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河东薛氏与文学概述

河东薛氏是中古时期重要的世家大族,随着家族性质由武力强宗向士族的转变,其家族成员大都具备了较深的文化修养,显现出鲜明的士族特征.特别是隋唐时期,河东薛氏还涌现出不少重要的文学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其中某些成员对于仕途偃蹇的咏叹带有鲜明的"家族烙印".     

“南朝词臣北朝客”——陈隋间入北的南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

公元6世纪末叶,伴随着杨隋政权对南方的两次政治军事斗争胜利,大量南方文人由南入北,进入关中政权。其中,柳!等后梁文人的入关,继王褒、庾信等人之后再次加强了南朝文学在关中的优势地位,成为南北文学合流的重要一环。而陈代文人借鉴了前代文人的经验教训,以其文学积极依附于关陇勋贵,参与学术文化活动,在隋唐之际致身通显。江总则以其南北流寓的悲剧命运、脆弱忧伤的文学形象,成为六朝文人在后代的典型记忆。从文人流动的视角来观察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历史运动,文学艺术上的"南朝化"趋势很明显,南朝文学优势地位的取得有其必然性。     

南北音乐文学体系的对立融合与词的起源

词作为音乐文学,受隋唐时期新音乐的影响.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到隋唐之际,逐渐形成三种主要音阶,下徵音阶主要在南方音乐中使用,北方较多使用清商音阶,三种音阶并用于俗乐"二十八调".唐以前南北文学存在明显差异,作为音乐文学的词也同样存在南北差异.盛唐之后歌舞伎乐的衰落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歌舞伎乐向小型化乃至脱离舞伎发展,促成了填词风气的兴盛.词在初起时,存在着南北两大体系对立的倾向,在对立与融合中,词体的发展由受宫廷音乐文学的影响,逐渐转变成以南方色彩为主要特征.     

摄影文学还是文学摄影

当前摄影文学讨论中所谓"摄影"、"文学"诸元素经"审美复合"已产生新质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摄影文学作品中"摄影"是目的,是主体,"文学"是工具,是附庸.它们根本未能化合,仍是两张皮.据此,"摄影文学"宜更名"文学摄影".     

"文学以文字为准"——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

中国古代的"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泛文学概念,它包括美文学和学术文章在内的一切文字著作。"文"的本义是"错画"、纹理,汉字都符合"错画"、纹理的特征,因而汉文字著作都可称"文"。正如清人章炳麟所概括:"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趁彰为准。"即衡量"文学"的特征是"文字",而不是"趁彰"——"文采"或"美"。与此相对照,西方"文学"更多地是指以"美"为特征的文字著作,或以"艺术"为特征的语言文字作品。这种"美"的"艺术"特征,或指"形象",或指"情感",或指"形式",或指"虚构"。中国古代文论诚然不乏对文学样式的"形象"、"情感"、"形式"、"虚构"等属性的分析,但从未把它们作为一般文学作品的必备特征来强调。     

文学·政治·政治文学

从"政治三元论"出发,追溯历史发现文学的伤痛缘于政治人为的狭义化,"政治"概念的含混是文学与政治关系争论不清的根源."政治文学"以政治生活作为作品"核心轴",审美地反映人类的美好政治理念和情感,具有理想性、否定性的特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阐释放弃了一个重要的想象维度--乌托邦,实际否定了文学与政治在理念层面结合的...     

透过“文学终结”看文学的未来

新世纪伊始,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提出了"文学终结"论,在我国文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同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质疑的声音亦有之。"文学终结"论的提出,不只引发了中国学者对文学的思考与讨论,更让此观点的提出者希利斯·米勒陷入了困惑,一方面他认为电子传媒时代的到来,将对文学产生极大的冲击,文学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他以自身的阅读经历为据,承认文学并未走向终结,它依旧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米勒对待文学前后矛盾的态度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关注电子网络时代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在思考文学未来的发展走向时,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说明了文学有其存在的特性和价值,启示人们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文学的现状、憧憬文学的未来。     

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论生态文学的伦理价值诉求

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文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履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中国业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煌灿烂的未来。     

殖民语境中文学的民族国家立场问题——关于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中国文学中的亲日文学

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的亲日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从殖民语境和沦陷区文学研究史角度,对"汉奸文学"加以辨析。文章分析了"汉奸文学"在三种不同的殖民体制中的差别,并在如何界定"汉奸文学"的问题上,提出五个方面的区分原则。正确认识"汉奸文学",不但有利于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深化,而且有助于客观评价沦陷区民众的行为方式和生存状态。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论"尚文"风气北传对隋及唐初统治阶层的影响

