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入华西域胡人家族的汉化轨迹——唐《戎进墓志》《戎谅墓志》续解

本文在笔者发表的前文基础上,以新出土之唐戎进子《戎谅墓志》为主,对戎氏家族汉化之轨迹作进一步的探索。从《戎谅墓志》改其族籍贯"上源西域人"为"恒州灵寿人"为切入点,分析志文所记戎谅如何研习传统汉族典籍,并实践汉族儒家忠孝思想;有淡泊仕途,高尚不仕之志趣。志文再也未提及他及其父辈崇信佛教事,俨然为一汉族士大夫。这一切内容生动具体地勾画出原为西域胡人戎氏一族的汉化轨迹。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新解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隶属雅舞之庙祭乐,为成王朝的史官、乐官及鲁公为祭祀周公而作。"琴舞"之称与祭祀周公时为季夏、古乐八音与四时八风的对应密切相关。禘祭大乐由"降神"和"正乐"两部分组成,庙祭乐舞"迎神"所奏曲、辞皆同,以及"九成"乐章声调系统的具体应用,为正确解读《周公之琴舞》前后两部分内容提供了文献依据。"降神""皆不过金奏升歌一二节",则说明了"元纳启"四句歌辞的完整性,该部分出现的"琴舞九絉"是指配合大祝、鲁公及众助祭者九献之礼所作的九成乐曲演奏,词同"升歌"。"正乐"部分的"九启""九乱"亦合而为"琴舞九絉",其所对应者为祭祀人鬼所特具的《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文选》李善注考异拾遗三则

高步瀛先生谓《文选》李善注"一厄于五臣之代篡,再厄于冯光震之攻摘,三厄于六臣本之窜乱,四厄于尤袤诸本之改窜。……使其精神面目皆已失真"(《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李善《文选》注引书种类繁多,所引或仅取其大意,而不拘于与原书字句相符,加之后世改窜,疏漏在所难免。后世学者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文选考异》,     

孟子思想对汉赋的影响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首列儒家,并指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之一.作为儒士,孟子强烈要求"尚志"(《孟子·尽心上》,下引孟子语皆出自《孟子》)、任道,确立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格(《公孙丑上》),并以此来担当重建以仁政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使命.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其抗礼王侯、批判时君上.《孟子》首篇《梁惠王》已相当集中地反映了作为道与德的使者的孟子与作为势与位的化身的梁惠王等君王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孟子干说时君,亟亟以仁义为归,其中主要内容之     

李清照词研究新的里程碑——《漱玉词全璧》读后

<正>"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明人杨慎于《词品》中的品评道出了李清照在宋词人中的地位。李清照流传于世的诗词"篇秩无多,故不能不宝而存之"(《四库总目提要》),其作品集在宋元两代有留存,但《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书录所载书名、卷数、阕数多不一致,至明代原本失传。自明以降,迄于今日,所出版之李清照作品不可谓少,然而不仅无统一阕数,词调也不尽相同,甚或差距极大。造成此情况之根源在无原宋本为依据,后编者又对李清照及其存疑词考辨不详。刘瑜、徐洪佩辑著《漱玉词全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9月,全二册,下称《全璧》)的撰写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而其成果,必然也会极大解决此一基础问题并推进之。     

《清史稿·艺文志》误收书一例

《清史稿·艺文志》一改明前正史艺文志收录历代著述的体例,"茲仿明史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卷一二〇)。其史部地理类外志之属著录"《越史略》三卷不著撰人氏名"。《越史略》是现存最古老的越南历史典籍之     

“同仇敌忾”释义辨误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将"同仇乱忾"解释为,"全体一致地仇恨敌人".(P1366在"敌忾"条中将"敌忾"解释为"抵抗所愤恨的敌人","敌"释为"抵抗",举例是"同仇敌忾"(P292).     

关于《楚辞&#183;大招》的几个问题

《大招》所招之人应是一位王侯,这位王侯既不是楚怀王,也不是楚襄王,而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所招之魂不是亡灵,而是刘安的生魂;《大招》的作者是汉代人;《大招》是本为楚人而又是淮南王刘安所赏识的宾客伍被为劝诫淮南王刘安所作。因《大招》是为招生魂而作,所以才冠以“大”字。     

人的发现与失落——再论孔子的人生观

<正> 大凡研究孔子人生观的人,总不免会遇到这样一个令人困惑不解而又不能不解的问题,即孔子一方面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日》),教人乐天知命、"无可无不可")《微子》),似是一位"宿命论"者;而另方面,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微子》),奉行入世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又俨然是一个"非命论"者.对此现象应作何理解?笔者认为,以往研究者的阐释以及基于此而展开的     

《宋史·王柏传》勘误

王柏,朱子嫡传,《宋史》有传。然《宋史》本传中有关王柏学术见解及著述的记载却多与史实不符,今略作考辨。1.《王柏传》载其论《书》曰"大禹得《洛书》而列九畴,箕子得九畴而传《洪范》。范围之数,不期而暗合。《洪范》者,经传之宗祖乎!"(《宋史》卷四三八《王柏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2981页)按:危素《王柏补传》与《宋史·王柏传》相校,仅多数     

