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方珍本古籍文献价值述论

河南古籍地方文献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手稿本、稀见书、禁毁书是河南古籍地方文献的精品,研究河南古籍珍本地方文献,对于彰显中原文化的软实力、影响力与支撑力的提升将有重要作用.河南各地遗留有大量的古籍文献,其中有不少古籍手稿本、稀见书和禁毁书尤为珍贵.如新乡市图书馆藏孙奇逢的《读易大旨》手稿、明代崔铣撰的《文苑春秋》4卷,孟县文化馆藏孟津人王锋撰的《拟山园选集》等,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简论清末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体制近代化

清末地方自治是预备立宪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它的实施是清廷与资产阶级的共同需要,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中有益的初步尝试.清末地方自治虽有诸多局限性与不足,但它却引领了近代的政治革新,助益了近代地方行政体制从省到乡镇的现代化转型,冲击了中国的专制统治体制,初步形成了具有科层化、法制化、一体化的现代地方行政体制.     

善堂与晚清民初江南地方社会变迁——以川沙至元堂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至元堂成为新式团体活动中心,兼任其他团体职务的善堂管理者及其后辈在地方社会中大放异彩.随着各类新式团体的成立,慈善组织的一枝独秀被林立的团体所取代.新式团体成立后地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由衙门和地方实力派人物间的单线联系,变成各团体间合作和摩擦并存.慈善组织势力减弱、地方团体林立与教育机关实力大增是清末民初的普遍趋势,这成为当时地方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清末地方自治与城市近代化

过去,人们研究清末地方自治,比较注重它的思想和措施,至于它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则较少涉及。本文试图就清末地方自治与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近代化的关系做一初步探讨。一、地方自治的范围和内容关于清末地方自治,有一个多年来被人们忽略的现象,那就是它的活动范围是城镇,它的内容是城镇的有关事务。所谓地方自治实际上就是城镇自治。地方自治运动应该区别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方法。地方自治的"地方"是人口相对集中、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方,而不是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地方。实际上前者就是城镇,…     

横向与纵向:从新政看清末财政危机中的政府应对

清末十年间.横向看是政府财政大量投放新政,纵向看是清廷致力于集权中央.关于前者.关键在于兴学、练兵等新政之间的轻重缓急.需要统筹计划、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而非不顾财政状况许可与否全方位一哄而上、急躁冒进;至于后者,即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清朝中央政府的错失不在于集权中央,而在于时机、分寸把握不当,既丧失机会在前,又操之过急于后,且允许地方经费自筹政策有悖于集权中央的初衷.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团练为例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伴随着地方军事化而出现的权势转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国家威权衰微的不可逆转性.     

晚清苏州地方自治略论

地方自治是清末宪政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出台固然包含着清朝政府消解革命的潜在用心,却也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治权利的愿望.由于20世纪初的苏州具备特殊的政治经济与人文条件,其地方自治活动领先于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国城市.诸如成立自治筹办处与城厢自治公所及自治议事会、创设街区市民公社、筹办地方民意代表选举等等,每一项活动在苏州都进展得如火如荼.城市工商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在活动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清末的苏州地方自治从总体上说虽达不到当时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水平,它在不少地方留下了旧社会的疤痕.但它毕竟在民权基本建设方面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在中国地方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赌博与清末广东社会

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广东财政陷入危机,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广东地方当局开赌征饷.清末广东赌风弥漫一时,其赌博种类之多、形式之简单是其他地方所不多见的.盛炽的赌风是清末以来广东社会蜕变的一个流品,其最大的危害在于致死人命、败坏风俗人心、破坏纲纪法度、败坏吏治、助长盗风,从而加剧社会动荡,有碍社会进步.以清末广东赌博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近代广东在历史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     

清末四川藏文学堂兴办述略

近代新式教育启蒙于清末,而川边藏区近代教育实则发轫于四川藏文学堂.文章试对四川藏文学堂的创办、发展及演变等内容进行厘定,并探究其在当时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实施四川名牌发展战略与宏观调控

四川是全国率先实施名牌发展战略的省份.文章通过分析近年来四川名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出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是名牌战略地方推进的主角,即名牌战略与政府行为是统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运用金融、税收等经济手段,强化全民名牌意识,推进技术创新,发展扩张名牌企业,推动名牌战略的实施.对于四川省政府来讲,更应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契机,着力培育和发展“四川造”的名牌产品,促进四川经济发展.     

