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环境、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2002-2006年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公司超额持有现金是否导致过度投资,进而检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否抑制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作用是否与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有关.结果发现,公司超额持有现金会导致过度投资行为,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进有利于抑制公司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但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弱化了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治理效应.     

媒体报道与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

现金持有水平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财务决策,时刻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然而超额持有的闲置现金却容易被大股东和管理层随意挥霍甚至侵占,滋生严重的代理问题.本研究从代理理论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和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以2004年—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0 710个公司/年度观察样本为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水平高的公司,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更低;同时,发达的制度环境会增强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则会降低媒体报道对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进一步还发现,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市场价值,而媒体报道能够降低公司持有超额现金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金持有和媒体报道等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国企在不断引入非国有资本发生混改过程中,既可能因硬化预算约束而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又可能通过形成多元股权融合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本文基于我国A股2003～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平衡面板的经验证据表明:国企股权多样性、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对现金持有水平存在差异影响,仅股权融合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除股权多样性外,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主要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影响现金持有行为,股权融合度在抑制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促使现金持有水平增加的同时,还促进了研发投入。控制权转移在减少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的同时,还增加了研发投入与股利支付。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因未优化现金持有行为最终也未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股权融合度所优化的现金持有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在现金持有水平较低时较为凸显,控制权转移在优化现金持有行为的同时亦明显提升了企业价值。上述发现在为时下进行的国企混改提供政策参考的同时,也为混改国企的现金持有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现金持有

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增加了企业现金持有,这种增加效应主要出于大股东的“预防性动机”和“战略性动机”;而且其影响在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明显。这种“高持现”并非大股东之间“共谋”的结果;相反,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持有提升了企业价值。因而,上市公司应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引入多个大股东并存的治理机制,发挥大股东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同时,保持充足的现金储备,把握市场机遇,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     

现金的市场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使用 1998年～2004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全样本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结合中国的制度和治理背景检验上市公司所持现金的价值.结果表明企业已持现金的价值存在折价,其边际价值仅为 0.5元～0.6 元.为了更具体地检验假设,对融资约束、成长机会、控制权性质(国有控股或非国有控股)、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这几个方面进行了分层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企业特征方面,持有现金较少的企业、财务杠杆较低的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或者具有较高成长机会的企业在继续增持现金时,股东对增持的额外现金给予了较高的价值评价,而非国有控股企业所持有的额外现金也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些结果与假设一致,并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在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方面,当地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所持有的现金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与理论假设不一致.     

公司治理机制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

本文研究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问题。以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发表在《管理世界》2004年第2期的论文中所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100佳”所形成的433个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与四组配对样本进行组间比较分析、相关系数分析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的微观治理机制越好,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即偏离正常现金持有水平的程度)越小,也就是说,在这些治理机制好的上市公司中,其现金持有水平更加合理,更能符合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出现现金冗余和现金短缺的可能性都比较小。     

基于融资风险的现金持有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现金能否作为保障技术创新投入的资金来源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以2007-2013年沪深两市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OLS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超额现金持有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投入和现金持有以及超额现金持有呈正比,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会提高自身的现金持有以应对技术创新的需要。进一步区分公司所面临的融资风险后,发现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上市公司以及债务期限结构较短的公司技术创新投入和现金持有、超额现金持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行业成长性影响公司现金持有吗?

行业成长性影响公司所处行业的投融资环境及其市场竞争格局,进而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本文以2003~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行业的竞争程度与公司的融资约束差异,系统考察了行业成长性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及其竞争效应的关系。研究发现,行业成长性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成长性行业的公司通过高额持有现金以满足占优投资的资金需求,最终实现了竞争效应;随着行业竞争强度与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成长性行业公司会持有更多的现金,而其竞争效应亦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高成长行业中的公司实现的现金持有竞争效应提升了其现金持有的价值,而随着行业竞争强度与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这种提升效应更显著。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行业成长性何以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决策的关键因素,公司应结合其所在行业的成长性特征合理持有现金,从而才能在及时把握行业成长性带来的市场先机的同时有效抵御掠夺风险,进一步获取和巩固其产品市场竞争优势,持续提升公司价值。     

公司治理、税收规避和现金持有价值——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剔除了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作为衡量税收规避的指标,以及在综合考虑了股票回报率和企业净利润变动率的基础上确定现金持有价值,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了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机制在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税收规避不会增加现金持有价值;公司治理机制在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中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研究税收规避与现金持有价值的关系,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抑制管理者和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使税收规避能够增加企业价值,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市场化进程、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现金持有

公司多元化经营伴生的内部资本市场和代理成本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决策的重要因素,转型经济的制度特征是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的主要背景。基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将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现金持有问题相结合进行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以2004年至2009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市场化进程,采用分组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多元化经营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和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及其程度与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和价值显著负相关,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现金持有水平和价值的负相关性。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多元化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而且有助于从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的结果判断公司多元化经营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市场化进程与内部资本市场的相互作用。     

