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挑战下的中国城市化未来发展问题初探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因素包括：工业化水平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城乡隔离的二元管理制度与有差别的利益分配机制、“官本位”取向与城市分级制度等。“有产业,无社区”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趋势,中国也不例外。由于中国城市化面临“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双重挑战,因此,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必然坚持多样化的城市发展策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城市新型社区的人际交往与和谐社会构建

文明的人际关系对于促进城市新型社区的社会整合乃至实现城市的社会和谐,起到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当代中国,城市人际交往不仅具有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特点,同时还蕴涵着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城市居民的人际关系形成多取向和多层面.我们应克服城市人际交往中的各种障碍因素,寻求构建城市社区的新型人际文明的合理路径.     

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模式的理论分析

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与丧失的双重背景下出现的一股潮流，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缺乏理论分析。有鉴于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基础上，提出“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     

论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机制的双重“二元性”特征

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机制存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与区域二元分割的双重“二元性”特征.文章对此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提出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社会福利政策变革与转型、劳动力无限供给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机制双重“二元性”的主要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变福利理念、建立长效机制等致力于消除双重“二元性”的治理策略.     

新型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模式探求——以广州为例

随着社会转型、企业转制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单位人”成为“社区人”,大量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向社区转移,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日趋个性化、多元化,社会工作服务的功能日趋明显,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已势在必行.作者通过对广州城市社区的广泛调研,就社区居民服务需求进行深度分析,探索新型城市社区服务模式,这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必须具有适时性、针对性、有序性和有效性,从而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各方面的需求.我们试图以广州新型城市社区为例,探索一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城市社区模式,即立足综合服务中心,依托社区组织,辐射居民家庭,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服务模式.     

整合性道德和城市社区道德建设

整合性道德同社会整合相联系。社会整合的前提是社会的分化、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社会整合要求一种具有整合意义的道德。整合性道德有赖于国家的动员和制度保障、社会的自觉以及在二者的互动中形成的社会成员的普遍的行为习惯。社会成员的为社会结构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构成了整合性道德的基础 ;国家的倡导和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整合性道德的价值维度。就形成方式来说 ,它既是自下而上的 ,同时也是自上而下的。因此 ,可以将整合性道德概括为 :以促进社会整合为目标 ,在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中形成的为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不同结构单位所共识的道德。社区和社会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 ,城市社区的道德整合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城市社区的地域性使通过城市社区进行社会的道德整合具有可行性。中国城市社区具有特殊性 :首先 ,中国城市社区具有建构性。其次 ,中国城市社区体制具有二元性。这种特性有利于当前的整合性道德的建设。政府在设计社区发展规划时将国家所倡导的道德观念作为道德建设的目标 ,从而实现对社区居民的道德引导。而居民则通过参与社区事务 ,进行社区活动自觉到共同生活的规则和对规则的尊重。这种互动机制使整合性道德既能够形成居民的心理认同从而获得坚实的道德主体性基础 ,又能够达到社     

人性与社会自然的二重性及深刻意蕴——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

涂尔干是西方现代社会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对于社会学学科的核心问题——人与社会的自然及其关联——展开了深入思考与分析,并以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康德与卢梭的启蒙与理性思想为基础,建立了具有类型学与方法论意义的人性与社会自然的“心物二重性”思想,奠定了社会学学科体系中个人与社会的二元研究视角与路径.     

发展视角下聚居型失地农民社区建设问题探讨

就我国推动城市社区建设而言,不应当只是将由市民所构成的社区视为建设的主战场;也不能只是强调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在城乡统筹发展大格局之下,失地农民卷入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且卷入程度很深.建设“国家社会治理、公共服务覆盖以及居民利益表单元”的城市社区,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社区形态以及社区所发挥的特定功能都应当被毫不犹豫地予以关注.随着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步入深水区,当前失地农民在城市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瓶颈”.如何借助城市社区建设实践解决失地农民城市发展诉求满足的问题,文章以聚居型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展开了具体分析,并基于发展性视角提出了“社区重建”的可行性路径.     

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模式的理论分析

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与丧失的双重背景下出现的一股潮流,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缺乏理论分析.有鉴于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基础上,提出"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     

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与党在城市基层执政地位的巩固——对广西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调查与研究

加强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新型社区的重要保证.近年来,广西各级党组织不断深化社区党建的实践探索,取得宝贵经验和积极成效.但总的来看,社区党组织建设仍然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薄弱环节,与形势发展的实际要求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问题.从广西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现状和发展的实际出发,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社区党的建设,关键在于深化和推进社区党组织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农民工进城引发的城市社区冲突浅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工大规模地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和群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农民工进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仅就农民工进城所引发的社区冲突进行分析研究,探求解决冲突的方案,以促进社区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变迁与东北城市社区矛盾冲突问题的产生

由于东北社会剧烈变迁引发的社区矛盾冲突问题可划分为七种类型，即：政府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房主与房管部门及物业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社区服务和社区经济方面的矛盾冲突问题；失业下岗人员社区就业和家庭矛盾冲突问题；社区内组织间及社区与居民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问题；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进社区引发的矛盾冲突问题。社会变迁是引发这些社区矛盾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应以社区冲突为突破口加强东北城市社区建设。     

中国农村五保救助制度的特征——兼论国家与社区的关系

传统五保供养制度带有国家化社区救助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政社合一"或"政社不分"的制度环境。在农业集体经济结构瓦解条件下,新的五保供养制度正转向国家化公共救助,体现出国家与社区关系中的某种"内卷化分离"。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导致公共救助与社区救助的合理分化,以及公共救助的社区化,促成国家与社区的平等合作关系。     

城乡社区服务及其功能拓展

城乡社区服务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近些年来,我国在社区服务方面取得较大进步。然而,社区服务仍存在着较严重的城乡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仍呈扩大趋势。必须加大对农村社区的投入,推进城乡社区服务设施一体化;发挥农村经济组织作用,提升社区服务造血功能;提升社区服务在合村并居新型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提升社区自治功能等,进一步提升城乡社区服务功能。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

对“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进行关联性的分析表明,社区与单位之间存在一种预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关系可能的“制度复归”现象,城市社区重建之症结即脱离单位制框架的束缚,使社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重建在最深层、最本质的意义上将关涉到中国社会从何处获得自身发展机制的问题。     

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

在当代,全球的社会发展呈现出社会活动节奏加速倍增化,社会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社会活动性质利害两重化,社会活动群体全球协同化四个大的发展趋势.而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展开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匮乏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与民主价值

城市基层民主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层,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结构为公民参与基层民主创新提供了制度平台,而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也推动着城市基层民主的实际运转,是现代民主在社区微观层面的实现。在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利益与权利得到实现,理性协商的公民精神得以培育,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社区公民组织成长起来,民主不再抽象,不再陌生,而首先在社区范围内成为公民触手可及的真实生活。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支持政策的实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选择

农业支持政策在发达国家有着很长的历史,而且和工业支持政策保持基本相同的变动规律,属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手段。"工业反哺农业"是中国城乡统筹战略选择下的特有经济范畴,其实质是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我国的土地产出贡献率基本上达到了目前技术允许的极限,单纯依靠进一步发展农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并不是一条有效途径;现代农业补贴政策的大部分功能在于保障粮食安全,并且受我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的制约,也不能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应是加快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