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论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发展是沿着两条线索:一是在理论层次上,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派等流派;二是在实践层次上,儒学被武士、町人等一般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后者是理解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发展的关键。江户时代,儒学在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与国学和洋学的冲突和矛盾,德川幕府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获得了经验性的启发,利用儒学巩固自己的统治,再利用洋学中新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使儒学和洋学在冲突中发展。     

日本“江户锁国论”质疑

“江户锁国论”在日本史学界流传已久 ,然而这种表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江户幕府“锁国”的目标仅仅在于铲除危害其统治的天主教信仰。关于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是“锁国体制”下全面抵制西洋文化的重要一环的说法也是一种误解。历史事实是 ,在江户时代 ,除与天主教有关的汉译西书 4 8种之外 ,有关西方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 ,从而促发了日本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兰学运动。江户时代 ,除抵制天主教之外 ,不但没有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而且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江户锁国论”的传统认识影响了人们对江户时代整体评价的客观性     

从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看“南京”、“南京话”问题

以日本汉语教育史为依据推断出南京官话的地位在清朝晚期才被北京话取代的说法,值得怀疑。这一说法主要是源于三个误解:首先,在江户时代,日本教的汉语(唐话)只有南京官话一种;其次,把江户时代所谓的"南京"当做现在所说的南京;第三,19世纪后期(清朝晚期),日本朝野的汉语教学几乎同时由南京话教育转变为北京话教育。根据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来看,从江户时代一直到明治时代初期在教了"南京话"、"南京官话"之后日本汉语教学转换为北京话教育,是事实,但是并不能据此证实南京官话在清代占有标准地位,一直到清朝晚期才被北京音取代的说法是正确的。     

试论中国书院文化对日本私学教育的影响——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日本“咸宜园”为例

中国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朵奇葩。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中国的书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在明清之际传入日本,尤其是《白鹿洞书院学规》对日本私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日本私塾咸宜园是江户时代最大的汉学塾,虽然它不具备书院祭祀、藏书等功能,但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无论是中国的书院还是日本的私塾都实行开放政策,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注重知识教育和德育教育相结合,并且积极鼓励学生通过刻苦钻研学问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     

中国典籍在日本之发展——和刻本溯源

所谓“和刻本”(Japanese E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s)即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是江户时代(1603—1866)大批翻刻的中国汉文书籍而言,与日本所谓“汉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汉学泛指中国的儒学和经典,与由荷兰输入的“洋学”之称作“兰学”,日本的“国学”有别。江户时代,国学不如汉学普及,就出版而言,汉籍较日本国学之发行为多,很难鉴别版本之     

伊藤仁斋与日本《诗经》学的转向

伊藤仁斋在日本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对于《诗经》学,他以其极富革新意义的独特理解,提出"《诗》道性情说"和"《诗》无定义说",标志着日本《诗经》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并且这两大理论直接改变了江户初期(庆长至元禄)以来祖述《朱传》的《诗》学走向,开启了江户中期(元禄至宽政)《诗》学研究多元化的崭新局面。     

日本近代科技人才的产生及其作用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出了本国所需的科学技术人才。本文试就他们的产生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贡献作一些探讨。 一 日本民族具有善于吸取外国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在古代,它曾系统地学习和接受中国文化,将其移植于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在“锁国”条件下,日本人通过荷兰语接受西方文化,被称为“兰学”。至十九世纪,随着英、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便主要以英语接受西方文化,被称为“洋学”。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

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然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但却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贱视清朝,主要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较弱,并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对华观,也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日本近世儒学流派

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兴起并成为官方之学,与此同时,各种学术思想剧烈碰撞形成了各儒学流派。《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朱子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作,在当时尊儒读经风气的影响下,受到了日本朱子学派及其他学派的关注,并对其进行讲解与研读,留下了与《揭示》相关的著述达50余种。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出,各个学派对《揭示》内容的解读呈现出不同的学派特色。朱子学派强调五教为知,修身、处世、接物为行,注重先知后行;阳明学派强调知行合一,五教不分体用;而考证学派则聚焦于朱子制定《揭示》的背景及其内容出处的考察;其他民间学者以及儒学爱好者在江户幕府末期社会动荡的环境下,深感作为一名学者的责任与担当,将《揭示》应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指导思想中。在日本各派学者的努力下,《揭示》渗透到日本各个阶层,对日本的社会、教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披难而经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对清朝的热心救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更是"锁国"时期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甚至影响了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当地儒者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笔谈的记录,这些儒者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怀有一种既尊崇又鄙夷的矛盾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身身份界定和本国意识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日本的“国粹主义”哲学思潮演变路径探悉

"国粹主义"词语的使用,虽然是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流行,但其思潮的萌芽要追溯到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和他的师长贺茂真渊,甚至更早。贺茂真渊以及他的弟子,特别推崇日本的固有精神,初步确立了日本民族国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开始萌芽。江户时代以后日本进入明治时代,日本实施了"脱亚入欧"政策,全面实行西化,在明治维新前期就掀起了一场文明开化运动,于是,反对盲目欧化的"国粹派"出现,明治二十年代以后,"国粹主义"抵抗当时日本的全盘西化,抵御西方价值观、人生观的侵蚀,保持日本应有"国粹"的"国粹主义"思想的哲学思潮,逐渐成为当时日本的主流哲学思潮之一,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国粹主义"成为其自身演化的关节点,而当今社会,"国粹主义"又演化成为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理论依据。     

