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易学研究范式构建路径探纲

侧重于查找“易哲学素材”和诠释易理机制;易文本的诠释多受社会语境的影响;研究更加趋向精细化,这是20世纪易学研究的显著特征。该文在分析这些特征的基础上,尝试给出21世纪易学研究范式创新的视角和原则,探索适应未来研究发展的新范式。     

“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些失误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再造范式：胡适《红楼梦考证》现代论争的思想史价值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学者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长时段批评,呈现出赞誉与批判并存的态势。赞誉者主要基于知识“兴味”与“红学史”,肯定该文的“考证”方法契合了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推动《红楼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批判者不仅否定该文的“材料”使用与纠缠于“政治问题”,而且意图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情境的新艺术性研究范式。这是一种以现代学者“当下”需求重构《红楼梦》“过去”意义的言说模式,诱导世人对《红楼梦考证》的“未来”价值予以新的研判。可以说,《红楼梦考证》的现代批评是时人以“新目光新方法”的文艺批评为抓手,努力参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理应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儒家易学传承、创新和重建及其现实意义——以《易传》为视角

《易传》提出“观象玩辞”和“立象尽意”两种易学解释方法,基于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形式而生发出汉易与宋易的解释模式,实现了易学传承与创新。《易传》以圣人“观象制器”的事实印证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将这种“观象制器”思路落实到易学上,阐明儒家易学是秉承易学传统、通过创造性的解释而形成的。即秉承巫史卜筮易学传统,以德性为易学旨归,借鉴与融合儒道两家的理论,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实现了易学话语转换,从而完成了从卜筮到德性、从象数到义理、从天道到人道的易学体系重建。《易传》新易学体系的建构,对于今天易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易学研究当从易学经典出发,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研究成果,以客观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道器关系为出发点,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融合,重建贯通古今中外思想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的易学文化体系。     

近百年来明代易学研究述评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明代易学不被关注；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明代易学逐渐受到重视。既往对明代易学的研究大都就易学言易学，未能脱离“象数”与“义理”这一传统路数。只有注重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充分紧密地结合明代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氛围，将受《周易》以及易学启示、影响的明代历史过程和思想、学术等文化现象作为考察对象，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明代易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主要精神。     

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研究的贡献

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治易继承了孔子《易传》中求索易学义理的宗旨,精研《周易》经传义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经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多窥古人未至之境,开创了金景芳易学学派,其弟子们继承并发扬了他的易学思想,治易坚持以探求义理为主的学风,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周易》的哲学与辩证法思想;具体揭示与说明了易是中国思想文化之源;对《易》与先秦诸子之学的关系多有阐扬;首次在学界提出了《易传》对《周易》神学卜筮体系改造的具体内容与方式;在当代易学出土文献及传世文本的释读、研究上见解独到,著述宏富,在当今经典易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可以说,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易学中思想诠释与文献实证之间的张力——以坎卦为例

经学中的思想诠释与文献实证之间的张力在易学中尤为突出。以坎卦为例，《易传》诠释出陷、险、水、劳、北方等意义，后世易学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诠释并构建思想体系；但从文献实证的视角考察，《易传》的诠释只是对坎卦卦名用字的训诂及引申，后世易学家的诠释是在《易传》基础上的发挥，也引入了《周易》之外的思想观念来服务于自己的思想体系构建。传统的思想诠释长于理论创新，但却缺乏自觉性；而文献实证追求知识的可靠性，力图还原历史“真相”,但短于阐发新思想。当下的易学研究，应该总结和吸收二者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使二者相资为用，相得益彰，实现自觉创新。     

跳出象数外 不在义理中——朱熹易学的哲学启蒙

朱熹是两宋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易学研究既没有承袭义理易学，也无意改良象数易学，而是回到《周易》之本，思考伏羲则图画卦的根据。他认为《河图》提示了阴阳递变和虚其中，圣人默契于心，反观到人的意识中具有无内容的“太极”，并以之作为认识基点，一旦接物临事，便以“一阴一阳”的“加一倍法”不断孳乳以至无穷，构造出实在对象和互相“对待”的关系；通过“易数”的推衍在思想中把握无限，因此“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是人心识物之能，为易学得以认识世界奠基。此方法截然不同于传统易学以之为实在世界的宇宙论或生成论模型，因而称为“先天学”，而关于八卦、重卦、系辞、翼传的研究则被归为“后天学”。朱熹通过易学反思认识基础的做法对理学问题的展开影响显著，具有哲学启蒙的特质。     

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异录与祛疑：《象山语录》考辩

《象山语录》与陆九渊亲著的文章存在许多差异,且不同语录之间也有差异,典型者如“不读书”“安坐瞑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收拾精神”“扫去阶级”“只此一路”等话语。这些存有矛盾与争议的话语遮蔽了象山学本真。之所以出现“差异性记录”,除了语录体本身的局限、编写语录者的主观色彩之外,还与陆九渊“急于晓人”的言说方式有关,与丰富多样、重本轻末、“无所不用其极”“欲使其自悟”的教学方法有关,与象山资质高明却好争闲气的个人气质有关。《象山语录》提供了宝贵的象山学素材,其异录也可使后人困惑乃至误解,因此象山生前反对刊行。今人应将《象山语录》与象山著作、生平、思想相互参证,考证真伪,甄别孤证与疑语,区分象山话语与编写者语言,以同情之理解去阐释象山思想,方能还原象山学的真实面目。     

