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多年来,很多中国哲学史论著都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作为孔子宣扬唯心主义天命观的一条铁证。即使是那些主张孔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同志,也不过认为是“感叹之词”,或认为“‘获罪于天’的‘天’,就是行为不合天理”而已。我认为,这些看法都不符合孔子原意。为了弄清原委,且将这段话完整地征引如下:     

“多能鄙事”质疑

<正> “多能鄙事”见于《论语·子罕》,原文是:“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注说:太宰之问,“疑孔子多能于小艺”。又引包注释孔子所对:“吾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能。”此后,注家学者沿袭不疑,均作如是读、如是解。更有甚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按:“疑孔子多能于小艺者,正以礼乐是艺之大,不得为鄙事。惟书、数、射、御,皆是小艺。”然而寻绎文义,笔者以为旧解未得真谛而附会曲说。     

论孔子的“无为”思想

<正> “无为”是老子学说的重要内容,在孔子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后者却未受到人们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无为”一词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然而它的精神,却渗透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在孔子的心目中,尧舜的形象是极为崇高的。如《雍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也不以仁圣自居,却推尊尧舜能达到仁圣的境界。孔子如此推崇尧舜,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可见孔子对“无为而治”也是崇尚的。     

首阳山考

《论语·季氏》说:“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这个“首阳”在哪里?孔子没有说。 《史记·伯夷列传》记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一事甚详:“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也;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遂饿死于首阳山。”但首阳山在何处?太史公也没有说。后人对此颇多分歧。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是故作谦虚还是“夫子自道”?

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他说的一句话又被引用起来。那就是:“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对“何有于我”应怎样理解,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见于《十三经注疏》本,认为那是表示“不难”之辞。另一种见于朱熹《四书集注》,认为那是表示“不敢当”,是“谦而又谦之辞”。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这些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光明日报》1978.7.18《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更早则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又有人译为:“在我这里有什么呢?”即“这三件事我都没有。”(王力《古代汉语》1978年重印本,更早则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两种解释恰好相反。     

出入于为学和为仕之间——孔子价值观述略

《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高山仰止的盛赞法排除了成“圣”可能,以“仁”为最高现实人生理想,从而也把个体的企达仁境作为现实人生的最高价值。由此断定,孔子以仁的实现为人生终极目的之所在已无疑问,那么如何得仁,通过何种途径达到仁境,就构成了孔子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我以为,孔子对个体实现人生理想、获得人生价值提出了两条途径,其一是所谓为学,其二是所谓为仕。《论语·子张》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虽然并非出自孔子之口,但却恰切地道出了孔子对个体人生的价值设计和价值选择。     

论孔子天命观的伦理性质

<正> 孔子天命观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近代以来或曰其为“宿命论”,或曰其为“宗教观”,或曰其为“人格神”,均未得其实也。近年又有视之为“自然的发展规律”者,亦未尽得其真义也。笔者以为,孔子的“天命观”反映了不同于殷周时代的新的天人关系,具有自然的意义,更包含着伦理的性质。一、孔子“天命”思想的历史继承性先周时代,“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礼记·表纪》)举国凡有大事,莫不问天行卜。夏启伐有扈氏,谓“今予维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商汤伐夏桀,则曰     

实物地租是井田的剥削方式——兼评郭沫若同志的战国封建论

一什么是井田的剥削方式呢?《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说:“九夫为井,……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农民种井田要“贡赋”。《国语。齐语》说:“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把“相地而衰征”与“井田畴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井田”也要“相地而衰征”。韦昭注“相地而衰征”云:“相,视也;差,衰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美学意蕴

《论语·宪问·１４·３８》：“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纵观整部《论语》，唯其这句是别人直接评价孔子的话。我的感觉是，门子对当时万人景仰的孔子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股话语的反讽，使人感到孔子的悲怆与痛楚。可以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是整个儒家的悲剧，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悲剧。“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矛盾的产物。孔子的时代已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宗法制破坏的不可避免性已经是历史的趋势，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止步，那么人生的悲剧也就难…     

析孔子的问人不问马

<正> 《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是一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历史记载,也是孔子“仁”的基本含义的重要注脚。《家语·子贡篇》和《盐铁论·刑德篇》也都谈到此事,而且明确说是“国厩焚”、“鲁厩焚”。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末期,鲁国国君又是大奴隶主,那么,在“国厩”养马的贱役当然是奴隶。“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     

“儒家重义不轻利”说

学术界不少人说,儒学是“轻利”的,其思想影响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儒学真的轻利吗?答案曰“否”。说儒学轻利,是对儒学没有全面研究造成的偏见。《说文》曰:“利,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利者,义之和也,”出于《易·乾·文言》,高亭注:“《说文》,‘和,相应也。’始歌为唱,随歌为和,有唱而后有和,有义而后有利,故利是义之和。”(《周易大传今注》卷一)“利”是“义”的派生物。论者以孔子“罕言利”,说这就是他轻利之证。按这句话全文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下引《论语》只注篇名)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罕”应该为“轩”,显也。全句意思是:孔     

