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论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情理矛盾及成因

汤显祖在其哲学意识中形成特有的情理关系,直接影响着其创作思想,在他的剧作中,既有“情”对“理”的冲突撞击,以情抗理、情在理亡,使其作品魅力尽显;又有“理”对“情”的束缚限制,试图融理于情、遂情存理,但终成玉中之瑕。其矛盾冲突的成因是复杂的,有所处时代的影响,亦有其人生观的导引,更有文人情愫的驱使。     

张载与徐敬德气论哲学之比较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朝鲜哲学史上气论哲学的重要代表。“气”是张徐二人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两人都强调气的物质性、对立统一性以及不灭性。然而张载的气学具有以义理为主的“四书学”特征,更侧重于物质性;徐敬德的气学则与道家哲学关系密切,含有更多的精神成分。在理气问题上,两者都主张理是气的内在属性,都使“理”凸现出伦理的色彩,但是在理的地位问题、理与气的结合程度以及对理的具体规定方面等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二人的气论哲学均显示出东亚气论哲学的泛生命性、泛伦理性、经验性和前逻辑性等特征,这既是其魅力之所在,又是中朝气论哲学发展滞后之根源。     

"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特征——交互融合与互动共生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的关系相互融合共生,“法不外乎人情”,礼(理)为“人事之仪则”和“情则为理之维”都体现了情理法的互动互生的特征,总体上来说情理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法统情理、理涵情法、情融理法的特点.这与西方的情理观明显不同,西方理性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高峰以后,19世纪后半期非理性主义开始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信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这种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两种基本的哲学思潮.     

中国伦理的重建

中国伦理的重建樊浩在中国文化的设计中，作为伦理秩序建构与社会调控的机制有三：情、理、法，而中国目前的社会症状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情”的困惑；“理”的失落；“法”的孤独。对于“情”，中国人、中国文化陷入一个二律背反中：一方面，在文化上与心理上保持一种深...     

论“情理沟通”的交往伦理形态

在中国,"情理沟通"成为交往伦理的特有样态。情理精神是蕴涵情感在内的,是情感的一种理性升华。而情感是流动的、变动的,所以情理精神呈现出情景性、具体性、变通性特征。"情理"式的交往,既能在相互之间保持互动的人情味,又摆脱了交往的任意性、随意性,有益于交往伦理关系的延续。     

人伦坐标与伦理秩序

人伦坐标与伦理秩序樊浩“人伦”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最重要的元素；是现代伦理精神建构的基础；同时又是现代伦理困惑中最基本的困惑。在任何伦理体系中，“人伦”都是建构的基础。因为，伦理作为人伦之理，首先必须给人伦定位，由此才能从中引伸出伦理之“理”，没有这...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性、情、理”思想探论

情理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牵涉了伦理学与美学等诸多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体现了中国哲人对"美善统一"与"情理和谐"的价值追求。王夫之对于情理关系的论述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本文对王夫之的诗经学著作《诗广传》一书进行解读,从王夫之对情的定义入手,进而分析"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最后揭示王夫之"情者性之情"与"天理人情原无二致"的情理统一思想,揭示了王夫之《诗广传》一书在诠释诗经时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讨论诗歌美学的诠释学特色。     

论道德实践中的情理辩证法

道德实践中情理关系的澄明，有助于坚定道德信念，理清修养的次第与旨趣。就自觉性与超越性而言，情感在道德中似乎较为消极，但论及自主性，道德还是以情为本的。践行理性观念的意志所压抑的不是情感，而是情感的直接欲求，道德实践真实成就的是情感的创造进化。由伦理而道德的过程，首先要经受观念与自然之对立，即伦理化道德的他律阶段。以理化情的意志践行绝不止于情与理一定比例下的交融，终将实现“德性自证”的“反身而诚”,证成自由意志的情理不二、理欲合一、全事即理的本体性格，及其普遍立法不离特殊的“应化”“创造”特点。     

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及其中国意义

中国情理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传统,不仅在于契合了中国血缘文化的文明路径,而且其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建构了一套"伦理世界—道德世界—生活世界"内在有机统一的伦理精神体系,为中国人遭遇的生命困境提供了解释系统和超越之路:从血缘关系出发的"伦理世界"为生命的安顿提供了伦理支撑;以性情论为人性预设的"道德世界"为个体生命追求"乐"的精神境界提供了精神动力;情理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渗透培育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即宽和融通的中庸精神、以血缘亲情为源头的仁爱精神以及刚健进取、知足常乐并行的乐观精神。尽管中国情理精神传统与中国现代化过程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它所展现的契合人的生命生活的价值真理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中西方若干美学范畴批判

西方崇高、悲喜剧、荒诞等美学范畴，因为是建立在价值一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时代，在价值多元并立的今天，其美学力量已经削弱；而荒诞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也难以得到认同。中国的“阴柔和阳刚”作为美学范畴由于受自然性的阴阳两分法这种类型化的限制，难以突出审美在当代的多元化和个体化问题；而“情和理”的统一作为审美符号，有群体性的情理统一与个体性的情理统一之分，自然就转化为“什么样的情理统一”这一当代性提问方式；此外，“意境”理论在揭示科学家、思想家等非艺术性审美活动时，亦已显得牵强     

略论刘勰的情感美学观

本文认为 ,刘勰的情感美学观以“情文”观念为本体依据 ,在情与物的关系上申明情物互动而突出“情观”意识 ;在情与形(形式)的关系上讲求情辞一体而强调“文辞尽情”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提出情理同致而强调“理融情畅”。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船山与二程在性即理命题上的基本分歧

<正> “性即理”是宋明理学关于人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命题。“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基本哲学范畴,在宋明理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将“理”引进人性论,用“理”来说明人性,这就使先秦以来为历代思想家们所重视的人性问题,由伦理范畴而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因此,“性即理”命题的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上人性论方面。无疑具有突破性意义.“性即理”的命题,为宋代程颐、程颢所发韧和确定.二程明确指出:“性即是     

传统小说思维与才子佳人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

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使古代小说创作主体形成了聚向伦理中心的思维定势 ,这一思维定势对才子佳人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才子佳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以理节情”的情节模式、“千人一面”的人物塑造以及“奉旨完婚”的大团圆结局等美学范式都可从传统小说思维中找到确立的依据。传统小说思维是促成才子佳人小说审美范式确立的因素之一     

以情抗理 以情役律──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

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包括“情生诗歌”的情本论、出生入死的情感超越论、以情抗理的情理观和以情役律的情形（形式）观，分别解答了情感与艺术、情感与现实、情感与理性、情感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其对美学主体性和个性解放的热切呼唤，代表着时代的美学潮动和精神脉动，由此而昭示出其在明清情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

人性即意识能动性 ,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意识能动性反思规定的不同方向和结果。西方哲学把人的意识能动性理解为超越感觉经验的理论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中国哲学把人的能动性理解为超越禽兽的道德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及其世界意义在于 ,人的满足自身生存的自然需求就内在地包含着实现自身的界限和规则 ,即“良知”、“良能” ,从而实现了性与理、天与人的内在统一。     

孔子德论与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孔子的“德”直接来源于“道”。如果说在孔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人生的外在之理,那么,“德”就是人把握了外在之理以后所形成的内在之性,“行”则是把人的内在之性实现出来的路径。从外在之理(“道”),到内在之性(“德”、“仁”),再到内在之性的对象化(“行”),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