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

从属于地球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走过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又演绎出今天的现代全球文明。现代文明的缺陷引起地球共同体终结的危机。因此人类文明需要进入新的发展过程,而走向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需要克服实证科学语言所具有的单一性,以东方占优势的类比思维来弥补西方实证科学逻辑思维的不足。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着相互的关联。西方的逻辑、东方的关联和类比,都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必须。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内涵、价值与路向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新方略。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内涵丰富、理论澄明，旨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环境协同共进、全球生物多样繁荣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维护地球生物多样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全新思考，彰显出其深刻的价值意蕴。只有从基本原则、思维方法和现实路径等方面出发，推动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实践方案，才能更好地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     

新文明观：乡村、城市平等观——乡村文明复兴引领生态文明新时代

从人类文明历史演化的大时空和长周期看,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城市与乡村作为人类文明全部演化信息的携带者,就像阴阳两极构成的太极一样,他们之间是一种不可分离、不可替代、生克制衡的平等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公平性,不仅表现在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两极交替演化的规律,还表现为两极之间生克制衡的平衡关系。农业文明时代是携带着乡村文明信息充分显化时代,也是东方文明鼎盛的时代,近代以来是城市文明信息充分显示的时代,也是西方文明复兴走向世界的时代。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失衡、南方与北方失衡、物质与精神失衡、农业与工业失衡、科技与文化失衡等一系列阴阳失调的危机,都与城市与乡村失衡密切联系。从乡村文明复兴中重构城乡两极文明的新关系,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史必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能够担当起对有巨大惯性的世界城市文明走向进行校正使命的国家是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能是单纯城市文明复兴,只能是在中国乡村文明复兴中,重构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城乡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有大乾坤,乡村文明复兴是事关人类文明的天下大事。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最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一新论断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意蕴的具体内涵。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发展的一般规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与以往旧文明形态的内在关联，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根本区别，从而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科学内涵与未来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价值指向与实践进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蕴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凝结着中华文明的生态智慧，是具有完整理论框架及鲜明理论特质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呈现出“人民、国家、世界”三重价值指向，彰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要求，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生态”需要；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三个“共同体”基本站位，提供了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建立“生态+”长效机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以科技创新赋能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加强全民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养成，凝聚协同共建力量；将建设美丽中国和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有机结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文明观视域中未来共同体的生成进路及其现实启示

未来共同体的生成进路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立足文明发展的多维指向，在辩证把握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关系中深入探究未来共同体生成的主要进路。在文明进步向度上，主张变革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形式关联，重塑两者间的内在关系，超越抑制“自由个性”实现的异化共同体。在文明交往向度上，注重打破个体与共同体间的交往限度，推动两者间的深层互动，生成跨地域和跨文明交往的世界文明共同体。在文明样态向度上，强调消除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断裂，重构个体与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间的一体化关联，构建凸显“类主体”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揭示出马克思文明观视域中未来共同体生成的核心指向及其现实进路，是确立起既存共同体变革方向以及建构新时代共同体文明样态的重要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之路向是以全球性生态空间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策略掺杂生态霸权主义谋划而展现自身的生态叙事合法性的。它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拒斥“资本丛林”成为新的生态文明创造的基本方向。从实践的生态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出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鹄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共同体”逐次展开的新路径。它摒弃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生态主体性,塑造了以总体性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伦理样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空间生产的时代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为其能持续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     

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交往的理性形式。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中有许多重要思想资源,需要加强研究与开发,这是更深度反思的文明对话。对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这些重大文明典籍中的共同文明理念,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这是文明自觉者应负的历史责任。     

库恩范式理论与生态文明

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表明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成的。如今人类文明面临El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文章提出需要用范式来思考和行动,实现一种新范式的转换,这种新范式就是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中,从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到社会及政治构架、技术和重要部门等都要实现不同于工业文明时期的格式塔转换。     

生态文明与生态正义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生态文明内涵着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实现生态正义.     

基层治理精准化:意义、内容与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为例

精准化是在复杂性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也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基层治理精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层治理精准化十分必要也极有可能.就其内容而言,在横向上涵盖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党的建设精细化、经济发展精明化、社会治理精巧化、公共服务精心化、志愿服务精品化、信息系统精密化;在纵向上包括以人为本、法治、科学的价值体系、"一核多元"的组织体系以及各项支撑性制度体系.就其实现路径而言,主要包括7个方面,即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需求导向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抓手、以组织联动为关键、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考核监督为保障、以"互联网+"为载体.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诉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治理天然地包含着民主,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审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法治的完善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保障,最终实现制度正义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制度的现代化。制度正义与否,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论基于人权保障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现代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作为价值基准,以人权保障来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以此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促使乡村和谐秩序形成,促进乡村社会文明发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     

国家文化治理:定位、内涵、特征与路径创新

国家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更多的是一种“软”治理,但却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治理.文化治理的关键在“治”,这不同于过去的“办”文化,也不同于“管”文化.因此,根据文化自身发展规律,选准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促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文化辐射的作用,特别要重视文化产业辐射路径,这是国家文化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标准化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供给研究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元社会管理逐渐向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过渡,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治理手段缺乏、制度供给不足、治理创新难持续等一系列现实挑战。社会治理既需要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又需要能够灵敏回应社会需求的治理工具。在已有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本研究引入并从理论上建构了“标准化治理”这一制度工具,其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化治理强调多元协调机制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标准化治理作为法治的有效补充,能够填补社会治理的制度缺失区域;标准的反馈机制能够敏感及时地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提高治理效能。     

有效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政府理论（续篇）》是在《政府理论》基础上对具有中国特色政府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其理论创新之一就在于明确提出和论证了行政及行政管理、行政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政府治理效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强弱和兴衰,政府治理应该中国化、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道德化。该书的出版,必将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新的理论资源,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升我国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生成与重构:国家治理结构视阈下的居民委员会制度

城市社区设立居民委员会进行居民自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即具有《宪法》的保障,也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结合居民委员会工作实践,不难得出其存在的诸多诟病: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党、政府、社会相关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基层治理结构缺乏科学性等. 因此,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优化中央地方关系,构建多元治理结构,鼓励社区治理创新,便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探索,是一个不断超越、与时俱进的开放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性体现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用和党的宗旨与初心、使命等,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形成过程中还具有合目的性。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目的。这种目的性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和目标指向,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的基本价值准则和根本目的。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合规律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合目的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性,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更为错综复杂,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可以说,当今世界相较于任何一个人类发展阶段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最为复杂的,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新时代,要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及其内在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磅礴力量;坚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价值准则;坚持发展和改革创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效能和效力得到双重提升。     

近年来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建设工作，党中央、国务院高位统筹、多措并举，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建 设硕果累累。全国各地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建设经验为我们提供了积极丰富的实证研究材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各地工作模 式。学界对如何推进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也进行了丰富卓越的探讨和论述，提供了学界智慧，及时对其进行梳理总 结，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