管氏“三归”与古代经济特区

<正> 《论语·八佾》谓:“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宫事不摄,焉得俭?,”“三归”一词,初见于此。何谓“三归”?说者各异。曰“地名”、曰“邑名”、曰“台名”、曰“三宫”、曰“市租”、曰“娶三女”、曰“筑三台”、曰“家有三处”、曰“以三牲献”、曰“促使‘三不归’之人归而从事生产劳动。”一名之释而分歧如此,实不多见。为了弄清这个聚讼多年的问题,不妨先看看与管氏“三归”有关的主要史料。《战国策·东周》:“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     

试论孔子举贤任能的用人思想

<正> 用人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强弱兴衰的大问题。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靠人才。有了人才,政治就清明,国家就振兴;没有人才,政治就昏暗,国家就衰败。他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无),则其政息。”(《中庸》)但是,人才是难得的:“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对此,孔子说道:“才难(人才不易得),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认为卫灵公无道,而没有亡困,是因为他任用了“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究问》)。人才的重要,于此可见。在春秋末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孔子针对世卿世禄制度,提出具有革新精神的举贤任能的用人思想,并根据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总结出一些重视人才、识别人才、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思想原则。     

也谈“束脩”不是学费

<正> 孔子,举世闻名的大教育家,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私人办学最有成就的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千”之数,虽不无夸大,但孔子学生很多却是无可置疑的。私人办学,规模初具,其教育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确是研究孔子教育事业极关重要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因《论语·述而》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一句话,就把“束脩”当作孔子收纳的学费。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上说:“他是‘有教无类’。     

“不学诗无以言”小议

<正> 《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这段对话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的一次关照,这次关照的核心是要孔鲤学诗,并告诫他,不学诗就不会说话。在当时,诗的地位为什么那样重要呢? 西周初年,有一种“献诗陈志”的社会风气。人们对好人好事的赞扬,或对坏人坏事的批评,往往不是直抒己见,而是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个     

何谓孔子之道?

<正> 何谓孔子之道?《论语》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有这么一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里仁》)孔子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他的道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指出这道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曾子的回答倒是颇为具体而自信。由于曾子的看法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曾经得到孔子的认可,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怀疑,认为曾子之说未必妥当,概括孔子之道的不是忠恕而应是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是:我“仁”的学说贯穿着“中庸”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忠恕固然不能概括孔子之道,仁也同样不能。     

略论稷下人物宋钘

<正> 宋钘,战国时宋国人,与尹文齐名,同游稷下,因并言黄老之意,被后世称为宋尹学派,在当时很有影响。在《孟子》书中,宋钘写作宋牼,《庄子·逍遥游》、《韩非子》写作宋荣,《荀子》、《庄子·天下篇》写作家钘。宋钘的生卒年代不可确考,我们只能根据《孟子》的记载推其大概。《告子下篇》说:“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置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这里说的秦楚构兵发生在周赧王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史记·楚世家》说:“怀王十六年,……发兵西击秦,秦亦发兵击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当时,正值燕人畔齐(见《孟     

“夔一足”臆解

夔,《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既是神话传说中的怪兽,又相传是舜(一说尧)的乐正,《尚书·尧典》、《帝王世纪》均有载.《吕氏春秋》上记其亦有“一足”的传说。载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太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生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孔子不相信夔是一足,他把“夔一足”解释为“有一而足”,其实属附会。我们知道:足古代与止相通。例如“正”字,《说文》曰:“从一,一目止,”《说文》:“(?)古文正,从一足,足亦止也。”(《说文·正部》)止是趾的古字,(甲骨文写作:“(?)”。)足的象形,(小篆写作:“(?)”)《说文》曰:“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     

孟子“养气说”浅析

<正> 孟子关于养气的言论,在儒家早期思想史上颇为新奇。因为“养气说”原本不为儒家思想体系所有,孟子自称是孔子的信徒,然《论语》中不见任何养气之说;孟子师承子思,与子思合称“思孟学派”,子思也未曾有一语涉及养气。“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①,看来属于孟子的一大发明了。学术界一般认为孟子的“养气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把他说的气看成“仅仅是一种精神状态”;养气是“把主观精神进行自我扩张,便可以从认识世界进而主宰世界”②。其实,上述观点并没有全面把握孟子“养气说”的本意,因此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一、“养气说”的内容及真谛孟子的“养气说”包括“气”与“养气”两部分内容。先看孟子所说的气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凡引《孟子》皆不注)有二段文字,较集中地讲到了“养气说”。一般是:“(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答)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为浩然之气?’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