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宋词中“忘却”心理的审美考察

在众多的宋词作品中,以“忘却”的方式传达某种心理感受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忘却”并非真正地对对象产生了实在的陌生感,而是一种情感需要或艺术的处理手段,它最终达到的审美效果便是一种对现实、对过去,对事物、人情的一种超越,精神层面上“积极”的遗忘与生理层面“消极”的遗忘迥然相异,通过这种情感或审美意义上遗忘式超越,人的情感得到暂时的疏解和释放,艺术作品的艺术魅力因此也更加增强.     

“十七年”文学中“小资”的身体改造

“小资”的改造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和客体都需要进行改造.“小资”的改造不仅是思想意识的改造,同时也是身体的改造.对小资“身体”的改造反而使得必须被压制的身体欲望通过某些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释放.作家的“小资”身份除了在直接的“小资”身体改造题材中得到表达外,在一些其它题材如战争题材小说中也同样有表达.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作家们仍然会通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和探讨自我精神世界中的一些困惑.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革命理性与未被改造的“小资”情结之间的搏斗,看到这之中所产生的一种双向流露——既有革命对“小资”的身体改造,又有“小资”的身体对革命潜隐的“反改造”.     

历史剧的“戏说”与历史“诗意”的构成——汤显祖和“雪中芭蕉”的启示

汤显祖《牡丹亭》被改编演出而引发的“沈汤之争”,反映出争论双方美学思想的尖锐冲突.沈璟崇尚戏剧艺术的形式美学及历史剧的“真实”原则,而汤显祖则要打破形式主义束缚,以主观抒情和审美意象突破史实的局限而追求“神似”.这一争论引发我们对历史剧创作中“史实”与“诗意”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历史剧在坚持整体架构符合历史史实的原则下,象征意象的意蕴美与精心虚构生活细节的诗意美,是构成历史“诗意”的两大途径.在历史真实的基石上,意象的选择、“诗意”的浓淡与格调,则决定着历史剧创作不同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最终形成各种流派.在网络时代,历史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一种元素,由此,影视剧创作中的“历史”与“诗意”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新的格局.     

宪政视野下的“风险刑法”反思

“风险刑法”无论在内涵还是表现形态上都迥异于传统刑法,也对其形成一定的冲击与超越.“风险刑法”在风险治理上的优势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但是“风险刑法”也须以宪政为基础,从宪政维度反思其负面影响是必要的警醒,从宪政视野解读其发展取向是未来的期许.风险刑事立法的谦抑、风险刑事司法的克制、宪法性法益概念的引入和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是“风险刑法”基本发展取向,其将使得“风险刑法”的安全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之间的张力得到一定的缓解.     

阿兰·巴迪欧“非美学”的基本特征及其超越性

在西方美学界跌入传统美学困境和陷入“反美学”迷惘中时,巴迪欧适时地提出了“非美学”方案.与传统的教诲式、浪漫式和古典式的美学方案不同,“非美学”方案强调艺术对于哲学的独立性,主张艺术是真理的生产者,反对传统的美学思辨,倡导在具有独立性的艺术作品中探寻“内哲学效应”.在真理与艺术的关系上,“非美学”方案兼具真理的“内在性”和“独特性”,而其他方案各有偏失,这体现了“非美学”的超越性.     

再造“太极图”——重构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一点设想

现今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建设面临着和宋明理学兴起前夜几乎同样的时代语境、时代课题,由此,一种既顺应时代潮流,又坚持中国文化本色的中国哲学全新理论体系的开出成为当务之急.这种全新理论体系不仅首先要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方法论给予重新反思,使“直觉式”方法与“工具式”方法在中国哲学中均予以确立,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即工夫即本体地最终使一种以“身”为本而非以“思”为本,体用并重、道体与器用兼综的中国本体论的理论图式得以生动展示.我们相信,惟有这一新“太极图”图式的真正推出,才能使中国哲学理论以一种“返本开新”的方式,在昂首走向现代世界的同时,真正实现向自己古老的而又充满活力的传统的历史回归.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我们”

强调集体主义,认同“我们”的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鲜明特色.“我们”成为革命文学惯常的叙事主语.从最初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真诚信仰,到底层民众自我阶级意识与反抗的觉醒,再到革命党以“唯我们独尊”的姿态掌控文坛,“我们”的叙事可谓历经波折.总体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表述“我们”作为阶级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为使命,但在“我们”的汇流中,理性的认同越发呈现出非理性化的态势.“我们”的叙事,最终演变为对政党政治的绝对服从.“我们”的文学史,尽管充满集体主义的激情,但作为改造思想、服务革命斗争的工具,“我们”的文学也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历史缺憾.     

