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与中国文化

类书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文献种类,它植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学、科举乃至日常生活都紧密相连。官修类书为历代帝王所重视是与开国修史并行的文化工程;文学类书深深的渗入到文人的文学创作中使中国文学被烙上了类书的印记;科举类书为广大读书人所喜爱成为读书人开拓视野、积累知识、参加科举的必备;日用类书则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中如老黄历一般成为民众的生活指南。     

宋四六与类书

宋四六是骈文在宋代进一步定型化后所获得的专称。它应用广泛,更是科举应试的通用文体,其矜尚用事、典赡精工的特点对类书提出了强烈的吁求。而类书在提供临文之需的同时,也不免使宋四六走上程式化的道路,逐渐丧失活力,沦为“类书外编”。     

从类书的沿革看我国编辑史的发展

在编辑史的发展中，类书编纂具有重要地位。它所具备的“资料汇编”性质几近于现代的“百科全书”。同时，类书在文化的积淀与继承中因其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而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探讨类书的沿革，不仅可以拓展我们研究编辑史的思路，而且还可以从中悟出某些道理     

论赋集与类书功能的趋同性——兼论赋集对类书的学习

赋是适合分类辑录的文体。从《文选》赋以类相分开始,历代赋集编纂也多类分。部分赋集重选,学习《文选》赋编类以文附经;另一部分赋集则辑录求全、体量倍增,故亟需更圆融完备的体例。赋集与类书都“穷尽”文献知识,分类也多以物名类兼有“百科”特征,这使赋集趋同于类书。赋集学习类书,对类书编类整体迁移。类书的纂书体例集分类之大成,以文本自然之旨的观点编类,以天地综括万物,实现了纂书分类的文学“原道”,适合与类书功能趋同、以赋体特点进行编类的求全赋集。     

佛教知识类化与宋代诗文集类纂

佛教知识类化指佛教题材被引入类书系统后,按性质对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地组织编排的进程。唐宋时期是佛教知识类化的集中时段。在类书中,佛教题材类分呈渐进态势,类目由少到多、由粗而精,体现时人对佛教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对其内部题材的精详建构。类书对内容的处理模式也延伸到宋代类编诗文集编纂,二者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佛教诗文之分擘类聚尤受类书影响,使其于文体、题材之双重维度上发生分疏整合,形成诸多佛教文学类型。其中寺院诗便是经类编中显现的典型成果,此名类之成立首先在于佛教知识类化中“寺”类的定型,并为诗文集“以寺系诗”建构了初形范式,而寺院“文学场”的繁荣及游寺题咏之盛则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古代类书的编纂历程

类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工具书。类书作为典籍之荟萃、知识之精华 ,创体两千年来对于文献保存、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产生过重要作用。《尔雅》可视为类书的萌芽。编纂类书起始于三国曹魏 ,最早见于著录的第一部类书是三国黄初元年 (2 2 0 )的《皇览》。隋唐时期出现了大型的官修类书。宋元类书种类繁多 ,北宋初年出现了著名的“宋初四大类书”。明清时期类书走向兴盛和衰亡。清代的类书编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类书的体例益精、种类、数量益巨、检索愈方便 ,是对历代类书编纂成就的总结 ,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代表。清代中叶以后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自然科学的兴起 ,有些事物已难以用简单的事类来概括 ,类书的编修由盛转衰 ,逐渐销声匿迹 ,其间达百余年之久。     

“十大才子书”的由来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今天大多数人只知道“四大名著”，说起“十大才子书”，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但在二三百年前，“十大才子书”不但读书人几乎都知道，就是粗通文墨者也要寻来一睹为快。清代咸丰年间，有人曾说：“读书人案头无《西厢》《花笺》二书，便非会读书人。”可见名列“十大才子书”中的《西厢》《花笺》在当时的影响不亚于今日的“四大名著”。     

“寒”与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生活中的人和事，许多都冠上了“寒”字。例如称贫穷的读书人为“寒士”、“寒人”、“寒儒”。为什么称贫穷的读书人为“寒士”呢？     

古代类书概说

类书是辑录古典文献资料，按类或按韵编排，以供寻检和征引的一种工具书．它是一定时代、一定范围的知识总汇，相当于今日的百种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介绍世界百科全书历史时，列举了我国古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20余种古代类书．英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百科全书是储今图书集成》．”足见类书是多么有用的一种工具书．类书源流和发展我国古代类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现按朝代先后顺序简述之．三国来王应因《玉海》卷五日：“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可见，《是览》是我国类书之鼻…     

清人明代类书批评发覆——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立足于清官方立场,四库馆臣通过撰写《四库全书总目》,刻画了明代类书“饾饤稗贩”的形象,并在批评中重重渲染,使之成为“定论”。进而又以文献内容和纂修体例交相结合,构建了看似严谨实则严苛的类书批评体系,将明代类书纳入其中大肆抨击。清人以“俯视之眼”构建的类书批评体系,终究难以逻辑自洽,以至在评价标准上前后割裂,在历史叙述时自相矛盾,在论证过程中引据失实。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清人明代类书批评,既显示出卓绝的学术眼光,也存在学术缺失和时代局限,有必要予以“正本清源”,以更加审慎和理性的态度,回归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语境,重新审视明代类书的学术价值。     

