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要从求是与致用对立申走出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展示了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精彩画卷，通过回顾“章太炎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的抉择．胡适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揭示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人生焦虑状态。在陈平原看来“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或学术宗旨，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及其对这不同学术追求的辨析，迄自先秦，“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     

“正史”西域撰述产生与发展学术背景之考察

千年以来，有关西域之况的撰述记载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中国历代“正史”中有关西域的撰述。至今为止。学人对这些撰述的各种研究颇多，其中包括对其各种历史背景的探讨。本文则主要从整体四个方面综合性的对其产生与发展的学术文化历史背景进行了考察。     

近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在中国学术转型中的作用与局限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几千年，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但到近代，即在“三千年末有之变局”之际，逐渐向现代学术转型。在这转型过程中，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引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论者甚至认为这种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王桧林：探寻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轨迹。《光明日报》2005年2月3目）但是从目前中国学术发展过度强调线性学科分类情况看．学科分类体系亦有其局限性。     

能否给学术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近几年，由于学术不端行为高频率发生，已经到了不成新闻的程度。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我们必须奉行“零容忍”的政策，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净化学术环境、推动学术良性发展。但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零容忍”目前还没有细化的执行方案、实施手段；二是如果曝光一次，“零容忍”一次，估计不仅中国的学术界，甚至社会都要重重的痛一次。     

学术评价中的职业编辑定位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学术评价”的讨论持续不断;由于涉及学科不同、站位不同,所以给出的答案自然是见仁见智。但从中国学术的实际而言,所谓“学术”,其实包含着学术论文、学术编辑、学术期刊三大块。其中,“期刊”是入口,“论文”是出口,“编辑”则起着中枢和关键性作用,三者共同组成一个完整、健康的学术生态链。因此,学术评价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应当将学术编辑(包括总编辑)也纳入其中。无论是评判论文、期刊还是编辑,共同的标准只能有一条,那就是,有没有坚守、体现、力行学术的本质——“真、善、美、爱、仁”。     

论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标准衡而量之。从学术求真到服务现实 ,从理论建树、历史阐释到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订 ,从间接功效到直接功效 ,一切真诚的学术努力 ,都为当今史学研究所必需。无视学术规范的学行和“回到乾嘉去”的倾向 ,都会使史学再入歧途。     

学术与政治的缠绕——以《学衡》与《新青年》的对峙为例

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切入五四文学社团流派之争是重新评价五四文学传统的关键所在。据此，《新青年》诸君与“学衡派”的论争已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与落后、激进与保守来概括，而应视为以学术为名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一次政治权力争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缠绕反映了现代中国政治压迫之下显现的脆弱的学术根基。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文化唯物论时代没有精神困境

我在一些文章中提到，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文化唯物论的时代。其实，我本人从研究生阶段开始的学术生涯差不多也是一个从“精神”到“物质”的旅程。     

现代学术与两种学术遗产

清末的经今古文之争在经学时代结束后虽然基本停止，　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份学术遗产，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学人那里却仍然　被当作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继承下来了。学术思想界里的趋新与守旧、“信古”与“疑古”　之争其实就是晚清经学之争延续的一种表现。但现代学人并非简单地继承和发展两种经学遗　产中的一种，而是同时批判地承受了两种经学遗产，并以现代学术的精神理念加以改造转化　，使其成为现代学术得以生发的重要“学术资源”。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纵身且摘最鲜红——从杨义《秋山摘果谣》谈学术研究之创新

近几年来，诸如“政治腐败”、“经济泡沫”等流行于政治、经济领域的词汇，曾几何时，便影响到了学术界，故而“学术腐败”、“学术泡沫”等词汇亦即不胫而走，“学术打假”的呼声也随之愈益强烈。期间，我们读到了一首摈弃老路、独辟蹊径而竭力呼唤学术创新的好诗《秋山摘果谣》。诗云：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古今”与“中西”之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变易史观的出现,从“变法”与“守旧”的争论到对“孔教”的批判,直至“中体西用”理论的破产,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大致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哲学随之步入近现代化的历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崩溃。     

“高邮二王”学术再讨论

任何学术流派都有其相当影响，且独树一帜的学术内容和被同行学友、门人等拥戴的标志性人物。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高邮二王”（即王念孙、王引之）于音韵、训诂、校勘的成就，足掩前哲，竦桀时代，成为一座学术高峰。其学术渊源来源于乾嘉汉学，特别是直接衍承其师戴震；其治学宗旨为“实事求是，研经求道”；其学术风格为“求真务实、勇于创新、耻于蹈袭”；主要的学术表征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博精深，综贯会通”、“好学深思，创新兼容”。“二王”的学术思想、学术渊源、学术风格、学术表征引领时代，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我的学术概况——“三管齐下”研究“一分为三”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命题,尔后坚持研究24年。我是“三管齐下”从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管”是不断地深入研究“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第二“管”是不断地进行学术争鸣,力争通过学术争鸣使“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并且扩大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第三“管”是将“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拓展到各门学科当中,从而激活新文思。     

关于学术“打磨”的思考——兼及“黄禹锡事件”和“民族感情”

笔者曾为一本小书进行过一场学术“打磨”。其间有一些疙疙瘩瘩的想法，还有一些只有“道中人”才能体验到的苦恼。虽然事过境迁。但它们一直横亘脑际，亟待呼之欲出。如果讲出来供大家讨论．也许有助于对当前比较热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敬业活动和学术规范问题做进一步思考。     

西汉景武之世的河间学术

西汉景武之世的河间学术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从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过渡的重要学术集团。因儒学长期被压抑,河间以官方的身份高举“六艺”,广招学士,吸引大批儒者前来,风云际会,相互激荡,遂形成了河间学术的盛况;同时, 可能还有汉景帝朝出于国家向礼乐文治转变的长远考虑而给予的支持。而游学河间的“俊雄众儒”,除所熟知的毛公、贯公外,董仲舒、孔安国等可能也到了河间。由于河间与武帝朝从建国方略、礼乐政策、帝位之争等方面都存在很深的矛盾,遂遭到武帝朝的打压,在这个过程中河间出现了今学和古学的分化。这种分化,恰恰反映了朝政的路线之争;后世学者不追宗溯源,遂坠入今古文之争的误区。河间与汉武帝朝的矛盾最终以献王的死为消解,而河间学术也随之而消散。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清初“礼仪之争”与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的形成

清初“礼仪之争”既是中西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斗争，同时也包含着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风俗的冲突。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基督教“伤风败俗”的观念不仅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而且成为官绅士人反教的重要依据。     

大众学术：中国学术建制化的困境

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想要从前十年的“广场”退回学术的“民间岗位”．拥抱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学术界不仅丢掉了80年代的人文精神，而且失范行为超乎想象，学术大发展没有如期而至，“学术大跃进”倒是轰轰烈烈搞了起来。以致学术丑闻层出不穷，结果引起分别与人文精神和学术规范有关的两场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