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漱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

当代新儒家中不少人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于它是相对西方传统的宗教神学与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被认为是居于二者间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其实，这一思想，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作为新儒家逻辑起点的梁漱溟的思想之中。不过，梁氏将这种人文精神称为“理性至上主义”，它所尊崇的既非超世的上帝，亦非沉沦俗世的物，而是梁氏所谓的“理性”。梁氏认为，由于中国人服膺理性，铸成了中国特殊的民族精神。因此，分析研…     

正中反论——“矛盾”范畴的重新认识

“矛盾”，原本是逻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后来，“矛盾”这个中国文化的特有词被借来说明和更替马列主义哲学中的“对立面”范畴。其实，“矛盾”双方并不构成对立范畴。“盾”是中介。“矛”与“反矛”是对立双方。“矛——盾——反矛”构成统一物。“中介”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范畴。统一物是由中介连接对立两极（两面）相构成的。按照“两极与中介”辩证统一观，应确立“正中反”（正极——中介——反极）这个全新的基本范畴     

科学与人文

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始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 ,其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科学作为西方的人文 ,是自由的学问。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唯人主义” (人道主义 )人文传统 ,由于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 ,有可能从根本上背离“自由”这个古典人文理想 ;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 ,不仅保留了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 ,而且增加了实用的目的 ,以其效用服务于人类。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 ,近代科学的两大传统———理性与经验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这种新的理性形式。事实上 ,近代科学与人文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而互相隔离 ;另一方面又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弘扬科学精神 ,弘扬的应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 ,亦即自由精神     

由“杞人忧天”看理性科学精神与中国社会

从对成语“杞人忧天”的思考入手，提出了中国人不善理性思维、缺乏科学精 神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得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影响；通过对现 实的思考，指明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而要解决这一问题， 还是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结合当前科技发展的趋势，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使国人真正做到用理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西方文化思潮的百年流变──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从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领域虽然呈现出各种思潮此起彼伏、纷繁多变的复杂景象，但是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演进．本文试图对这百年流变历程作一简略的述评。（一）当我们探寻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源头时，必然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成了同盟，“理性”和“自由”成为这个统一战线的两面思想旗帜．这时．科学对人发出“诗意的微笑”．这是科学与人文的蜜月时期。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战胜了共同敌人之后，二者的联盟开始破裂了。工业时代…     

论中国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各执一端以及由此带给人类的一系列全球性危机提出了这样一个迫切问题 ,即 :如何消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现实的分裂状态 ?本文分析了中国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这一过程中的相互碰撞与渗透 ,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参考价值。文章指出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 ,中国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将在渗透中走向融合     

西方理性主义及其现代命运

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文化,即以“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对立为重要规定的文化,现代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对这一文化及其矛盾的现代理论表征、反思和批判。现代人本主义批判传统理性主义的“逻各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人的生活,以丰富的人性取代“冷酷的理性”;现代科学主义则批判传统理性的“努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经验世界,以谦虚的理性取代“狂妄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总体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对传统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在“超越”与“非超越”之间──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刍议

如果将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西方呈现为十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外观。就总的特征而言，西方是科学（理性）中心主义，中国是伦理（价值）中心主义。在科学理性主义的导向下，西方人并不十分注重个人的道德完善，而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作用，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力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伦理价值主义的导向下，中国人十分注重个人的道德完善，而不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作用，未能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力，只是维系或恢复原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因此，西方文化表现为“个人的非超越”和…     

科学与人文:在渗透中走向融合(等7则)

【科学与人文：在渗透中走向融合】赵行良在《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发表题为《论中国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文章认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两个视角，各自有其特色。科学和人文都是人类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和旨意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洞悉世界，以便改造世界。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对世界的把握才更全面，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自觉。而在现实中，科学与人文的对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愈演愈烈。两种精神分裂和对抗的倾向使西方人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各…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理性的颠倒”的“颠倒”

黑格尔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代表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通过主体性的张扬所实现主客对立的和解之至极。但是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理性的颠倒所实现的主客和解却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 ,他通过对黑格尔所作的“语言化意谓为共相”和“反思变现象为本质”的“理性的颠倒”的再颠倒 ,朝向“应合于大道的道说”并“投身于本有 (大道 )之中” ,从而反正了黑格尔乃至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精神超越的方向 ,通过由无限到有限 ,由绝对 (的神 )到人的超越达乎人的存在自身 ,而最终走出思想与对象、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执 ,彻底告别了统治西方世界二千多年的对象性、表象性的“理性的颠倒” ,而步入一种新的思想道路     

