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论新道统、新道学与人间秩序的终极关怀——读余英时《朱熹历史世界》并与魏敦友、孙国东二君谈辩新道论

读罢余英时煌煌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册，七十二万字），启发意义确实重大：比如宋学与道学的区别，以及在道学的形成过程中深刻地揭示出了与哲学的区别，“道学既然‘内圣’与‘外王’兼收并蓄，它的内涵便远远超出了形而上的‘道体’。道学与哲学之间不能划等号，这是不证自明的”⑴，     

把“合二而一”与对立统一规律等同起来是超阶级超历史的错误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来自方以智[明末人]《东西均》之第24頁),‘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見7月17日《人民日报》)艾恒武、林青山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見[明]方以智著:《东西均》)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辯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見5月29日《光明日报》)     

论魏了翁词

论魏了翁词谢桃坊中国儒家学说发展至北宋中期，在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个新儒学派曾自称“正学”、“圣学”、”道学”，南宋后期终于以“理学”的名义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并确立为统治思想［’。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在南宋时虽然数次遭到压抑与...     

狭义蜀学的学派属性——以《三苏经解》为论域

狭义蜀学,即《宋元学案》所谓“苏氏蜀学”。苏氏（三苏）蜀学就哲学论,在路数上大别于由《大学》回归孔孟的程（颐）朱（熹）哲学（理学）,却接近由《中庸》回归孔孟的程颢哲学,只是他们不像程颢那样以“心”为宇宙“本体”,却以“道”为宇宙“本体”,可谓之“道本论”。按照牟宗三的说法,程颢心学是正统宋学中的大宗,则接近程颢路数的三苏“道学”,即便难以纳入正统宋学,也不应该被归为宋学之异端或别调。客观地评价狭义蜀学,应将三苏“道学”视为并立于“气学” “心学” “理学”之宋学的一个分支,它对丰富北宋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理论价值。     

如何接着新理学讲？─—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折

如何接着新理学讲？─—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折吴疆（南开大学哲学系）一冯友兰自谓其新理学“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讲的，故而仍是理学一系的传承，但他却不是“照着”讲，而是吸收了西方逻辑实证主义与新实在论的思想，所以又是“新的”。对于这个...     

宋学·道学·理学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对它的称谓一直没有统一起来,有的称“宋学”,有的称“道学”,多数的称“理学”。这看起来是个名称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等。 所谓“宋学”,一般指宋代的“性命义理”之学,它是与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相对而言的。这种称谓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高潮中,当时戴震等人为了反对宋明以来的空谈性命义理之学,就把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搬来,扯起“汉学” 的旗号,与之相对抗,于是便有“汉宋之争”。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直接点名批判程朱之学,因此人们把程朱理学称为“宋学”,把戴震一派的学术理论称为“汉学”。 所谓“道学”,是指“道统” 之学而言。唐代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有一个“道统”,即儒家的道发源于尧舜,经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就失传了。宋代的程颐则前进了一     

天理之成立

北宋道学及其对“天理”的确立是儒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它的基本姿态是破除二氏(佛教和道教)的迷误，废弃汉儒的传注之学，恢复儒学的真实面目。理学和心学的概念是在元末张九韶(张和美)《理学类编》、明代陈真晟《心学图》之后才开始流行，在此之前多称道学，     

黑格尔与中国哲学精神——试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与泛神论

一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黑格尔。钱钟书在解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时,认为黑尔格的矛盾辩证法虽“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每创新意,写魏晋玄学时他说:“‘贵无论’是肯定,‘崇有论’是否定,‘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这与黑格尔的正反合正好相通。”日本禅学家阿部正雄也说:     

巴金前期小说的浪漫主义

巴金是否曾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前期（1）小说是否是浪漫主义作品？对这个问题，三十年代就有不少学者评论过。最早提出《灭亡》中的壮大心“是著作者理想出来的”，是俞珍华于1930年4发表的《灭亡》（2）。1934年4月，王淑明在《新生》门’一文中，认为巴金作品，“包含着不少罗漫气氛”。同年7月，王淑明在《萌芽》’‘’一文中，明确指出，巴金在创作《萌芽》之前，其作品“都采取浪漫主义手法”。1935年4月，日本冈崎夫发表《在日本的中国文人·巴金》‘’‘，认为“巴金是在中国革命文学舍弃浪漫主义而开始走新现实主义的路之后，…     

