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著名法家——桑弘羊

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年——公元前八十年)生活于西汉王朝鼎盛时期的武帝、昭帝时代。他继承并发展了先秦法家学说,是西汉时代的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也是汉武帝推行其抗击匈奴侵略、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国家统一这条法家路线的主要助手。为了执行和捍卫汉武帝的政治路线,他同儒家学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对于巩固新兴的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尊儒反法思潮的影响下,桑弘羊的法家面貌受到了严重的歪曲,他的历史功绩也被一笔抹杀。为了总结西汉时期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为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借鉴,有必要对桑弘羊的法家思想及其具体实践加以分析和研究。这对于深入批林批孔,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有着现实的意义。     

狗贤良鼓吹倒退 桑弘羊怒斥腐儒

历史上每次社会大变革之后,各阶级的代表总要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这些变革而展开激烈的斗争。汉武帝死后六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1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就是两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主题是继续坚持推行还是彻底废除武帝所制定的盐铁等业官营的政策。而斗争的实质则是坚持还是改变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路线。斗争双方的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     

论桑弘羊

在西汉中期的儒法斗争中,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是法家人物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桑弘羊的一生是与刘彻(汉武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刘彻继位后的第一年(公元前140年),把洛阳一个商人的儿子桑弘羊召为侍中(职务是在皇帝左右侍从)。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中,桑弘羊始终在他身边工作,参预决策。桑弘羊和汉武帝走上政治舞台活动的时期,封建社会处在上升阶段,地主阶级从整体上来说还是革命者。奴隶制的残余在经济领域内,特别在工商业中,仍然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尚处在由奴隶主向地主转化的过程中,一些世家豪族也占有大量奴隶,他们都拖着一条     

桑弘羊消费思想初探

桑弘羊(公元前153年——公元前80年)(关于桑弘羊的生年说法不一,本文采生于公元前153年说)是我国历史上的大理财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序《盐铁论》读本)。汉武帝一代辉煌的文治武功,是与他制定并推行的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政策分不开的。汉武帝的许多雄图大略之所以能实现,当时割据的消灭,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中外的通商之所以能实现,大多靠这些政策为之提供了物质上,经济上的基础。因此,“桑弘羊是一     

桑弘羊与《盐铁论》

一 1956年,为《盐铁论校注》写的一篇《前言》,认为这次盐铁会议是儒法斗争,把汉武帝、桑弘羊划为法家,从而把问题简单化了。据《汉书·武帝纪》所载,他刚即位,在“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看来汉武帝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法家的。到他在位的第七年,即     

桑弘羊与西汉盐铁官营

桑弘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理财家。他所主持的盐铁官营既扩大了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又为朝廷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弊端。但总体来说，桑弘羊的历史功绩巨大，其盐铁官营等财经措施也大多为后世所继承。他的历史地位应予以充分肯定。     

桑弘羊传

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年——公元前八十年),两汉时洛阳人,出身于商人家庭。两汉杰出的法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十三岁就在汉武帝身边任侍中,三十八岁后历任治粟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达三十多年之久。他一生坚决地贯彻执行汉武帝的政治路线,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法家学说,协助汉武帝制定了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侵略的战略和策略,他倡议并参与制定和推行了著名的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桑弘羊一生的政治活动,严重的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为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作出了重大贡献。汉初,经过六十多年的恢复,到汉武帝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还没有完全巩固,工商业奴隶主,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拥有发动叛乱,进行复辟分裂的物质基础。匈奴奴隶主贵族不断的向汉王朝发动侵扰,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些反动势力又往往勾结在一起,给汉王朝以严重的威胁。     

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及反对汉与匈奴和亲等三部分所构成。桑弘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汉朝认真对付匈奴的原因及方略,并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国家是否应把施政的主要精力放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这一重要问题,从汉与匈奴和亲不可能达到双方修好的目标、汉与匈奴和亲有损汉朝皇帝的颜面两个方面阐述坚决反对和亲的理由。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又受前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还与当时边疆地区的安全形势和民族关系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虽有一定的偏激之处,但对西汉王朝民族政策有着较大影响,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桑弘羊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惨死,但当世和后世之人却给予他积极评价。     

桑弘羊“谋反”案考实

对桑弘羊参与燕王谋反问题,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从官方所公布的材料看,其指控并没有直接证据。而桑弘羊是否参与谋反,关键在于他对上官父子的密谋是否知情。桑弘羊有可能知情,但种种迹象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故所谓“谋反”,实际仅仅“涉嫌”而已,亦即霍光的政治迫害。     

桑弘羊经济立法思想探微

西汉中期,时为掌管封建中央财政事务大臣的桑弘羊在坚持先秦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先后推行和提出了大力发展官商,打击私商,实施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的经济立法措施和财政政策,它是汉王朝社会经济方式由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控制的重要转折,其思想对加强封建中央财政管理,充实封建国家财政收入和缓解社会财政危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许多首创的理论和实践被后代各封建王朝的理财大臣看作是可望不可及的成功的财政典型,且为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所推崇和采用.研究这一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成果,对思考我们现实社会财政经济的改革发展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桑弘羊经济立法思想探微

