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网络互动的性别差异：从“原型”到“表现”

关于赛博空间中性别模糊化和民主化的宣称并不合适。网络互动过程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和传统社会的性别权力结构。两性具有不同的在线行为风格和沟通道德规范。男性仍然主导着互动的话语风格、参与数量以及话题；而女性被边缘化，并时常受到歧视性偏见。互联网媒介本身仍然提供了机会，使女性可以在“原型”化的性别模式之外有更复杂的行为表现。     

浅谈英语在“性别”方面的差异

〕英语在语言中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即我们常说的“性”、“数”、“格”三大特点中的“性”。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名词、代词中阴性和阳性的明显区分及其他一些方面。本文不仅探究语言中的这种差别，也探究其社会影响和社会意义     

全面认识套语的二重性与套语化、去套语化机制

套语在语言系统中具有特殊地位。在分歧认识基础上，对套语开展全面研究，应该从多个维度认识其二重性，并建立套语化、去套语化概念，分别探讨动因与机制。套语具有“语域性与普遍性”“典范性与刻板性”“定型性与能产性”“传承性与时代性”“互文性与仿效性”。套语化由典范性引发，以趋同心理、顺应心理为动因，在隐喻、互文、模因机制作用下演化传承。去套语化由对“刻板性”“仿效性”的负面感受引发，以克服语用惯性、语用惰性的求新心理为动因，利用基于相关性的转喻机制和基于互文性的创新机制，体现出语言系统自组织过程中对能产性和创造性的维护。     

家庭与职业的双重时间：境外中国女性学者生命历程研究

在“时间与移民”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对境外中国女性学者的质性研究,本文从“家庭时间（性）”与“职业时间（性）”双重时间维度探讨其在跨境流动中所经历的与性别相关的时间约束和支持,并考察这些时间力量和时间性如何交织并作用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体验。研究表明,女性学者所处的跨境学术流动体系以及相关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期待带来了一系列性别化障碍,进而生成和塑造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家庭与职业领域的特定时间困境和冲突,影响其生命历程进阶。同时,文章指出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跨境语境下也受到一系列性别化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能动地调试和改造自身的时间处境与时间体验,以更好地实现职业与家庭的协调和相对均衡发展。由此,本文进一步推动移民研究的“时间转向”,将时间（性）视角引入学术移民和学术流动研究,考察女性流动学者独特的性别化时间体验,挖掘跨境学术流动体系内部潜在的性别化因素及其不平等权力关系,在理论和实证上促进移民研究领域的发展。     

性由行定-《夜色温柔》中性别错乱初探

发表于1934年的《夜色温柔》是菲茨杰拉德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本文以朱迪思．巴特勒在其著名的《性别困扰》一书中所提出的性表现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以“英雄式人物”迪克·戴弗尔和“新女性”巴比．沃伦为代表的小说人物所遭遇的性别错乱,并指出迪克行为的不连续性证明了J·巴特勒性表现理论中性别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而巴比是证明J·巴特勒性表现理论中性别与生理分离的又一极好例子。最后指出虽然菲茨杰拉德对小说中人物的性别错乱持模糊态度,但运用J·巴特勒的性表现理论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     

社会化新论

“社会化就是社会使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能够适应一定的社会文化,参与社会生活,履行一定角色行为的社会人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的接触与互动,逐渐地认识自我,并获得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刘献君、谢圣明:《社会学》第72页,科技文献出版社)这是目前国内社会学文献对“社会化”这一概念较为普遍也较为一致的定义。尽管有些文献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基本含义还是一致的。     

隐喻化，象似性和任意性

隐喻化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手段，也是人类语言进化的一种方式，隐喻化的结果体现在语言 不同层面的象似性中，但象似性丰富了语言的理据却又模糊了语言的任意性，因此分析和研究语言的象似性 比坚持语言的任意性更有实际意义。     

县域公共权力运行的超内卷化风险及悖论性矛盾纾解

县域政治稳定是确保国泰民安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应力点”。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社会变局的加剧,有些县域的公共权力不同程度存在内卷化、超内卷化风险同时呈现的现象,即除了原地踏步的内卷,还存在使状况变得更糟的“超内卷化”风险,这是比内卷化更严重的公共权力功能渐行性退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出现钝化、锐化和脆化,其最基底的结构性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配置和分布缺陷,导致了一些悖论性矛盾,包括：权力的过稀与过浓、过疏与过连、过松与过紧、过轻与过重并存。因此,需要从更深层次、层面对有关矛盾作价值性纾解,重点要在“理性与经验”“权力与权利”“责任与回应”这几对价值关系上有清醒的认识。     

