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关系、市场化进程与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基于我国A股高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已有文献局限在企业自身的披露方面,较少关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披露.本文尝试从政企关系、市场化进程角度研究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研究发现:政企关系会降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水平;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容易通过政企关系寻租,同样的政企关系强度下,政府对非国有企业的披露水平较低;所在地的市场化进程和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呈正向关系;政企关系和市场化进程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存在替代关系.因此,监管者应通过加强市场化进程、减少政企关系强度和限制政府权力等措施促进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水平的提高.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现状、问题及展望

近年来,我国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在立法和实践上都不断完善,公开内容、范围、质量不断提高,但也存在问题和不足。对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实践中存在的公开主体范围窄、方式混乱、非常态化等问题,亟待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主体,明确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建立统一、便民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完善环境知情权保障和救济机制。长远来看,可开展专门的《信息公开法》立法,构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建立"信息官"制度,提高政府信息管理水平和信息公开能力,并建立"阳光政府",强化环境问题的民主参与意识。     

政府信息公开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

数字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对于降低民众不确定性担忧、建设服务型政府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大多将政府信息公开概括为一个整体,鲜有研究探讨不同方式的政府信息公开（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差异化影响。采用调查实验方法,通过4个实验,实证检验两种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相比于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更有利于提升民众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感知。第二,民众信任感在两种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感知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第三,政府数字化是两种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发挥积极作用的边界条件。当民众对政府数字化水平感知较低时,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更有助于提升民众信任感;当民众对政府数字化水平感知较高时,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更有助于提升民众信任感。第四,相对于依申请公开,感知利益对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与民众信任感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政府管理者应积极扩大信息主动公开的范围和深度,切实为民众提供具有更高价值的政府信息,加快政府数字化进程。     

我国诚信政府建设研究——以政府信息公开为视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全方位的诚信体系是市场经济稳固发展的前提和基石,而政府诚信在整个诚信体系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构筑诚信政府需要从观念、制度、环境等全方位加以完善,其中政府信息公开是重要的突破口。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历程较短,在理论上还存在着诸如立法位阶低、内容不完善等问题,在实践中还存在政府公开意识不到位、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完善信息公开、建设诚信政府应从三个层次加以突破,观念层面上应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公民的权利意识,理论层面上应完善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实践层面上应改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件并健全监督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公开共享的协同机制分析与优化

信息公开共享是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政府应急管理的基本要求。2019年末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公开共享受到广泛关注,建立高效运行的信息公开共享协同机制已经成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必然要求。随着海量信息和大量数据的生成与涌聚,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公开方式、共享机制与传播模式对于战胜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困惑值得深入反思。通过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从爆发到目前逐步进入"缓解期"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共享情况进行分析与回顾,形成多学科视角下信息公开共享的经验认识,梳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公开共享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短板",分析信息公开共享机制的基本特征与传播模式,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优化信息公开共享机制的对策建议。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否促进环境治理?——基于12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已有多年政策探索，但其对环境治理产生的实际效应仍有待实证考察。借助第三方机构发布的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数据，对120个重点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在总体上显示出对环境治理的正向净效应；不过，治理效果在不同污染物间存在差别，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控制PM2.5浓度与工业废水排放，但对固体废物治理的作用尚不显著。分析指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倒逼效应已占主导，但固废污染的信息公开和治理力度有待加强，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相互配合的环境治理综合施策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法律制度研究

当今社会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中海油漏油等事件的处理和应对再次为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法律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是企业为实现公众环境知情权而履行的义务。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无论是对于及时应对污染事件,还是对生命健康利益的维护,抑或对环境污染的事后救济都有重要作用。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这一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缺乏统一的环境信息法,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的主体、内容等都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有必要围绕目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的相关法律法规,分析强制公开制度在主体、范围、监管机制及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的不足,进而提出建议,为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信息的强制公开制度提供参考。     

环境风险中政府信息公开与民众参与的博弈研究

通过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分析,研究政府公开三种不同类型环境风险信息的动机,在此基础上分析民众参与对政府公开环境风险信息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在民众参与缺失情形下,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为避免承担信息公开成本,政府隐藏第II类环境风险信息;引入民众参与不能促进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仅在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时,政府才有可能公开第III类环境风险信息;对于第II类风险,仅当政府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同时民众确信其参与后政府必然采取风险应对措施时,政府才会公开环境风险信息,民众能够参与政府风险决策。     

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能力的提升

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大量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处理行政事务,培养和提升政府信息能力能够促进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决策水平,提高政府服务质量。通过对政府信息能力内涵的分析,指出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能力的提升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即改善政府信息资源的构成要素和提高政府对信息资源的应用能力。     

公众参与政府环境信息发布问责初探

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是一切环境管理工作的起点.我国时下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问责是内部的,缺乏公众对权力的制约,导致存在种种问题,极大地制约着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因此,逐步引入外部制约是大势所趋.这一外部机制由公众参与考评、环境信息领域的独立监察专员和公民或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构成.外部参评机制的建构不能一蹴而就,宜和内部机制结合起来发挥作用,逐渐过渡到外部问责模式.     