《周易》与庆历新政

11世纪中叶,中国易学史上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勇敢地破除汉唐以来解经注经、章名训诂之学的传统,他们疑经改经,主张重新解释易经,提倡自由解经,强调发挥易经的经义、义理,所谓“经以明道,文能通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恰恰发生在庆历前后,改革派以《周易》作为变法革新的精神武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交相辉映,对宋代的易学以及后来经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光地与《周易折中》之编修

《周易折中》一书为李光地奉旨修纂的重要易学著作,在易学史上影响很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李光地的研究越来越多,该书也受到了较多关注,成为研究李光地易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和原始材料。在这些研究中,同时有一种现象,即笼统将该书认定为李光地易学思想的反映,将之作为李光地易学思想的代表著作,言李光地易学必论《周易折中》。然而,该书从决定修订到内容编写和主旨确定,都是在康熙帝的一手操持和严格把关下进行的,该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同时,该书实际上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结果,其中反映的不仅仅是李光地一人的易学思想。     

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

19世纪90年代初期,朱一新和康有为这两位日后对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之间有过交往和争论。朱一新对康有为“伪经”、“改制”诸说的批驳,是“翼教派”对康梁维新派发难的起点。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朱一新与康有为之间围绕《新学伪经考》往来论驳的信件为基础,结合《无邪堂答问》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部拓荒之作——评《工程伦理学》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改善人类生存状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 ,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 ,在造福人类的同时 ,已经在人们不经意间划破了自然母亲的胸膛。灾难深重的母亲———自然向人类发出一声声带血的呼号 ,她所呼唤的就是涉及“全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诸多方面的工程伦理问题。 2 0世纪 70年代后期 ,美国率先开展工程伦理研究 ,到2 0世纪 90年代 ,西方一批工业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相继进行工程伦理研究和教育。但令人遗憾的是 ,大陆的工程伦理研究直到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尚属空白。我省的肖平、唐永进、李素萍、徐行言…     

20世纪以来关于《毛诗序》的作者和时代问题之论争

20世纪以来关于《毛诗序》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受各时期不同学术思潮的影响,主流意见的形成,有很强的时段性。20世纪前半叶,受今文经学和“《古史辨》派”“疑古”思潮影响,主流意见是《毛诗序》出于卫宏之手。1980年代初期的研究者,多从宏观上把握《序》、《传》之间的逻辑关系,主张《序》、《传》成于毛亨一人之手。20世纪末,“疑古”作风遭到唾弃,传统的“子夏作《诗序》”说又重新占据主流地位。     

“六经皆史”源流考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系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的一种创见 ,2 0世纪已有不少人提出“六经皆史”为明代王阳明所首倡 ,但是笔者在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详细查证之后发现 ,元代的郝经比王阳明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并且发现郝经之所以能够提出“六经皆史”论 ,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而是渊源有自。因此笔者对“六经皆史”的渊源进行了一系列考证 ,最终得出结论 ,“六经皆史”其最早应渊源于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别录》。     

世俗与属灵之间:丁韪良与《尚贤堂月报》

本文拟介绍《尚贤堂月报》(《新学月报》)的创办背景以及该报“新学”、“道学”并举以“救时”的内容和特点,试图填补丁韪良19世纪90年代生平研究中的一段空白,并揭示他这一时期在传教思想上由“世俗”向“世俗”与“属灵”之间的过渡,同时兼论丁韪良对维新运动的影响。     

“卦气”溯源

本文考证汉代易学中的“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 ,其源出于先儒古说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夏易传》和《易传》中 ,均有“卦气”说的思想 ;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之名 ,以及《尚书·尧典》中的“析”“因”“夷”“” ,与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相同 ,由此可知“卦气”说渊源久远。作者强调 ,古人经过“仰观”“俯察” ,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的规律有了认识之后建构了易学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 ,象数含蕴着义理 ,义理脱胎于象数 ,这是易学乃至易学哲学的独特学术理路与特殊阐述方式     

《要》与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架构

对帛书《要》的深入分析表明,孔子对先秦儒家易学进行了分类概括,并宣示了他的易学理论架构:"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和"观其德义"。这个理论架构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指明了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建构方向。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易学学者,在易学研究上展开了两个向度:对《周易》文本的义理阐发和对《周易》文本的象数重构。在这两个向度上对于易学传统的借鉴和突破,对于孔子易学理想的落实与增进,都显示了儒学和易学在融合互动、共同生长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思想张力与理论创新。     

石涛"一画"论研究的世纪回顾

自20世纪40年代始,绘画理论界和美学界对石涛的绘画美学著作《画语录》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投入研究,从文本的标点注解到美学意义的阐释分析,发展到不同观点的学术论争。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关于“一画”论的研究、分歧和论争,总结起来,可分为“线”论、“道”论、“法”论、“禅”论、“自我”论、“统一”论等六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