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地区女性劳动力流动与留守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计生委2011年对吉林省中朝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延边朝鲜族地区的女性劳动力流动与留守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劳动的外流决定显著的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婚姻状况及本地劳动力市场成熟程度的影响;对于本地非外出的女性劳动力其短期外出规划会受到家庭中是否已有劳动力外出等多个变量的影响,而长期外出规划则仅仅受到其当前劳动分工的影响;相对于非留守女性,留守妇女的家庭负担主要来自于抚育子女。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对收入的影响——来自内蒙古赤峰市农村地区的证据

大量闲置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流动出来 ,显著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其影响机制是 :　　虽然外出劳动力户的家庭总收入低于非外出劳动力户 ,然而 ,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 ,却要大于非外出劳动力。在影响劳动力外出决定的因素中 ,交通条件的影响并不大 ,而那些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和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 ,更容易外出打工     

小农经济结构与女性家庭角色——基于20世纪30年代微观数据的探析

本文利用1938-1940年间的满铁实地调查数据,讨论了中国华东与华北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同特色对女性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的经济角色差异的影响。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控制住可能影响家庭经济福利水平的家庭特征变量及县区特征变量,检验结果显示,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女性在家庭中作为男性的辅助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占有比例对家庭经济福利水平毫无影响;而华东地区女性主要从事副业生产,对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华东与华北地区的不同的小农经济结构导致女性劳动力在小农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经济角色。     

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研究

文章探讨了家庭决策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认为劳动力回流会降低流入者的现存失业率进而拉低城镇总体失业率。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作者对城镇失业与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就失业概率而言,农村流入人口远低于城镇居民;镇居民低于市居民;女性高于男性;年轻组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体最低,但高校新近毕业生却较高。另外,区域发展模式影响其失业模式。失业水平在东北、武汉、重庆老工业基地出现了本地居民、农民工和总体均高的三高模式,在京、津、沪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本地居民高、农民工低和总体居中的高低中模式,仅在国有、私营、和三资企业平衡发展的华东沿海地区出现了本地居民低、农民工低和总体低的三低模式。     

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

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的调查为例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根源在于地区发展的相对落后。新经济迁移理论等认为影响人口流动决策的因素有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迁移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人口流出给边境地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人口流出的调查,分析流出人口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人口流出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有无外出经历、婚姻、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和户籍等对人口流出有显著影响。应提高边境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解边境人口流出的问题,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出人口个体和家庭特征研究——以贵州省某县为例

本文以少数民族集中,且人口流出较多的贵州省某县为例,从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角度,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技术,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出人口的特殊性.结果表明:该地区一半以上家庭都有成员流出的现象,且具有明显家庭化趋势,家庭人数和家庭抚养人数是影响家庭成员流出的重要因素.在少数民族聚集区生活的汉族家庭有较强的成员流出倾向,少数民族家庭更倾向于留守.该地区流出人口的离婚率高于常住人口,尤其是在已婚家庭中单独外出打工的男性具有较高的离婚倾向.     

20世纪90年代我国丧偶人口状况分析

本文利用“四普”和“五普”资料,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丧偶人口这一特殊群体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丧偶人口在年龄上出现一定程度的“老化”,在性别上呈现男性化的倾向。城乡丧偶率在不断扩大,农村丧偶老人较城市丧偶老人而言有更大的增长。女性丧偶人口的整体文化程度仍然低于男性,随着受教育水平的升高,女性和男性丧偶人口的差别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女性丧偶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不同职业的丧偶率差异较大,就业层次越低,丧偶率越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职业人口的丧偶率差距渐渐缩小。不同年龄的丧偶人口在家庭规模分布上差异较大,丧偶人口居住的家庭在不断小型化。     

中国老年照料行业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展望——以中老年女性为例

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口照料需求巨大，提供照料的人数不足将持续制约老年照料行业发展。中老年女性是从事老年照料的主力，当前她们退休年龄和劳动参与率低，制约了劳动力供给。人口预测显示未来二三十年中老年女性数量处于历史高位，教育和健康水平提升，隔代抚育等家庭职责减轻，劳动力资源利用潜力大。本文参考澳大利亚和日本中老年女性在直接照料劳动力中的比例，结合我国人口和照料需求预测，预计中国2020-2050年对中老年女性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9.9%。2050年中国对45-64岁女性直接照料工作人员的需求将达到896万人至1 077万人。2040年前后中老年女性人口数量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老年照料行业对中老年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占相应年龄段女性人口的比例将在2040年之后快速增长，预计2050年达到6%左右。我国老年照料行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匹配面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劳动力属地化不足、社会保障水平低、家庭照料选择和照料服务业发展不足等问题，解决供求缺口需要打破家庭界线，依靠养老的社会大循环协调应对。建议完善退休制度、提高社保覆盖水平和灵活性、鼓励劳动力属地化和兼职化，推动...     