内容形式范畴与经济体制改革

唯物辩证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内容形式范畴在应用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所起的指导作用,便是一个证明。本文主要讨论内容形式范畴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用问题,并对“以‘结构’取代‘内部形式’,而以‘形式’去指通常所说的‘外部形式’”的观点(见《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内容和形式范畴新议》一文.简称《新议》)提出不同看法。     

享者,亨也

蒋寅同志的《‘享’乎?亨也》(载本刊1981年第二期)认为,《典论·论文》中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语出《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应解释为“家里的破扫帚,(看得)和千金一样”,此见甚是。然而蒋文又据胡克家《考异》“‘享’当作‘亨’”,称此“享”字“为后世改也……此处作‘享’实难解。”对此笔者则不敢苟同。近人黄侃曰:“‘享’、‘亨’古皆通作亯。”今查“享”一般写作“亯”,然亦有写作“(?)”的,下面正是“子”。又见《集韵》:“亨……古作‘亯’、‘(?)’。”隶变以后则统一写作“享”。“亨”字的出现是后来的事。对此,清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七《墨子·叙》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说:“‘享’字隶字作‘享’;又省作‘亨’,以为亨通之‘亨’;又转为普庚反,以为亨煮之‘亨’。今经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     

论朱陆“无极”之辩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道学。道学原本儒学,尊崇孔孟,但它在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却是原始儒学(传统儒学)所没有的。道学至南宋经朱熹充实光大,是为理学。理学与北宋道学亦有不同。其特点之一,便是吸收了北宋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五行这一套宇宙生成论。其中“太极”被朱熹解释为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为人生”与“改良社会”─—浅议鲁迅与叶圣陶的小说创作

“为人生”与“改良社会”─—浅议鲁迅与叶圣陶的小说创作王铁坤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１９３３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中国现代文学的...     

校勘二题——校读《管子》所想到的

古籍整理中,校勘是一个重要环节。校读《管子》,觉得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第一:由于对古字古义的训解有所不察而发生误校。略举数例,加以说明。如《轻重戊》:桓公问管子日:“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为之奈何?”王念孙的校勘是:“‘居’当为‘治’,字之误也。《齐民要术》一,《太平御览·木部一》引此,并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书‘居’亦作‘治’。”(见《读书杂志》)大概王氏以为“居”是居住、居处的意思,在这里讲不通。而《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引此正作“治”     

关于“吐蕃”一词的语源考证

我们拜读了牙含章同志在《民族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后,深受启发。牙含章同志通过丰富的汉藏历史语言资料,在深入研究以上问题的同时写道:“唐朝人在‘蕃’字前为什么又加了一个‘吐’字,到现在还弄不清楚。”我们根据突厥和维吾尔文献资料,对牙含章同志所提出的问题加以考证,并提出我们的一点浅见,以供研究藏族史的同志们参考。藏族人民自古以来把自己的族名称为“bod”或“bodba”。最早记录藏族情况的汉文《甥舅联盟碑》(又称《会盟碑》),公元823年立。后晋(公元936——946年)、宋代(公元960——1279年)成书的《新唐书》、《旧唐书》中“吐蕃”的‘蕃’字,     

论《周易》的非宗教倾向

任继愈同志曾在《论儒教的形成》及《儒家与儒教》等论文中,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有发展为宗教的可能。从汉代以后,儒家就逐渐演变为宗教——儒教,而这一“宗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到了宋代理学,便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体系严密的宗教神学结构。按此说法,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自然也就属于一种宗教经典。此外,在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曾说:“《系辞》的辩证法,不得不受它宗教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这显然把《易大传》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张载的二元论及其唯心主义的归宿

张载,字子厚,陕西西安人。生于公元一○二○年(宋真宗天禧四年),死于公元一○七七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因为家住在陕西郿县的横渠镇,所以学者称为横渠先生。张载和他的弟子多是关中人,后来称他的学派为“关学”。他的著作多是弟子纂录而成,主要有《正蒙》、《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张载是“理学”(亦称“道学”)的创始人之一。宋代理学从周敦颐、邵雍开始,经过张载的发展,至程颢、程颐形成了体系,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因此,元朝脱脱等修的《宋史》把张载的事迹和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五人称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