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抑或留守:农民工携带子女进城的基本状况与影响因素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农村人口在进城过程中是否携带子女,关涉儿童健康成长、 农民工家庭幸福以及社会的和谐安定.基于对全国范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五分之二以上的农民工有携带子女进城的行为,并且不同特征的农民工在携带子女进城状况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基本状况、 工作状况和未来打算等因素对农民工携带子女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 务工地类型、 所从事的行业以及关于未来打算是影响农民工携带子女进城的重要因素.这对于理解农民工携带子女进城原因、 研判随迁子女未来走势等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与高中择校、高考移民的辨析及启示

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成为继义务教育之后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与"高中择校"、"高考移民"的模糊性限制了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有效地解决该问题。基于此,本文对三者共性及差异性进行了辨析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政策导向上将三者区别对待,在实践上将"父母社保号/一定年限纳税证明+农民工随迁子女学籍年限"作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的资格,以期为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权利的保障进行有益的探索。     

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研究——以珠三角城镇地区为例

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难点问题。作者通过对珠三角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珠三角城镇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入学年龄大、就读民办学校比例高、转学率高、失学率高、犯罪率高和学习成绩低、升学率低、城镇认同感低等现象。针对现行的高考制度和短缺的教育资源,文章提出了教育公共资源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合理匹配的模式和机制等对策。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成都、义乌两地抽样问卷调查的资料,分析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情感接纳程度＞行为接纳程度＞认知接纳程度.不同性别、政治面貌和主观阶层地位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差异性不大.回归模型表明,政治面貌、主观阶层地位、社会关系网络、政策认知认同、对两类子女素质差异的评价以及认知来源是影响城市居民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重要因素.     

子女随迁是否有助于改善进城农民工的营养摄入?

从“只身外出”到“举家迁徙”的农民工流动趋势转变,子女是否随迁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面临的重要选择。本文利用“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调查数据,考察了子女随迁对进城农民工营养摄入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收入和劳动强度等因素后,与子女未随迁的农民工相比,有子女随迁农民工的热量摄入量显著增加了4.9%,从营养摄入结构看,子女随迁显著增加了农民工的脂肪与蛋白质的摄入量,分别增加了12.6%、6%,但对农民工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无显著影响,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支持这一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民工有1个子女随迁会显著增加其脂肪、蛋白质和热量摄入量,而有2个及以上子女随迁无显著影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工子女随迁对其热量摄入的增加效应并无显著差异;跨省务工的农民工子女随迁对其热量摄入的增加效应,明显小于省内务工的农民工子女随迁。可见,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子女随迁政策,这不仅能促进子女全面发展,还有利于农民工营养改善。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北京市某区的问卷调查

利用"人口迁移与儿童发展的跟踪研究"基期数据,本文讨论了流动儿童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及影响因素,旨在回答流动儿童家长的教育期望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家长的个人生活经历与社会态度是否会影响到家长的教育期望这两个问题。结果发现,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仍然是中国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就读于不同学校儿童的家长,其教育期望的确存在差异,但这与家庭的经济条件无关;儿童的学习成绩、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学历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等家庭的文化背景及家长的社会态度乃是影响家长教育期望的主要因素;并且,父亲和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不同的。但教育选择(就读何种类型的学校)与教育期望之间的因果关系等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     

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从支付意愿与支付能力两个层次,提出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假设,并以西安市农民工实际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logistic模型对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子女数量、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支出水平在一定范围内对其支付能力有显著影响。总体上,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意愿与支付能力并不强烈,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尚未形成。     

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基于甘肃省兰州市的调研数据,从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态度、参加社会保险和接受社会援助情况等方面分析了甘肃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发现农民工在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存在短板,农民工并未纳入城市救助体系,政府在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不足。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社会福利多元参与等方面探讨了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关于农民工子女在迁入地接受完全义务教育机制的构建

农民工子女在迁入地不能获得完全的义务教育,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与配置机制尚未形成。本文在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和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供给模式,并就其配置模式指出发行教育券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选择。     

农民工子弟教育中的问题

一、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父母进城打工,子女在家留守。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工子弟被许多学者称为留守儿童,这些农民工子弟一般都跟随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生活,而接受教育则基本依靠本     

对流动儿童学校之合理性的思考与建议

流动儿童学校的状况和合理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本文首先分析了产生流动儿童学校的制度、观念等层面的原因 ,进而探讨了流动儿童学校的合理性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认为流动儿童学校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体现了现行的户籍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滞后性。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甘肃省农民工创业群体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共选取和采集了718名农民工的人口学资料、外出务工情况、创业及培训信息。通过卡方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等方法,探讨甘肃省农民工群体的创业特征,以期为创业政策提供导向性信息及建议,促进农民工群体创业意向的形成和实现。分析结果显示甘肃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仅占到调查群体的77.6%;被调查者中64.3%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务工创业技术掌握与否、创业政策知晓与否、创业信息获取便利与否以及外出务工次数对甘肃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具有较大的影响。     

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的逻辑——指向一种质量互释的混合研究

与其父辈不同，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交往遵循独特的运作逻辑。从其城市生活的社会情境出发，学校类型、家庭教育与社区结构，都会影响到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接触机会、交往过程．从而产生不同的交往后果。学校在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中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流动儿童的学校类型不同，其城市社会交往的逻辑迥异。在不同的学校空间，流动儿童建构出了不同的交往文化。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获得了更多与城市儿童及其家长接触的机会，他们与城里人的交往频率也更高，因而更有可能冲破身份制度的藩篱，从结构上实现与城市的社会融合。民工学校流动儿童则正在经历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     

农民工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9年广东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logit统计模型,在广东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改革背景下,分析上层农民工群体的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入户意愿是农民工个体权利的合理化表达,其背后隐藏的是经济诉求、生活保障、权益表达等劳动力再生产的综合需求。是否拥有责任田、在本城市工作年限、是否有亲戚在工作地、对城市的归属感和生活的安定感是影响上层农民工入户意愿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年限、收入和工作级别等因素对他们入户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社会资本缺失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必须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主要对策有:转变城乡分割思想,在全社会确立一种城乡开放、平等、统筹观念;打造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进行互动和交往的文化环境;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建立健全公平、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人为差别,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加强对农民工就业培训,积极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加强和发挥民间志愿性组织的作用,增强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     

农民工劳动权益状况分析——基于江苏省常州市的调查

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利用江苏省常州市548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状况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在31项有关权益保障的重要指标中,绝大多数指标结果不容乐观,农民工的多项劳动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劳动报酬获得、休息休假、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的权益受损较为严重。基于调查结果,文章提出了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实施人性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等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考察

本文基于全国198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中是否参加过培训、培训次数、拥有的技能数以及技术等级四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学历水平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中的外地同学亲戚数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当地同学亲戚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心理资本中城市归属感、本地人态度、对城市同龄人看法三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及生活满意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培育要切合其市民化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引导,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心理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驱动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更强，职业转换频率更高，其职业转换既包括横向上职业间的转换，也包括纵向上职业升级导致的职业转换。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融合，就有必要强化自身的职业转换能力。本文通过设计问卷对1350名样本进行实地调研，并运用SEM模型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提升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对其职业转换能力有一定的驱动影响，职业培训与受教育经历等人力资本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有正向驱动作用，工资待遇及福利、就业机会、职业升迁、新型城镇化等外部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也呈现正向驱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