流变与书写:日本文学对“朱买臣故事”的受容研究

奈良、平安时期物语文学是"朱买臣故事"日本受容与改编的萌芽期,室町、江户时代是逐渐向画坛与文坛扩散的兴盛期,明治时代与二宫金次郎"负薪读书"故事的融合是其新生期。本文试以"朱买臣故事"为典型个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变异学研究为理论依据,厘清日本古代文学对"朱买臣故事"受容的历史镜像与流变脉络,析解该故事在日本历史存在和客观实在背景下师承与受容、改编与创新的异质化现象,探究文学质素跨疆域、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逻辑规则和内在规律。     

铃木正三“职分”思想在日本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历史作用

江户时代是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在这个时期,除了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以及"割据性"的封建幕藩体制的双重影响外,佛教思想对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思想中的"方便权智"观念不但在佛教的世俗化过程中具有极其显著的现实功能,而且对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日本僧人铃木正三的"任何职业皆为佛行"的职分论思想是其表现之一."职分"思想为江户末期商人的经济行为重新进行身份诠释提供了理据,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发展.     

东亚儒学视域下的古学派之仁礼观探析

朱子学于13世纪东传日本,掀起日本学界对中国儒家经典的批判解读热潮,并在江户时代达到极盛。古学派的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作为反朱子学的先锋,是儒学日本化的重要推手。本文立足东亚儒学视角,从日本朱子学入手,进入江户时期古学派的仁礼观学术系统,并分析其对孔孟思想的背离和反转。古学派以回溯古典为研究手段,主张回到孔子时代乃至六经时代的语言脉络,然因过于强调礼仪对于社会的教化作用,乃至于以此为德、以此为道,礼的精神性超越义涵完全丧失。在工夫论亦指向遵从礼制,实与孔子"为仁由己"、孟子"仁内义内"的道德内求路线于本质上相异。     

孙中山对待儒家思想之态度论析

孙中山早年在构建他的"革命学"时期,就自觉地从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晚年的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顺应国际国内的社会思潮,大张旗鼓地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试图在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之间寻求其契合点。     

日本人中国观的一次转换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处于“四海之师”的先进地位，因此日本人艳羡不已，形成了以“慕华”为特征的中国观、江户以后，随着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日本人在不断认识自已、审视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传统认识，不仅把学习目标由中国转向西方，而且产生了“蔑华”情绪。日本人对华态度的转变虽极一度损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但也给人以重要启示。     

桥本宗吉与大阪兰学的发展

18世纪初,日本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仅长崎与荷兰人、中国人有贸易往来。在与荷兰人的接触中,日本以荷兰语为媒介,吸收欧洲文化,称为"兰学"。"兰学"的具体内容为荷兰语学、医学和本草学、天文地理学、兵学以及人文科学等方面的学问。当时,长崎、江户（东京）、京都、大阪等都市成为兰学兴盛之地、而大阪兰学的兴盛则比上述其他都市要晚一些,但有其明显的特点。本文仅就大阪兰学的鼻祖──桥本宗吉的生平业绩来考察大阪兰学发展的一个断面。桥本宗吉与兰学的因缘桥本宗吉（1763～1836）,幼名直政,名郑,字伯敏,通称宗吉,号云斋。…     

水浒题材的浮世绘及其变革

《水浒传》是日本江户时期传播最广的中国小说,有最多浮世绘作品。作为平民的版画,浮世绘推动“水浒热”从文化精英走向平民阶层,也因深入水浒的世界发生了变革。梳理日本江户时期《水浒传》的11部绘本、近1600幅插图和锦绘,可见水浒题材的浮世绘历近百年发展,在视觉转化上采用了日本文学常用的“翻案”手法,以模仿、替换、省略和增益等策略对中国插图进行技术性的改编。水浒题材的浮世绘奠定了“武者绘”的典范,创新中日文化传统融合的路径,塑造符合江户平民价值的英雄。水浒的题材和浮世绘的变革体现了文学和艺术深层联动。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公元5世纪,中国的儒学就传到了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儒家的影响在日本越来越深化,日本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用"忠"来代替。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儒学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儒学成为日本青年的知识教养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来源。江户时代,儒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儒教的主题不但与近世日本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它更影响到日本的近代化。当代日本,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存在,但也有许多日本人在研究儒学,并且儒学的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积淀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     

浅议中国传统教学中的“向书本学”－从“教”字结构说起

"教"字以爻为主要构件透晰出中国传统教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即是"向书本学".这种"向书本学"的倾向既有其进步意义,又不可避免地给人的发展尤其是今天的人的发展带来了危害.我们今天的教育必须挣脱"唯书"的羁绊,更多地向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