绿色物流的环境绩效评估

环境绩效评估的实质在于帮助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建立基于平衡记分卡的绿色物流环境绩效评估系统,克服目前绿色物流环境绩效评估常用方法的局限性。     

谈谈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双向趋同——环境道德的法律化与环境法的道德化

在当代环境法的发展中,有一种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双向趋同的趋势,这种趋势以环境伦理的兴起与发展为现实基础,以环境道德和环境法的共生互动关系为理论依据.该趋势表现为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和环境法的道德化两方面,这两方面辩证统一、构成环境法治的两个阶段,但并不能因此而将这种趋势绝对化.同时还应注意其在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表现:即更多地体现为较低层次的环境道德的法律化;此外在我国环境法治建设中,环境法的道德化更是格外重要.     

环境伦理与环境美学

环境美学建立在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但是它超越了人类与环境的那种对立的关系,而在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中寻求精神上的愉快。环境伦理面对的是人与环境的抗争,对立是它的关键词,如何消除这种对立是它的职责;环境美学面对的是人与环境的统一,和谐是它的关键词,如何将这种和谐转化成精神享受是它的使命。     

环保投资、环境技术与环保产业发展——来自环保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保投资一方面通过“需求效应”派生出对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的需求, 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技术效应”改进环境技术, 进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利用2003-2010年环保类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目前环保投资主要通过需求效应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技术效应暂时仍未显现。因此, 一方面应该看到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调整环保投资结构, 促进环保投资“技术效应”的有效发挥。     

环境正义对环境问题的启示

环境问题作为20世纪未决的问题之一被带入了新的千年.环境正义是对环境问题的深层追问,它把环境问题纳入到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视野中加以审视,深化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推动环境伦理向实践介入,而且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参照.     

环境绩效审计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应用

文章主要围绕环境绩效审计的动因和内容,通过分析其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完善环境绩效审计的相关建议。     

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

在中国伦理型文化精神的影响下,美学与伦理学关系密切。但是时下的部分学者无形中却在环境问题上将美学与伦理学相割裂。在他们看来,环境美学关注的是美化问题,而环境伦理学关乎的是功用。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相关吗？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关系密切,不仅环境美的存在离不开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支持,而且环境伦理学的拓展也离不开环境审美而来的感性冲动。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必须联手。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建立联系意义重大：有助于克服传统美学中美善相分的形式主义倾向;通过环境审美伦理学的建立,实现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学的双向拓展。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汇通之处在于敬畏、同情与体验性参予。     

环境保护与世界性的环境正义

现代性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急剧膨胀的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他们对环境问题具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在根本上是源于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首设置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或结构问题所导致的。然而,归责并不能解决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才是第一要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达中国家或地区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分析,当我们把人类整体的繁荣昌盛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时,一种能力方法理论可以支持我们提出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全球性环境正义理论。     

环境法视野下的环境伦理

在环境问题频发的社会大背景下,以环境法的视角研究环境伦理以及环境伦理与环境法的关系,并将环境伦理运用到环境保护的法律实践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界定环境伦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环境伦理与环境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重要关系进行分析,并以此对环境伦理本体进行反思与重构,以期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双重支撑。     

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误区与环境保护实践

环境伦理学应澄清以下理论误区 :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论争 ,不应过分强调自然或人的客观、主观立场 ,应将两方面统一起来。只有客观存在的生态环境 ,由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时 ,价值才显现出来 ;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均停留在一般意义上抽象谈“人”。在人的存在形态不变 ,人自身不改变 ,仅依赖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 ,而不在实践中改变人自身 ,是不可能走出“人的困境”的误区 ;同时 ,应把“事实”与“价值”区分起来 ,避免陷入混淆“是”与“应当”的逻辑悖论。环保实践应以“生命价值”为其伦理基础 ,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中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 ,调整好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准则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