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邻避事件的政府治理困境与应对

邻避事件是引发网络舆情的热点议题。地方政府在邻避事件和网络舆情的背景下面临着来自多方压力和多重治理挑战。在邻避议题产生到转化为邻避者行动的过程中,公众的认知因素是形成邻避者"议题-行动"系统的关键,对邻避事件的事态发展、相应的网络舆情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动模式对公众的认知有着重要影响。     

邻避冲突的正义性分析

正义性问题是邻避冲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邻避冲突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公众,因此邻避冲突的正义性可从政府行为和公众行为两方面来分析.从政府行为方面来说,在邻避项目决策和邻避冲突处理过程中,政府只要让公众充分参与决策并进行充分的信息公开,就能实现程序正义.但是,要实现实体正义,政府必须对邻避项目的周边居民进行相应补偿,包括提供经济补偿和提供正外部性项目.从公众行为方面来说,在邻避项目决策参与和邻避冲突中,只要其目标是为了谋取正当利益而不是谋取非法利益,采取的是合法手段而不是非法手段,那么就都具有正义性.     

整体性治理对中国邻避冲突管理的启示

针对不断产生的邻避冲突,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却比较有限,目前政府应对邻避冲突的方式还是碎片化的。这种分散型的管理体制和碎片化的应对方式存在诸多弊端,难以适应国际环境正义的发展趋势。本文借鉴西方整体性治理理论,对中国现行的邻避冲突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客观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了今后中国邻避冲突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对邻避冲突治理模式进行了初步构思。     

邻避困境的反思与解决——基于公平伦理与政策理性的双重考量

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建设及运营产生的邻避效应成为现代公共政策决策面临的新挑战。实质上,邻避困境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邻避设施负外部性的社会与政治的博弈过程,因此,需要通过伦理规范考量邻避困境中的个体利益诉求。政策直接反映政府的价值取向,邻避困境的解决是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持续不断地求同存异、协调合作的过程,需要从信任与共识机制、第三方主体公正性、经济与伦理治理策略思维与执行力等方面着手。     

“中国式”邻避运动影响因素探析

邻避运动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衍生品,同时也是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在我国频繁发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国已经进入＂邻避时代＂。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邻避运动的发生是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不同影响因素作用的显著性存在很大差异,以上海松江垃圾场焚烧场事件为例,风险认知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补偿因素为显著影响因素,而教育程度、社区组织化程度、社会压力、政府决策模式、公平性均为非显著性影响因素。相应地,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讲,要规避邻避运动,必须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中引入公民参与机制,建立倡议联盟的决策模式,培养公民参与决策的意识,同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监管职能,消除民众的风险顾虑。     

环境邻避的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邻避事件呈多发之势,并以邻避设施的停建或异址为结局,很多时候,从经济学的角度,这并不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存在帕累托改进,增进社会总体福利的空间.在环境邻避事件中,公众作为利益攸关方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和企业的被动而无所作为才是事件发生的关键.从环境公平的视角审视邻避设施的外部性影响,分析邻避事件中政府—企业—公众三方行为和利益关系,抓住了环境邻避问题的本质,只有改变三方收益成本函数并建构三方均衡利益关系方能减少邻避的发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     

邻避冲突、外部性及其政府治理的经济手段研究

邻避冲突是历史的产物,从未来我国生态环境状况与公众环境诉求之间的矛盾来看,我国的邻避冲突可能会愈演愈烈。邻避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邻避项目存在负外部性。以经济手段治理邻避项目负外部性的机理在于:一方面,经济补偿会减少邻避项目的过度供给;另一方面,经济补偿能减少公众对兴建邻避项目的阻力。以经济手段治理邻避冲突主要有市场拍卖方式和市场谈判方式两种,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均以公众有较强的组织化程度、决策参与意识以及政府和企业的诚信为前提。     

高质量发展中邻避治理的尺度策略：基于城市更新个案的考察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我国不仅需要稳步推进内城空间的更新建设,还应充分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契机,在有限的时空下集中解决快速城市化所遗留的诸多弊病。城市更新背景下邻避问题的应对,显著区别于城市扩张阶段的应急处置模式,需要突破邻避设施兴建与否等微观空间尺度,并使其契合于城市发展整体进程。本文通过解析某邻避事件案例,发现案例前期"悬而未决"的邻避困局与后期冲突快速处置呈现出鲜明对比,其间隐含着城市更新阶段邻避治理策略的转换,更多通过空间尺度变换寻求解决问题的更大空间。这种城市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邻避治理策略,意味着重视寻求邻避问题化解与城市发展之间的适配均衡,并在尺度策略、柔性化治理与风险管控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应对。     

邻避冲突的环境正义考量

邻避冲突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的社会风险之一。邻避设施是邻避冲突中的核心要素,大致可以分为污染、风向聚集、污名化、心理不悦等几类。环境问题事实上也是政治问题,邻避冲突体现出来的是利益需求的冲突、信息共享的冲突、塔西佗陷阱的冲突,其实质是环境正义的缺失。只有确保邻避设施建设的公平正义,实施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环境权,环境正义对邻避冲突治理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     

邻避运动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基于D市LS小区的个案分析

邻避设施时常由于其存在和潜藏的巨大环境风险,引发居民的强烈抗争。文章关注D市LS邻避运动的主张本身、主张提出者以及主张的提出过程,详细分析事件的社会建构。认为,由于"技术专家视角"与"生活者视角"存在四点分歧,导致技术专家与生活者思想观念的差异。而个人与社会关系间无法弥合的裂痕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冲突,政府应当尝试将此类运动纳入制度轨道,尝试利用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促进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尽管邻避运动能够帮助一些个人达到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然而它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正效应,促进整体环境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邻避冲突的性质及其解决机制:四种理论路径的阐释