大股东控制、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与公司现金持有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和企业集团迅猛发展为背景,从融资约束与代理冲突两个维度,考察了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对成员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内部治理环境下两者对现金持有量所呈现出的迥异的作用机理。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本研究发现：（1）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通过融资约束与代理冲突这两条路径影响成员企业的现金持有量。综合来看,集团成员企业的现金持有量高于独立企业。（2）在不同的内部治理环境下,预防性动机与代理动机对现金持有量影响程度的大小也不同。当代理问题较严重时,代理动机导致的现金增持程度大于预防动机减弱导致的现金减持程度,从而表现为与独立企业相比具有较高的现金持有量。（3）代理问题较严重的集团成员企业所拥有的实际现金持有量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较慢,调整半周期较长。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司财务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且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视角提供了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公司财务决策的新证据。     

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股价信息含量

股价信息含量决定因素研究是目前资本市场领域的实证研究热点,以2000年～2005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平衡面板教据模型的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因素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制度环境因素包括区域制度环境和双重上市两个方面,公司治理因素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治理会议、管理层激励和审计质量5个方面.实证结果表明,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市,股价信息含量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呈倒U型关系,双重上市、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股东与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显著负相关,两职合一和审计质量对股价信息含量没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时于如何提高证券市场股价信息含量和资源配置效率有较大的政策指导意义.     

企业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企业出现持有大量现金与现金等价物的现象,为什么企业持有大量的现金与现金等价物,以及企业持有现金的后果等问题,逐步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而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主要从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治理机制,以及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等方面展开现金持有量的研究.由于我国的经济与制度环境同国外有很大差别,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内部人控制严重,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国外的实证结论直接移植到国内缺乏说服力.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也逐步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我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我国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特质性因素和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现金持有量与财务杠杆、银行性债务、净营运资本负相关,与公司的投资机会正相关,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得到了经验支持;国有股、董事会规模、股东保护程度与现金持有量负相关;经营者持股与现金持有量正相关;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以及领导权结构并没对公司现金持有量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从现金持有量的角度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不完善性提供了证据,需要我们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     

Regulatory intervention and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firm decisions and market react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Italian companies that cross-l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993 and 2005 show (1) a change in their internal policies as anticipated by the bonding hypothesis, (2) an increase in market value, or (3) an increase in the access to capital funds. We use the unique environment created by the 1998 Draghi reform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rotection of Italian listed companies’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we further examine the impact of legislated chang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Italy on the decision of Italian companies to cross-l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llowing the Draghi reform (1) firms that cross-l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modify their dividend and cash policies as anticipated by the bonding hypothesis. Contrary to prior research, (2) we do not find evidence that cross-listing serves to enhance shareholder value or (3) is used as a vehicle to more easily access capital funds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domestic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improv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evidence that country level legislative innovations intended to enhance a weak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can be a valid and effective substitute to the bonding mechanism by providing an alternative signal of a firm’s quality.     

公司治理、控制权性质与审计定价

借鉴Simunic的审计定价模型,构建关于审计定价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并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7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对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公司治理因素对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定价的解释力有限,说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在决定审计收费时对被审计单位的公司治理因素考虑较少.具体而言,终极控制人为政府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较低,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审计定价之间大体上呈U型关系,即股权适度集中和管理层适度持股最有利于降低审计定价,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审计定价的U型关系仅存在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研究还发现,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在确定审计费用时会结合公司控制权的性质考虑风险因素时审计定价的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2007年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接近尾声,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方面,在其实质上与形式上都产生了较有影响力的变化:一股独大的现象得到了改善,同股同权真正落实在每一个股东手上;同时资本市场也有了显著变化,以基金为主的形形色色的机构投资者粉墨登场,大量的闲散资金注入机构投资者。本文关注在后股权分置时代,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上实力与能力兼具的股东,能否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从而改善公司绩效。通过建立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回归分析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为公司治理决策层和资本市场监管层提供科学依据。     

The Stock Market Reaction to Investment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Italy

Based on a study of new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from 1989 to 1995 by Italian firms listed on the Milan Stock Exchange, we find a positive stock price reaction to new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stock price reaction is larger for joint venture announcements. The market response is also larger for non-state owned companies and when the announcement is released in a period of rising stock prices. The announced investment has no impact on the non-voting shares but increases the voting shares' market price through a significant revaluation of their vote-segment. We find some evidence that new investments lead to management's private benefits rather than towards firm value.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ypical Ital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where a majority shareholder safely controls a listed company while having only a fractional claim on the firm's cash flows.     

高管从军经历影响公司治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军经历影响高管行为选择和管理风格,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采用2004-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样本,以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反映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有过从军经历的高管所在民营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以及实施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更低,国有企业则不显著;制度环境影响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表现为所在地区政府干预越弱时,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完善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作用越大;高管从军经历与MBA教育在影响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方面具有替代效应,且从军经历具有更为重要的稳定影响;管制行业民营企业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理解我国企业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以及拓展高管异质性影响公司决策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政府行为、股权安排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至2005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政府控制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股权安排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试图从会计契约角度对公司治理有效性做出新的诠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第二大股东则对控股股东的壕沟防御效应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研究还发现,在政府行政干预力度加大和内部人利益侵害行为加剧的双重推动下,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将进一步被降低。     

中国上市公司组合治理机制实证研究

一般地,按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机理不同,可将其划分为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机制、基于市场的市场治理机制和基于社会环境的社会治理机制。公司绩效是这些治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首先选择设计了15个公司内部与外部治理机制的实证分析指标和1个公司绩效指标:接着以公司绩效为导向,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截止到2003年3月26日已发布2002年度报的305家沪市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了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组合与公司绩效的对应关系,这为优化和设置公司治理机制组合、提高公司绩效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