隋统一后,大量南方士人被迫入关,由于北方王朝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矛盾心理,对南方士人的排斥以及南士自身的特点,他们在隋及唐初大多进入王府并以文学、顾问进身。他们的仕途经历以及随之北传的尚文风气对当时的统治阶层的精神、好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文学,有助于重新审视各个时段的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以及文体形态,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可以发掘被历史掩埋的一些文学史现象;再次,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能够促进应用文为主的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但因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零星散乱的特点,故研究过程中应该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以揭示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原生状态。     

浅谈北朝山东文学区文风的嬗变

北朝时期山东文学区的文风有显著的变化,前期文学风格呈现出方正淳和的特点,而后期风格则清丽典雅。细究其变化,应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双重作用所致。内部原因在于传统文学家族创作陷入低谷,外部原因则是南来文风的渐入。双重原因导致了山东文学区在北朝期间文风的转变．这种转变实则是隋唐南北融合的一次预演,呼唤着新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研究

渼陂是唐代长安地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渼陂以其秀美的景观吸引着一大批文人士子前来观光游览,而历代文人士子则在渼陂留下众多优美的诗文篇章。在陕西省政府大力开发渼陂旅游文化景区的大背景下,本文将唐代渼陂文学作品作为本文的研究目标,并试图以上述文本为基础,勾勒出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的思想脉络。本文主要运用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史学研究方法,尽量站在古人的处境分析文本中蕴藏的思想内容;在上述基础之上,本文还试图将渼陂文学作品和渼陂的时代兴衰、唐代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最终抽绎出一条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的发展轨迹。     

从宋初政治的崇文倾向看宋诗气质的形成

中唐政治首先出现的重视"内外制"词臣的崇文倾向对中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倾向因唐末五代战乱而暂时中断。赵宋太宗、真宗两朝重倡崇文之治,在职官制度层面恢复、加强了对知制诰、翰林学士"内外制"词臣的重视。因此,宋初"内外制"词臣在文学创作中便自觉地将"当代"与中唐联系起来,把白居易当成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个绝好的中唐"历史镜像",兴起了宋初诗坛的"白体"之风,使得宋诗呈现出了一种矜持、从容、闲适、成熟的"中年气质",这种成熟的"中年气质"最终成为宋诗基本格调中既来源于唐诗,又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学特质。对于宋诗承继中唐诗歌之精神气质问题的考察,不妨说是对传统诗史"唐音宋调"说的一种实证,也是在文学层面上对史学界"唐宋变革期"学说将中唐作为中古、近古之分界的一种回应与互补。     

《甘泽谣》之杜甫二事补遗考略

从晚唐袁郊所撰传奇集《甘泽谣》出发,结合《唐书》及其他资料,对相关杜甫的二事进行了补遗及略考。一事为杜甫恃才傲诞,为人所厌,自青年至晚年,向来如此。另一相关事为杜诗《饮中八仙歌》中的人物之一焦遂,其人狂放不羁,好酒善辩,然其事迹仅见于《甘泽谣》,故显得弥足珍贵。此二事,对后人重新审视杜甫其人及考察其《饮中八仙歌》,都极具参考价值。     

三唐五体: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的演变与诗风的变迁

文学本体观念的更新导致文学思潮的演变,进而影响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乃至题材、体制、风格以及批评理论的演变,从而完成文学理论范畴的系统转换,并最终影响文学创作时代风尚的变迁。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由“原道”、“言志”向“缘情”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唐代诗风的变迁。     

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观的建构

隋末唐初,王通续《六经》以绍儒业,并于龙门开筵讲学。受王道观念的影响,王通的文学观具有明显的功利特征,如对《诗经》的阐述及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上,王氏皆以儒家政教观作为衡量的标准,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教化作用。此外,河汾之学也深深地影响到唐初文学观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即唐初史家、政治家对王通经世致用文学观的继承;受一定的家风和区域文化的影响,王绩、王勃等人的文学追求既有家学因素,又呈多样化趋势。     

论《河岳英灵集》中体现的文学思想

通过对《河岳英灵集）中体现的文学思想的考察，探究盛唐文学繁荣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对《河岳英灵集》所涉及的文学风格、思想内容、文学形式和情景交融等进行剖析，研究表明，殷瑶评判诗歌“雅奇”并重，“兴象”“声律”与“风骨”并举，具有开放性特征，在盛唐时代具有代表性。这种感性而客观、开放的审美趋向反映了唐人开放和宽容的时代精神，是诗歌在盛唐形成高峰的内在动力。     

“文咏之士”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

唐初八史的作者多为“文咏之士”，撰史善于叙事，喜取小说，文辞华美，使唐初八史呈现出浓郁的文学色彩；此外，唐初八史的尚文之风，唐初八史于史书中明确表达文学观的做法，都缘于著者的文士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