《文赋》二题

陆机是形式主义者吗?陆机《文赋》以大量的篇幅讲创作的过程与技巧,思想内容方面似乎讲得少一点,于是后人往往指责他有形式主义的倾向.首先提出这种批评的是刘勰,他指责《文赋》"巧而碎乱","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文心雕龙·序志》),这就是说,陆机只是零零碎碎地讲了许多艺术技巧,却没有根据儒家先哲的理论讲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因此对后人没有什么好处.刘勰此说影响极大,至今     

汉代典客、大行、鸿胪递嬗与朝会司仪

汉代典客、大行、鸿胪之递嬗,过去因臣瓒、颜师古等人关于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已改典客为大鸿胪之说而导致混乱,其说与西汉一代实际任职者情况不符,可以否定。《史记.景帝本纪》和《汉书.百官公卿表》关于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改典客为大行,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大行为大鸿胪的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汉简《朝律》的发现可以证明汉七年朝会中的"大行"为"典客"之属官,他们分工合作为朝会司仪。他们负责陈设的"九宾",由西汉前期的"诸侯"、"群臣"二元组合至西汉后期以后发展为"王侯"、"百官"和"匈奴侍子"为代表的外宾的三元组合,但他们又均被纳入汉朝的百官秩次等级体系之中,从这个角度而言,汉代九宾体系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一元性的——以汉官秩次等级为轴心的新的"九宾"体系。     

《欧阳修诗编年笺注》补正(二)

正3.卷二《吊黄学士三首》(其一):"世德无双誉,诗豪第一评。"注云:"‘世德’二句:黄先生人品高尚,诗歌豪俊,道德文章,天下第一。世德:祖上及本人均有美德的人。《文选·陆机〈文赋〉》:‘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第179页)《笺注》注解典故较详,而此处恰恰遗漏了比较重要     

孔子·屈原·司马迁——他们奠定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优秀传统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最后一段,有这样几句话: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辶)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屈原列传》最后一段,司马迁又写了这样几名话:     

《九歌》应是九篇

《九歌》既为“九”“歌”,何故是十一篇呢?这个问题历来令人感到费解而不易辩清。要搞清这个问题,先得解决“九”的概念及其在《九歌》中的含义。“九”,这是中国古代颇具神秘性的一个数字。清代学者汪中对“九”曾撰写过专文,曰:《释三九》,文章中专门论述了“九”的性质与功用,特别指出了“九”的特性——具有虚指多数的功能:“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应该肯定,汪中的论述是正确的,他道出了中国古代在数字运用上的习惯及特点。确     

《周易》卦爻辞“利涉大川”析

“利涉大川”是《周易》卦爻辞中的常用语，它在《需》、铜人》、《蛊》、《大畜》、《益》、《涣》、仲手》卦的卦辞与《颐》卦上九交辞、《未济｝）卦六三交辞中出现，共九处；《谦》卦初六交辞的“用沙大川，吉”，取智与“利涉大川”亦同。而《讼》卦辞“不利涉大川”及颁协六五交辞“不可涉大川”这二则反面训诫之语，则与“利沙大川”形成对照。“利涉大川”在“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上传》）的卦爻辞中于不同的“卦时”“变位”多次出现，其取象设备的象征意蕴、具体内涵及其所体现的哲理启示，值得深入探析。一、“利沙大川”的…     

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变迁(下)(从戊戌到五四时期)

四1903年,伴随着拒俄运动的发生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发表,中国资产阶级两派开始明显分化,而革命派启蒙主义文学高潮也开始形成.其实践目的仍不外是改造由宗法封建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国民心理奴性:欲革命则"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邹容《革命军》),"高撞自由钟,树起独立旗,革除奴隶性,抖擞英雄姿"(秋瑾《读警钟感赋》).因为"中国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革命军》),其间中国人"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     

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言周幽王被杀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是为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随后,晋文侯立周平王于京师,立三年乃东徙于成周。按照此段文字之语法关系与语序,"周亡王九年"应理解作攜王被晋文侯杀后,周王朝乃有九年无王,而周平王是在无王九年后方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在攜王立前平王已以太子身份先立,并被称为"天王"。攜王被立后,出现"周二王并立"局面。可见《系年》实际是不承认攜王在位时平王先已被立为王,而《纪年》则强调平王之太子与"天王"身份。二者所以发生差别的原因,应是缘于各自所本记述此段史实的史官之立场与史观之不同。依照《系年》,周平王被晋文侯拥立时间与史载晋文侯及与晋文侯共同辅佐平王的郑武公等人的生存年代有悖,《系年》所云攜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很可能是晋文侯二十一年之误,与一说古本《纪年》自殇叔四年(即周幽王元年)后以晋纪年合。     

五原吕布及其诛董卓探讨

具有"飞将"之称的吕布,据《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其祖籍就在古地名为"高阙"(今五原县西北、阴山山脉至此中断,成一缺口,望若门阙,故名)东南,汉史称为"北河"(约当今乌加河,亦作五加河)所流经的五原地区。其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就在他能顺应当时"百姓",包括"士女"、"士卒"、"士庶"、"夷狄"等各族人民群众的要求,诛戮了恶贯满盈,祸及天下的董卓,一举结束了关东豪族及各州郡讨伐董卓的大混战,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北和东南地区的统一与经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