《木马赢家》中语言建构的隐含男权

《木马赢家》是劳伦斯晚期著名的短篇小说。该小说被拍成了影片,还选进了校园课本,其影响非常巨大。小说讲述了小男孩保罗之死的故事,也因为小男孩的死,对母亲海斯特的评论大都持负面批判态度,却对父亲的“不在场”所隐含的男权关注甚少。分析文本,发现保罗之死与母亲并没有绝对的关系,而是小说中语言所形成的“男权象征体系”误导了读者,将母亲推向了审判席。     

道经词语“蔼沬”“乙密”语义考辨

“蔼沬”一词,道教文献中注解有两处,让人莫衷一是。原因在于文献中“沬”与“沫”写法上的混同,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我们认为“蔼沬”释为“昏暗貌”更为恰当。“乙密”一词,许多学者做过讨论。结合道教文献用例,可以确定“乙密”是“乙”与“密”构成的同义复合词,表“精微,隐密”之义。     

英语中“than”结构语义理解与汉译

在英语中,“than”与其他词语搭配关系纷繁复杂,表达方式灵活多变,这往往给我们带来阅读和翻译上 的语义误解;而对“than”与其他词语构成的结构加以探讨,能帮助读者减少语言理解障碍。     

《我们之间的河》:揭开美国“自由有色人”身份的神秘面纱

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派克的小说《我们之间的河》以美国内战为背景,巧妙地将历史真相与虚构的故事相结合,描写了自由有色人鲜明的形象特征以及婚恋习俗,揭开了美国历史上“自由有色人”身份的神秘面纱。在种族歧视肆虐的社会背景下,自由有色人的身份危机比其他纯种族裔更加复杂。《我们之间的河》为读者认识美国复杂的种族历史提供了新的信息。     

论《地之国》的创伤写作

约瑟夫·奥尼尔的《地之国》是近年来最出色的“后9.11”文学作品之一。小说表现了“9.11”事件给美国普通民众，尤其是纽约人造成的形形色色的个人心理创伤。奥尼尔在表现创伤的过程中，也探讨了应对和克服创伤的策略，并对美国政府在创伤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韩非之权力主义“法治”论剖析

在韩非法治论逻辑中，人性基础上所建立的法律控制形式是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集人治与刑治为一体的专制主义；其所导向的必然是以权治法、以刑治民、以吏为师的权力主义法治形态及其意识形态；韩非理论；从反面说明了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提倡民本乃有权利意识，限制君权乃有制度理性，二者乃法治之本，前者为法治之“体”，后者为法治之“用”。     

凉州农耕信仰中的生殖崇拜文化解读

借助于两性之间的性巫术来促进农业丰产的现象业已消失,但它作为华夏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仍然在农耕信仰当中有所反映。凉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方,因此安土重迁、丰衣足食、风调雨顺自然成为当地农耕文化追求的目标。凉州地区的农耕习俗中的送耙齿、送“粪馍”、种子的贮藏、男耕女播等事象中,至今仍留有先民生殖崇拜的印记,它既是凉州人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的延续,也积淀着劳动人民的理想和追求。     

传续百年：浙江“唱新闻”曲艺变迁的传播社会史考察

“唱新闻”是起源并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说唱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形态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朝报”,在近代浙江地区兴起,后扩散到上海等地,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根据推动“唱新闻”发展的动因和社会传播功能的不同,可将“唱新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唱新闻”的传播者身份、传播的“新闻”内容以及表演的空间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市场和受众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媒介技术因素是影响“唱新闻”变迁的重要因素,每个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有不同。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唱新闻”的变迁,对于揭示地方曲艺、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仁德”与“玄德”之同质异向——先秦孔子与老子“德”观念发微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德”观念既是政治上的重要观念,同时也是哲学上重要的概念。周人提出“明德”观念,将商人所重视的“鬼神”“上帝”观念拉回到现实中的民生世界、道德世界。然而,随着历史时空流变,“明德”观念趋于固化而难继“坚明”,礼乐制度随“德”的观念一同趋于瓦解。为解救周代“德”观念之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分别朝向“仁”与“玄”的不同方向拓展深入。他们或发掘“德”的深邃内涵或改造“德”的内涵另赋予其形而上特质。虽然老子“玄德”与孔子“仁德”不同,属于异向度地对周“明德”观念的发展,但他们的“德”都不是拘泥于外在形式化的礼乐规范;相反,均体现了对内在“心性”的重视——孔子主张以“仁”释“礼”,老子则脱离开僵化的周“礼”表象而旋转深入显露出了“慈爱”的柔软质地。     

民国舆论视阈中的《大公报》

今人关于《大公报》的论著浩如烟海,却鲜有人关注时人对其怎样的印象。当时＂读报阶层＂对《大公报》基本是持认可态度,报纸的销量是最好的体现。但所谓树大招风,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大公报》对重大事件所发出的声音又不免会招来非议。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中主张＂不抵抗＂使其受尽了非议,很快又不幸背上了诱发＂闽变＂的黑锅;华北局势吃紧时的＂南迁＂被认为是不担当;而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两边挨骂,既被骂作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的软弱资产阶级,又被骂作＂向来亲共＂的＂赤色汉奸＂。时人对《大公报》的这些非议的背后不排除有单纯的爱国心的驱使,但更多的是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掺杂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