农户层面多子是否多福的数量经济新检验

利用2011年陕西省二市六县农户随机问卷调查数据。组成研究数据库。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位,利用拓展的Mincer方程和logistic模型分别探讨家庭人口特征变量对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城市化能力三个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人口数与农村家庭年收入负相关,家庭劳动力的边际收入递减,家庭劳动力数与家庭城市化可能性负相关．家庭人口特征对家庭成员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村家庭多子并不多福,但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养儿防老”的特征,值得关注。     

劳动合同类型、性别与工资差异

本文采用2002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现象。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无论在工资待遇还是持有的劳动合同类型方面均受到歧视。Oaxaca分解结果显示，男女劳动力自身特征差异和性别歧视分别解释了性别间工资总差异的50％。与此同时，女性劳动力持有长期合同的比率远远低于男性，性别歧视是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     

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人口老龄化使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呈现出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结构新常态。江苏省老龄化比例为20.57%，居全国各省区之首，老龄化区域和城乡差异也更加显著。兴化地区地处苏北农村，呈现小城市大农村结构，经济欠发达，城乡人群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本研究目标人群为兴化城乡老年人群，通过调查城乡老年人群人口社会学和生活质量的变化特征和相关性，为政府和社会对老龄化事业的发展与决策提供依据。总计305例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参与调查。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群已婚、与子女住、文化程度、退休和自觉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等人口社会学特征维度好于农村人群（P≤0.01）；而农村丧偶、独居、没有工作和自觉家庭经济情况差等维度高于城市人群（P≤0.01）；男性老年人群文化程度显著高于女性（P<0.01）；冠心病患病构成比上，农村老年人群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群（P<0.01），男性老年人群高于女性（P<0.05）；而女性老年人群患高脂血症构成比显著高于男性（P<0.01）。结果提示，兴化地区城乡老年人群生活质量差异显著，但城乡老年人群在躯体健康和疾病防治中的差异已经明显缩小，说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变化与人口社会学特征相关联。在经济持续发展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新常态下，社会和家庭应更多地关注和改善老年人群，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群的生存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我国吉林、青海、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个体因素对选择外出或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中人口数量及老年人数量在1%的水平下促进男性劳动力外出,女性劳动力则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影响;另外,本文还重点就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与吉林省相比,青海省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劳动力外流造成过度阻碍,直接增加了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而贵州省则正好相反,劳动力的过度外流直接导致土地抛荒等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建设中人才缺失的窘境;在本地非农市场发展方面,青海和贵州省的乡村因素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本地非农经济发展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在我国大规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乡到城转移的背景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8年在河南、贵州部分农村进行的调查数据,从居住方式、代际互动、生活满意度几个方面对成年子女外出给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虽然农村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出现了独居化、空巢化和隔代化的趋势,且在与外出子女间的代际资源交换中并未明显获益,但通过子女外出前后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对比,发现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家庭迁移决策分析——基于中国农村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单位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无子女、子女年龄是影响家庭迁移的重要因素。与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家庭中夫妻二人至少一人外出打工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且子女年龄越小,影响越大。老人健康因素对一个家庭中夫妻二人是否至少有一人外出打工的影响不大,但家中男性老人健康较差会大大减少已婚子女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概率。     

进城务工女性汇款情况研究——以厦门市流动妇女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进城务工人员汇款情况调查数据,描述了厦门进城务工女性汇款方式和行为,出于孝道外出打工女性在工作以后都会给家乡亲人一定的经济支持,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提高,成为家庭主要的劳动力。通过建立分性别的汇款影响因素的相关性模型和回归模型,研究女性汇款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     

流动人口外出对其家庭的影响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7月在四川南充的调查数据,对外出就业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情况等进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主要以单独或夫妻共同的形式外出,把孩子留给老家的父母抚养;他们大都会寄钱回家,这些收入对改善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作用显著,在有家人外出的家庭中,对家人外出持支持态度的人数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大量流动人口的外出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隔代抚养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不利;农村劳动力缺乏加重了留守成员的负担;以及农村社区贫富差距的扩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