段农民主体性建设还存在着经济主体性缺失、文化主体性缺失、社会主体性缺失、环境主体性缺失和生活主体性缺失等困境。山东L村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作用,以整体规划与庭院个性化设计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以“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银行”推进乡风建设,以“街长制”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乡村夜话”推进乡村治理,以“孝善敬老饺子宴”创建乡村美好生活,有效调动了村民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的主体性要遵循政治逻辑,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组织动员功能;遵循利益逻辑,着力提升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遵循伦理逻辑,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构建农民主体性中的引导功能;遵循技术逻辑,灵活运用传统和现代治理技术,为实现农民主体性提供有效支撑。     

农民工“融城”心理障碍的消解路径与策略选择——以长沙、株州、湘潭的访谈记录文本为样本的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传统城乡之间的封闭状态逐渐破除，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改革语境下，农民工受城市影响力的牵引而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作为“边缘化”的农民工，其在“融城”过程中的心理必然由相对平衡状态走向失衡状态。文章对前期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尝试以社会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视角”，并结合长沙、株州、湘潭三地的访谈调查记录文本的分析，通过对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这四大向度的概述和“参照群体”理论的相关阐释，对农民工“融城”心理障碍予以分析，并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视角寻求农民工“融城”心理障碍的消解路径和策略。     

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乡村——基于5省10村调研的分析

数字技术为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和工具。本研究基于5省10村的社会调研,从村庄内部的视角出发,呈现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的整体图景,剖析数字技术形塑乡村社会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多重效应。研究发现,外源性的数字技术在嵌入乡村内部系统的过程中,以硬件和软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乡村发展的底层架构和技术基础,并在乡村多元场景中广泛运用,这构成数字乡村建设持续运行的整体图景。乡村内部各要素在与数字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结构性变化,数字技术在不同层次和维度重塑乡村社会的基础秩序和社会生态,农民个体生活、乡村群体结构、乡村产业形态、乡村治理形式、乡村公共性等均发生不同程度的重构。本研究认为,数字乡村的研究、政策与行动应该从技术变革、主体赋能和村庄本位的角度出发,在尊重村庄主体性和保持乡村性的基础上,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调适与融合发展。     

山区乡村产业与生态协同振兴的关键领域及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的振兴,而山区乡村振兴则需依靠产业与生态协同振兴才得以实现.鉴于山区乡村肩负生态环境与(民族)传统文化"双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特殊使命,以及按现阶段山区乡村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多功能发展、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为理论视角,以乡村产业与生态振兴为山区乡村振兴的"两大抓手",稳步推动山区乡村振兴的进程.为此,应以村民全面发展及生活富裕为山区乡村产业与生态协同振兴的目标导向;聚焦推进协同振兴的产业、生态、文化、人才和组织等关键领域;以乡村基层党组织嵌入为引领、以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为立足点、以合理适度利用乡村资源为必要原则、以"生态+"为特色发展模式,推进山区乡村产业与生态的协同振兴.     

农业强国、城乡融合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2022年、2023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第六届、第七届农业社会学论坛分别以“城乡融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出发，直面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小农户与现代大市场、作物特性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生态、粮食安全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民主体性与乡村建设发展、家庭经营与乡土社会底蕴等议题，回应理论与实践呼唤，展现农业社会学的品格、知识与关怀。     

基于提升生态自觉的美丽乡村建设研究

美丽乡村不仅仅是外在美,还要有内在美,而这就需要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农民的生态自觉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生态自觉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会发生质的改变。生态自觉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本质要求,是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绿色化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农村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内在要求。探索有效途径解决美丽乡村建设中出现的生态自觉问题,以生态文明理念指导美丽乡村建设,有效提升生态自觉,才能建设美丽宜居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