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研究

清末地方司法改革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特殊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其中的审判监督制度改革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在较为有利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等条件下,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在继承中国传统审判监督制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国家司法审判制度的优点,形成了自身的特有内容.它改变了中国历代旧有司法审判监督体制,是中国传统审判监督制度的重大突破.改革中暴露出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司法改革也不无借鉴意义.     

国民政府改革基层参政制度的努力与成效--以20世纪40年代四川县政议事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为例

中国的政治参与制度在清末初兴,至民国得到肯定并随着国民政府县政改制运动的推进而向基层社会扩展.但国民政府扩大政治参与之动议,并未允许或鼓励动员各政治力量参与政治进程,各地建立的县各级议事机关即民意机关,并未被赋予真正的民主职权,活动范围受到限制,普遍具有显著的行政化特征和辅助官治的效能,然而却在推进中央政令、促成地方行政一体化中有所作为.本文以20世纪40年代四川县政议事机构的设立与运作为例,一窥国民政府改革基层参政制度的努力与成效.     

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

明清以来普遍出现的同姓联宗是中国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明清科举时代到清末民国地方自治时代,由地方精英推动和主持的同姓联宗活动经历了时代性的演变与发展,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这一变化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变迁具有密切关系。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科举制度时代的结束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活跃于地方政治舞台上的新式地方精英,在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权力角逐和派系斗争的同时,广泛推动同姓宗族的联合,结成政治联盟和扩大社会基础,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地方政治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同姓联宗作为地方精英操弄地方政治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显示出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内涵,而地方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因深受同姓联宗这一传统社会组织关系的影响而更趋复杂、曲折。     

清末民初基层社会民间调解的变革——以四川会理县的实践为例

民间调解不仅能缓解地方诉讼压力、减少讼累,而且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清末民初,在民间社会的主动探求与官方引导的合力作用下,民间调解由自发和无序逐步开始了程序化、制度化,并由县城逐步向乡场等更低层社会组织渗透与扩展,最终成为基层社会一种稳定的民事管理机制.考察清末民初民间调解秩序的"实践历史"及发展动力,对于完善当下社会协调机制,尤其是基层社会的自治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清末民初的“村干部”:图董与地保——基于20世纪前期无锡的分析

图董与地保是清末民初的“村干部”,尽管这两种名称的最终消失距今还不到100年,但因官书中记载极略,以致后人对其了解非常困难.而从无锡地方报刊与回忆录中寻找到的一些零碎的相关资料,使清末民初无锡“村干部”的单薄形象变得些许丰满.图董属于绅士所掌控的基层地方行政系统,而地位低下的地保则是国家权力与村庄共同体的结合点.地保是如何产生的?瞿同祖认为是县官任命,费孝通认为是轮流担任.而在无锡,地保则是由甲主和图董共同推荐,图董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以中国之大,地保的产生应是因时因地而异,并不存在同一模式.     

留日学生与清末四川教育变革

甲午战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唤醒下,以"求学"为良药,广大学子纷纷负笈东瀛,近代中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留学日本热潮.偏处腹地的四川,留日也蔚为风气,出现了留日学生这一群体.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后,对清末四川的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在教育方面,留日学生对四川的教育变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推进了四川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研究近代中国宪政发端的史学新作——《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谘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个案考察》评介

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政治制度与民主意识、政体样式与民生诉求以及近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深刻揭示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支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崇高任务.由衡水学院赵艳玲博士撰著的《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谘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案例考察》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和重要贡献.该书以学术界关注较少的顺直谘议局和省议会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清末顺直谘议局到民初直隶省议会的历史变化过程,并以此为窗口透视中国近代的代议制度、地方自治、地方政治,堪称一部重要的史学研究著作.     

清末广东的地方自治与顺德地方精英

在清末地方自治政策下,以开展地方自治启蒙活动为目的的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在广州成立.为响应此举,省内各乡村的地方精英也纷纷加入该社,并在各自的家乡成立自治团体.这些自治团体是以乡村内各种慈善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即有力宗族为领导而实行计划的.     

近代地方自治中的“权利缺位”探源

始自清末的近代地方自治始终缺失“权利”主题,沦为“官治行政”的附庸和公权力扩张的工具.之所以产生这种局面,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理论准备不足,权利属性未被充分认识,权利保障也未能纳入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清末以降的地方主义借地方自治之名大行其道,其要旨却在于扩充权力,扩张和保障地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自治的权利主题.此外,近代立法未将地方自治的公民权利予以法定化,地方自治之权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凡此种种,导致近代中国屡兴“地方自治”之风,却始终不能摆脱“权利缺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