邻避冲突是当前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复杂问题。从政治、经济、技术和伦理四种理论路径来看,邻避冲突的性质分别对应着民主公平、成本收益、科学性和道德性问题。基于对邻避冲突性质和原因的不同认知,解决机制也存在着差别。然而,这些理论视角对邻避冲突的分析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应根据不同情况加以综合性判断。邻避冲突的解决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和保障公平,并通过市场机制、科技手段等辅助,共同降低和化解。     

“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治理——以江苏南通十总居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村改居"社区中的邻避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势必影响到"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甚至社会和谐稳定。"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产生,既有居民个体的原因,也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原因。要有效治理"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问题,在理念层面要注重政策之"公"和社区营造;在制度层面要完善民主参与、风险评估和利益补偿等制度;在机制层面要适时合理地选址、规范利益主体间的行为互动等。     

公众的“核邻避情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核能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支持，而核能设施所在地居民的“邻避情结”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基于胶东半岛三个有核地区的抽样调查显示：目前公众针对核能设施的“邻避情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反对性态度，二是心理接受距离，三是搬迁意愿，其中多数被访者的“邻避态度”坚决，心理接受距离较远，而搬迁意愿不太强烈；在影响居民“邻避情结”产生的诸多因素中，核电设施的健康威胁、风险的长期性和居民对核电站带来的收益判断等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性别差异、年龄大小和知识水平的高低等因素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公众的“核邻避情结”。上述研究结果清晰地描述了公众的“核邻避情结”的特征，展现了各种因素与“核邻避情结”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有关部门的“邻避”冲突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由现代化过程中的邻避设施而引起的冲突正不断出现,邻避情结是对这一现象的一般性表述.本文聚焦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战略与核心机制,在分析邻避情结的涵义基础上,提出"预期损失-不确定性"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目前该类群体性事件现状,得出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四种亚类型.最后,依据从"风险"到"危机"的逻辑顺序,提出具有综合性、主动性、全程性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战略框架,并建构了不同治理阶段的核心配套机制,力求在实践中对处理此类事件有所裨益.     

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

从"不怕"到"我怕",业主通过重构对邻避设施的认知而呈现出其主体性。邻避设施兴建方提出的"技术安全"、"依法行政"和"民心工程"的"不怕"叙事难以有效规训业主认知,业主由于"我怕"的认知建构而形成不同程度的抗争动机,并形成"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和"抗争者"等四类群体,而后两者的出现使邻避冲突中业主行动升级和偏见动员成为可能。邻避冲突在中国城市中越来越频繁,在解决过程中政府应充分考虑业主主体性,开放公民参与,在认知层面建设"不怕"话语体系的配套系统—信任机制。     

地方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学习型政策变迁 ——基于渐进和强制两种路径的比较分析

人类社会要实现善治,必须不断推动政策和制度变迁,其中理性和学习两个要素、渐进和强制两种类型贯穿始终,由此产生基于渐进理性和强制理性的不同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商互动,建立了一种常规且良性的政策变迁模式,以网约车改革实践应用分析其具有政策学习和社会学习的相关特征.强制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体现"间断—均衡"、"诉求—结果"和"冲击—回应"行为机理,以邻避冲突为代表的应用分析其具有"邻避冲突的突发性、政府回应的临机性、决策改变的消极性、项目承接的共谋性以及环保体系的变革性"特征.两种政策变迁路径的机理和趋势均有不同,同时在政策合法性、学习的动因条件和机制效果等方面亦有差异,以地方治理现代化推动并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中长期治理目标,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必须得到重视和发掘.     

邻避事件的空间认同与话语表达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的结构性矛盾造成了全球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抵抗运动,邻避事件作为上述抵抗运动中的一种,其舆论生成与话语表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空间认知差异造成的。流动空间对地方空间的支配是当代社会的主导性空间逻辑,这导致了两种空间逻辑之间的对立与分裂,并在邻避事件中表现为价值认知错位、利益认知错位、风险认知错位以及相应的话语表达的矛盾。空间认知的全面错位导致了话语表达的对立和断裂,而其背后隐藏的则是更加复杂的利益博弈,其实质为当正式制度管道僵滞和低效时民众选择了寻求非法治途径解决问题。     

公共灾害性事件缘何“再发生”——基于危机学习的理论视角

当前各类公共灾害性事件频繁发生，给地方政府的危机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对危机问题的认识仍然不够全面充分，导致同类型公共灾害性事件多次发生。通过危机学习的“二阶论”可以发现，公共灾害性事件“再发生”的一个被忽略的机制性原因是危机学习在“一阶学习”中存在的局部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公共灾害性事件再次发生的问题。上下级互动关系不优、以避责为导向的危机学习容易导致一阶学习不充分与公共灾害性事件的再次发生。传统依赖于上下级互动关系的危机学习模式容易在客观上为公共灾害性事件的再次发生埋下隐患，要解决这一问题须进一步推动政府危机学习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从邻避冲突案例看网络动员平台的迁移——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平台迁移":社交媒体用户大规模地从一个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在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组织动员的渠道、方式和影响也随之变化。我国网络动员平台迁移折射出规律性特征,互联网政治机会结构分析框架包含冲突发起、冲突扩展、政府管理、平台支撑四个维度以及十二个子维度。以"邻避冲突"领域为代表的典型案例,分别通过论坛、微博与微信进行网络动员,发生显著"平台迁移"。当前我国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发展呈以下态势:舆论下沉,政府与民众协商互动的机会减少;联合增强,集体行动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更大;议题变窄,集体行动暂时性控制更易但深层次化解更难;管理更难,介入动员过程受限且监管更为乏力。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