边缘到共同体：符号学视野下的女权主义

语言符号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定义，这使得性权力伴随着语言符号的差异而不断的变化与修正。语言符号是产生权力的根源，女性性权力正是基于此而具有历史性和变动性，在研究女性社会属性这一问题上。试图通过引入语言符号来对性权力做一个全面的、客观的认知：语言符号如何介入性权力而使得其产生。在伴随着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的语言差异是如何对性权力造成影响，在现代社会，语言符号又是如何改变女性性权力被压迫被剥夺的事实，社会性别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性权力的转化，而性权力的转化又是怎样通过语言符号差异的体现。成为了本文需要探讨的重点。     

学校教育与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

社会化是个体通过学习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它是个体的一个必然的社会过程。角色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组责任、权利及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社会对人们期望的行为模式。角色的内涵取决于社会对个体的期望,社会所期望的性别行为就是个体性别角色的社会内容。性别角色社会化指的是个体通过社会文化对个体的性别行为规范,使自身的行为符合这一社会规范的过程。一般而言：个体的生理发育时期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时期。个体社会化的首要场所是家庭,他们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性别区分。其后儿童进入学…     

文学语言:杂语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张力

本文从“杂语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角度观照文学语言的张力性质 ,以此认识文学作品中不同语言功能之间的关系。语言的诗歌功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学性。只是由于文学性及其文学语境的存在 ,人们才能从众多的语言功能中划分出语言的诗歌功能 ,诗歌功能也才能在文学中得到突出 ,语言中的其他功能、语体也才会在文学中获得相对的统一性。     

汉语詈语使用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詈语即骂人的话,是“侮辱他人的粗野的或恶意的话语”。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性别特征,詈语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非常明显的性别差异。造成詈语使用的性别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生理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     

语篇连贯性的社会符号学阐释

社会符号学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对语言符号的解释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语篇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语言体现形式,毫无疑问,具有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而连贯性又是评判语篇性的重要标准,本文尝试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对其进行动态的阐释,力图更完整、更深入地揭示语篇所承载的社会意义.     

表征难题与理性危机

对科学知识的表征性语言描述,使“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陷入了一种“理性的危机”,即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实在论把科学家看成是“理性傀儡”或“规范傀儡”,而社会建构主义却把科学家变成了“利益傀儡”,结果使科学研究陷入不可自拔的认识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实在的“方法论恐惧”之中。     

语言的允诺：阿多诺对抒情诗语言的哲学阐释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者之一，阿多诺的语言思想广泛地融入了西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成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思想资源。阿多诺认为，语言是抒情诗与社会的媒介，通过语言自身的言说和允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产生了和解的契机。他把抒情诗看作“审美语言”重建的重要文学形式，以内在批判的方式对诗与意识形态、诗歌语言的言说、诗的个体表达与集体表达、诗歌语言与历史性等主题进行了哲学阐释，揭示出诗歌作为构型性语言对于重新赢获词语的美学尊严以及总体化社会中人的解放所具有的重要批判潜力。     

学习者的年龄和性别与外语学习

影响语言学习的因素很多。心理因素有动机、策略等 ,还有一些生理因素 ,如性别、年龄等对语言学习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语言关键期假设”的理论引起了许多心理语言学家和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就性别和年龄对外语学习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 ,希望能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外语教学。     

语言、存在与哲学家园

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表明了语言与存在的不可分割，二者是表里关系，语言与存在“同在”。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日常语言工具，而是更具体、更实在的语言，是和“存在”“同在”的“语言”。哲学所思、所说的那个存在，是具体的、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哲学家”与“存在”同“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真的不是一种理论的工作，而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而存在性语言，则更需要生活。于是，哲学离不开母语。坚守自己母语的同时，应努力将不同语言的哲学思考成果化解，使之成为自己的语言，从而丰富和扩大自己的存在方式     

社会化过程出现的困境探讨

社会化是学习和传递一定社会文化的过程，把人从生物意义上的自然人转变成社会人，它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新事物不断的涌现，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使得社会化过程也面临许多新的困境。对社会化进程中的社会化模式和适度社会化出现的问题以及网络时代对社会化的冲击问题进行探讨，目的是使个体更要有意识的去适应性地选择社会生活，更新意识，学习新事物，推动社会不断向良性、民主的方向发展。     

语言符号理据性探析

研究语言符号的理据，对于阐明事物或现象的“得名之由”，明确人们创造语言符号时的造词心理，认识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联系、语言符号意义演变和发展的规律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承认语言符号理据性的存在，不去探求有理据的语言符号的根由，那么，对语言符号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低层次上，就会增加记忆和交际的负担，也就无法解决语言学领域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