西汉中期,时为掌管封建中央财政事务大臣的桑弘羊在坚持先秦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先后推行和提出了大力发展官商,打击私商,实施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的经济立法措施和财政政策,它是汉王朝社会经济方式由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控制的重要转折,其思想对加强封建中央财政管理,充实封建国家财政收入和缓解社会财政危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许多首创的理论和实践被后代各封建王朝的理财大臣看作是可望不可及的成功的财政典型,且为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所推崇和采用。研究这一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成果,对思考我们现实社会财政经济的改革发展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桑弘羊的财政政策及其当代价值新论

西汉著名理财家桑弘羊在其富国思想下推行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一系列财政政策,达到了“民不益赋而国用丰饶”的目的。桑弘羊的财政政策体现了财政的阶级性、强制性与公共性的统一,而其财政思想对解决我国财政政策当中存在的观念问题、目标导向及操作手段有一定借鉴意义。     

西汉人口数量变化考论

西汉人口数量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汉初至武帝前期(前202年—前130年),西汉人口由1300多万增长到3400万左右,是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武帝中后期(前129年—前87年),由于战争等原因,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全国人口进入增长停滞期,甚至显著下降,武帝末年人口减少到2800多万;昭帝至平帝元始二年(前86年—公元2年),社会较为安定,西汉人口又进入增长时期,并达到5900多万的高峰。但此数字,并不是西汉末年全部实际存在的人口数,而仅仅是以郡国为基础列入政府版籍的“编户齐民”。实际人口数应加上:隐匿人口,宗室、列侯及奴婢人口,西域都护管辖地区的人口及以属国方式管辖的少数民族人口。西汉末年人口总数可达6400万。     

桑弘羊与西方重商主义思想之比较研究

重商主义代表了封建社会内部逐渐成长起来的商人阶级的观点.在西方,重商主义产生于14、15世纪,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反映.中国首倡重商理论的是桑弘羊.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桑弘羊的重商理论和西方重商主义思想,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二者的异同,不仅展示了不同民族所面临的相同或相近的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重商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读晋文《桑弘羊评传》

历史长河的流动,并不是各个河段都表现出同样的水文状况.正如长江,三峡"江湍纡迴",水势"峻激奔暴"(<水经注·江水>);下游则"潮平两岸阔"([唐]王湾:<次北固山下>),漫流和缓平静.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说到读史的个人情趣倾向:"吾人揽(览)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汉武帝开发西北的措施及其成效

一、派兵攻打匈奴，基本解除匈奴对西北边境的入侵和骚扰 从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至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对匈奴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战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武帝元朔二年至元朔六年，主要是为争夺河套地区。“元朔二年春正月，匈奴入上谷、渔阳、     

司马迁遭李陵祸及受宫刑之真相辨析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潜心于他的不朽巨著《史记》撰写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如晴天霹雳,突然降到了他的头上,这就是“李陵事件”之祸.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司马迁坦诚地向汉武帝陈说了他对李陵败兵匈奴一事的看法,而独断专横的武帝听不进逆耳忠言,便以“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将其下狱,处以宫刑(又称腐刑).事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分析这件不幸的遭遇,觉得事情的发展并不就是如此简单,而是有其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所谓“诬上”、“沮贰师”只不过是汉武帝利用李陵案件玩弄的幌子和借口,其真正目的在于教训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作《史记》实录史事,在许多地方揭了汉武帝的短.在此之前,武帝早已怀恨在心,但是碍于司马迁位居史职的身份,无法直截了当地给他点颜色和厉害,适逢此事,于是阴险的武帝计上心来,演出了这幕遮人耳目的丑剧.下面试论述之.     

史公和时势——论《史记》对武帝时政的委曲批评

以前的学者谈司马迁的思想时,比较喜欢提出他对儒家和黄老的意见。本文则重点考察司马迁怎样通过多样化的撰写技巧,表明自己对于汉武帝时政的评价,指出司马迁既反对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也反对武帝任用酷吏。他所采取的是一种委曲批评的方式,即所谓"继《春秋》"之"忌讳之辞"。     

汉武帝“建元”、“元光”纪年疑议

纪年之制创始于汉武帝,已是众所周知的定论了,然而,纪年究竟从武帝何时而起,是应该说清楚的。武帝以前诸帝未有年号,纪年依元年、二年、……等序数称谓。如需改元则以前元、中元或后元区別。如文帝用前元、后元;景帝用前元、中元、后元。正式纪年,至武帝建元,始为首创。如果我们搜剔一下古之文献史料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就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金日(石单)

金日(石单)(古音读 mìbī),字翁叔,是西汉王朝武帝时期一位匈奴族出身的朝廷重臣。他从“降虏”(《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官奴”被汉武帝破格提升为马监、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并深得武帝信任,入侍左右,出则骖乘。在武帝临终时又与霍光等一起受遗诏“辅少主”(汉书·霍光金日(石单)传》第三十八,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均见此传),官至车骑将军,晋封秺侯。这固然反映了汉武帝任贤用能不拘一格的政治家风度,他既不因金日(石单)是匈奴“降虏”而歧视,也不因是“官奴”而摒弃。但根本的因素还是由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