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永对杜甫的接受

清代谭献曾说"耆卿正锋,以当杜诗",这一说法如果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似乎有失偏颇;但如果仅从某些侧面来看,二人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与杜甫相比,柳永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这主要表现在:柳永的诗词与杜诗一样有记录历史的传统,在歌咏太平景象、记录下层妇女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柳词和杜诗中的女性题材都反映了男女平等思想,但柳词中的这种思想更加深刻和全面;柳词在艺术技巧方面与杜诗有许多相通之处.     

传播学视域中的柳词传播

柳词在北宋广为传播,引起人们的普遍喜爱和认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柳词传播是一种新的审美时尚;二是柳词声、色、才、情相结合的传播形式,与其内容的丰富性、娱乐性及其以俗为美的审美情趣,迎合了市民消费者的欣赏心理和欣赏习惯;三是柳词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向互动,扩大了媒介的影响力。其中上层阶级对柳词传播的逆接受与政治影响和歌妓对柳词的倾情追捧,从不同方向形成了对柳词传播的助推效应。     

清代杜诗批评的新变——以翁方纲为中心

翁方纲是清代重要的杜诗学家,又是乾嘉年间"四大书家"之一。他深谙诗歌和书法艺术的相通之理,在书学视域下观照杜甫诗歌,首次大量借鉴书学术语批评杜诗:以自然天成、质厚古朴论杜诗的艺术风格;以向背、虚实等论杜诗的章法结构;以圆笔、勒笔、提空之笔等论杜诗的艺术技巧。这种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于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出乾嘉年间杜诗学与书学交融的新特色。     

梁启超、胡适与杜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和胡适是杜诗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以现代的学术眼光、文学观念、审美情趣来观照杜诗,从不同的角度突破了传统杜诗学的研究框架,开启了杜诗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之路。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的杜诗学宗旨的确立;二是新的杜诗评价标准体系的建构;三是新的学术原则、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引进。     

苏轼对柳永词之态度新论

不少评论家把柳永和苏轼分别看做“婉约派”和“豪放派”两个对立词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苏轼很不满意格调日趋卑下的婉约词,而不少柳词正是格调不高、“浅近卑俗”,因此,苏轼就应被视为起来对抗柳词的健将。这些评论家的依据,是历代词话、诗话、笔记里的记载。其实,这些古代词话之类中的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它们的作者的创作态度并不太严谨,以致经常出现张冠李戴或颠倒黑白的情况。如果只依这些不太可靠的二手资料,推断苏轼贬抑柳词,说服力并不强;但如果只根据苏轼本人的著作来判定他对柳词的态度,就看不出他有鄙薄柳词的意思。苏轼所谓词的“柳七郎风味”,其实并没有包含柳永词格调鄙俗这层意思。     

柳词与民间词的区别及影响

学术界在批评柳词与民间词时,都以"俗"字来概括。这一概括是不确切的。柳词与民间词在铺叙手法、写景状物、警策语创作上有所区别。雅与俗的评判是相对的,柳词相对于民间俗词,属于雅词的范畴。柳词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市民阶层提高了对文人词的认同度,促使文人的小部分词作开始符合市民审美观,也很可能使部分民间词的风格趋同于文人词。柳词的广泛传播,打破了词原有的传播秩序,柳词成为了连接市民俗文化圈与士大夫雅文化圈的一座桥梁,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柳永词在北宋的广为传播,有赖于新的传播环境的形成和传播者群体的出现。由于柳词本身具有雅俗不同的特质,使得柳词的传播效果和反馈评价呈现出复杂性。     

圣化杜诗的解构及其影响——论王夫之评杜

杜甫在生前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名声并不大,中唐以后名声渐高,其人被尊为"诗圣",其诗或赞为"诗史",或誉为"集大成",这就是杜诗的圣化;与此同时,有一些学者和文人对杜诗开始有了一些批评,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通过选诗和评诗对杜诗加以剖析,刀刀见血,堂堂屹立的被圣化的杜诗似乎呈摇摇欲坠之态,给人们看杜诗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招致许多非议;遗憾的是,王夫之评杜的影响仍被低估.     

钱钟书的杜甫研究及杜诗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钱钟书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古代诗人中,他对杜甫评价最高.杜诗对钱钟书的人格、气质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钱钟书的杜甫研究主要包括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杜诗与宋诗的关系、杜诗的境界、杜诗的创新精神、杜诗的影响等方面.杜诗对钱钟书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对杜诗的化用、对杜诗句式的模仿、对杜诗意象的借鉴、对杜甫忧国忧民精神的继承等方面.     

集杜诗摭析

集杜诗是一种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文学史上持续不断的集杜诗,不仅说明后世文人对杜甫人格、思想的敬仰,对杜诗艺术成就的期羡,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集杜诗携带着杜诗的基因,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学根茎上生发出新的审美特质,表现为杜诗主题的拓展,杜诗风格的突破及艺术技巧的创新。研究集杜诗不但对杜诗学的建构必不可少,也可为研究中华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