广西“十一五”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分析

文章从中职教育、高职教育发展,以及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的情况,通过大量的数据展示了广西职业教育取得的成就.广西在“十一五”期间,特别是通过3年的职业教育攻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办学质量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作了中肯地分析,肯定了广西职业教育的成绩,同时指出不足,特别是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     

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之“库伦”考

内蒙古库伦旗是清代漠南蒙古地区惟一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喇嘛旗.自库伦旗建旗以来,曾有“曼殊室利库伦”、“锡勒图库伦”、“小库伦”之称.而学界与民间一直对库伦旗别称含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从库伦旗历史演变及文化史实入手,经过仔细的考证和研究,得出库伦旗的“库伦”之称应为“寺院”或“寺庙”之意.     

论卢照邻诗文创作的"骚怨"精神

卢照邻现存诗文中 ,始终充溢着忧愁悲苦的孤独寂寞之气 ,这是由于创作主体的“骚怨”精神决定的。从其作品 ,主要是思乡及赠答诗文来阐释其“骚怨”创作精神的具体物化形式 ,揭示卢照邻诗文创作“骚怨”的特点及原因。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卢照邻是唐代第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用“骚怨”精神进行创作的诗人 ,开其后的柳宗元、李贺等用“骚怨”精神创作的先河     

"追体验"的解读——徐复观美学思想的思维理路探索

“追体验”的思维理路是徐复观美学思想的特色,他的这一问学方式源于他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现实困境的面对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独有觉解。因此,徐复观在解读古圣先贤的思想时透出生命的意蕴。徐复观的这一诠释方式不同于西方文论中的作者中心论、本文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     

上博简《邦风》"其声善"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云:《邦风》“其声善”。“其声善”是对宗周“典乐”演礼流程的特征性总结。《邦风》以兴言礼义,以乐奏象礼,歌于君臣燕飨“典乐”,弦于乡人举贤序齿,“文而谲谏”,“广乐成教”,是获得上下认同的有效政治途径,广泛切实地履行宗周“典乐”温柔敦厚的《诗》教使命。     

张岱年论中国哲学中的"理"思想

"理"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概念,产生于先秦时期,经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宋元明清时期的理学思想。张岱年十分重视对"理"概念的研究,在早期即有专门研究"理"思想的文章,在后期的著作中也多次对"理"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揭示了"理"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为人们准确地把握"理"概念的多重含义、更好地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质创造了可能。     

面对左翼:梁实秋文学批评的演变

梁实秋在美国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之后,就以古典主义批评来清算五四文学"浪漫的混乱",并由此而把对浪漫主义的批评转换成对革命文学的批评。梁实秋批评策略的调整使他逐渐地认同五四新文学传统,但他在终极的文学理论上没有放弃古典主义立场。梁实秋在肯定现实主义的同时又张扬古典主义,这使他在理论上陷入一种矛盾境地。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时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论骆宾基小说《乡亲——康天刚》的悲剧精神

《乡亲———康天刚》所体现的生命意志实际上就是悲剧精神,其核心就是一种抗争精神,一种个人抗击自然、社会、人生命运的精神。这种抗争,就个人而言,表现为生命意志过程;就民族而言,它是一个民族走向自立自强的精神基础。     

“中性”:人生执着与难耐的平衡——顾维钧立人立业准则解析

顾维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际政治家和外交家,其在民国政象剧变的大舞台上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中性"或"超然"的政治形象,或游离于"党派"之外,或介于"有党"与"无党"之间,实际上他在政治理念上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与冲突在顾维钧身上留下了双向的时代印痕,两套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同时并存于一体,其思想、信仰、个性扑朔迷离,难以把握。     

论《河湾》中萨林姆的双重角色

V·S·奈保尔《河湾》中的萨林姆既充当故事的主人公和叙述者,既参与情节的发展,并独立于故事之外,本文对双重角色加以论述。     

由《性命古训辨证》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处在"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时期的傅斯年,既继承传统学术中积极的一面,又汲取"西洋学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及其同时代人治学思想中优长之处,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性命古训辨证》为傅氏代表作之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是其特色,是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