有限性视域中的人文精神

在现代性“焦虑”与后现代性“肉欲”双重压力下,如何讨论人文精神?本文探讨了有限性视域构成性,即具体而实在的生成性,人文精神的理性与非理性,如何在精神的活动中通过理性而阐明而理解,而理性之工具理性与批判理性的运动则揭示了自身的可理解性。在人性、认识能力和生命等主题中,有限性的人文精神在西方近现代化中具有构成作用。     

论“新儒学理性”与“新儒学情结”

本文认为，产生于本世纪２０年代的新儒学不仅是一种学术理性，而且还代表和体现着某种文化情结，因而至今仍然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潜流和支流。对于传统的“同情”、“敬意”的“理解”，“返本开新”的解决古今文化冲突的思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对策，构成“新儒学理性”的基本内容。“新儒学理性”内在的理论误区和困境决定了它不能完成民族文化精神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中西冲突中的民族本位，古今冲突中的传统本位，民族危机中的文化本位，文化危机中的道德本位，构成“新儒学情结”的基本特色。这种情结在当代中国依然以潜在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新儒学的思考和努力是严肃的，因而必有其一定的生命力；它所提出的思路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些内核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交锋中也应当被继承和接受。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是精致的，但由于它所固有的内在缺陷，特别是由于它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相脱离，因而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原则与西方伦理精神进行探讨,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即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所共同具有的伦理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作出当代的阐述。通过研究表明西方文化精神有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传统的影子,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同样包含着西方的秩序、民主、法治、科学精神及平等、个性等内容,两者不存在绝然的对立,而是相互融通的。我们应大力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精神,而不是盲目引进西方的伦理观念。     

论中国古代文化从鬼神崇拜向人文精神的转化

论中国古代文化从鬼神崇拜向人文精神的转化赵林（武汉大学哲学系）在学术界里有一种观点，即把中西文化的区别看作是伦理文化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世界历史的轴心期”（即公元前一千年中叶），自中国秦汉以降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产生之后...     

“妙悟说”的启示

“妙悟说”的启示余玫２０世纪初和本世纪末的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西方文化的冲击。所不同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反传统文化旨在将国民于精神和物质都很困乏的境遇中拯救出来，是在历史逼迫下的反抗。而第二次国门打开后的反传统文化却是带有一种自觉的、主...     

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

西方现代社会中出现了理性精神的危机,中国也产生了理性精神失落的现象。因此,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文学理论建设,必须重建理性精神,即克服旧理性弊端的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应该具有现代性、新人文精神和交往对话精神等内涵。     

当代西方“反幻觉”诗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及批判

反幻觉是当代西方诗学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倾向,这种倾向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基础就是索绪尔的符号任意论。索绪尔以此打破了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神话”,揭破了人能控制语言的“迷梦”,促生了一种与传统的词物对应论相对立的“词物分裂论”,为当代西方反对实在论和主体性的幻觉,解构“自然”写作和终极意义的理想,强调写作“不及物”、“作者已死”、“暴露技巧”的反幻觉诗学提供了语言学根据和批判的武器。但这一批判的武器是一把“双刃剑”,在其革命性背后隐藏着一种既无关于科学评价又反人文精神的共时性范式和后现代情绪,已产生出不利于人类的诗化生存的东西。因此,批判的武器只有经过批判性反思,那种真正具有科学意义和人文精神的反幻觉诗学才能建立。     

中西方文化性格之比较——谈“情”与“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古今中外,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性是一样的,都有其喜怒哀乐感,都有其是非爱恶心。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一对孪生兄弟因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不同性格一样,中西方文化从同一元点——人性出发,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迥乎不同的两种文化性格。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方面,可概括为:中国人重伦理道德,西方人重民主科学;中国人讲义务,西方人讲权利;中国人以家族为本位,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文化是艺术的和道德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和法律的。作为文化精神外化的文化性格,中西方的区别归纳为一句话:中国文化重“情”,而西方文化则重“理”。本文仅从这个角度,并侧重于“情”,     

科学精神培育与现代政治文化形成的关联性意蕴

科学与民主在人类发展史上相伴而行,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展与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在多个层面上具有关联性,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科学精神的不断发展在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形成中发挥了强大作用,但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又背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造成了科学的意识形态霸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文化,未曾受益于和助推真正的科学精神,在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必须大力培育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融人文精神于一体的当代科学精神,真正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促进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     

李约瑟疑难与墨学的复兴

李约瑟质疑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文明在科学上产生巨大差距的原因.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导源干希腊时代的科学精神和逻辑理性,中国传统儒学虽使人文精神得到长足发展,但由于墨学以及其所包含的逻辑和科学精神的没落,对中国的文化体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通过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进行反思,一方面,可以思考墨学和现代哲学在中西文明会通基础上的"视域融合",进一步促进墨学的复兴;另一方面,有助于培育民族文化体系中的科学精神和逻辑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