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保护原则理论依据的再审视———以法治主义为核心基础

信赖保护原则是当今法治国家公法中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现实基础在于人民对政府的信赖.信赖保护原则传统理论依据有诚信原则说、法安定性说和基本权利保障说三种,其实它们并不能真正反映出信赖保护原则的核心价值理念.故此,以法治主义为核心基础的信赖保护原则理论依据得以重构     

信赖保护原则理论依据的再审视——以法治主义为核心基础

信赖保护原则是当今法治国家公法中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现实基础在于人民对政府的信赖.信赖保护原则传统理论依据有诚信原则说、法安定性说和基本权利保障说三种,其实它们并不能真正反映出信赖保护原则的核心价值理念.故此,以法治主义为核心基础的信赖保护原则理论依据得以重构.     

法治的概念渊源和演进形态

:就认知层面而言 ,法治的概念在历史上曾有过多种解释 ,其中著名的有二种因素说、形式正义说、法律统治说、权利保护说、公共秩序说以及多种原则说等。同样 ,法治的历史形态也有过多种描述 ,但作者认为将其区分为古典城邦共和法治、中世纪城市自治法治、近代自由理性法治、现代民主权利法治等几种形态较为合理。从历史的角度看法治 ,它至少应包括主权在民、权出于法、法律至上、法前平等、司法公正等几个基本要素     

关于不能犯的案例研究进路

我国在不能犯问题上的主流观点相当于国外的抽象的危险说。这种主流观点看似或者声称坚持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但事实上关注的只是主观方面,而对客观方面视而不见。从坚持法益侵害说的立场和真正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客观危险说是不能犯问题上相对合理的学说。     

试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合理期待原则

本文主要论证合理期待原则既是 GA TT/WT O争端解决机制中一个固有的原则 ,也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 ,专家小组常常运用合理期待原则来审查和认定争议双方是否有损害另一方的事实存在 ,以及双方的权利是否受到损害。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其他一般性原则不同 ,合理期待原则并未以条文的方式出现在世贸组织的有关文件中 ,但它已经渗透到世贸组织整个解释体系当中 ,该原则是解释世贸组织协定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之一。本文对合理期待的概念 ,范围和渊源进行了初步分析 ,并提出了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应当遵循的准则     

论合理期待原则对保险合同解释的司法适用

美国通过判例的方式确立合理期待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制约保险人优势,矫正当事人缔约失衡地位。我国《保险法》虽然没有规定合理期待原则,但该原则已经在司法裁判中大量适用,从586个保险案件判决显示,法官能够运用该原则对保险合同条款进行符合普通投保人合理期待的解释,进而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合理期待原则已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裁判产生实质影响,且有立法化趋势。我国现有的保险条款说明义务、不利解释制度不足以应对保险双方缔约失衡困境,应适时引入该原则,与不利解释原则、说明义务等制度协同适用,更好地平衡保险合同缔约双方的权利义务。     

没收国际合作中的双重犯罪原则

双重犯罪原则是在引渡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成为狭义刑事司法协助、刑事诉讼移转管辖、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没收国际合作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畴中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原则。双重犯罪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基本要求,对保障国家司法主权的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在全球一体化和加强国际法治的宏观背景下,双重犯罪原则虽仍有存在的合理理由,但其适用已经趋向灵活,甚至出现了弱化乃至例外情形。     

罪刑法定原则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

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存在三元基础说和新二元基础说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践背景。在对这两种观点进行反思与整合的基础上,应当以个人和国家的双重视角构建综合基础说,包括自由和权利保障原则、民主原则、一般预防原则以及罪责原则等内容。     

论特征性履行说的局限性与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运用特征性履行说贯彻最密切联系原则时,存在适用范围有限、确定方法不合理和准据法确定不当的弊端.我国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也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以及我国部分法官素质较低、经验不足,往往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困难.为合理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就需要从立法和司法等方面完善现有的相关规定.     

关于说课内容的理论探索

文章对说课中的"前说"和"后说"进行了研究,给出了说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     

权利与权利失效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要旨是要求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负载了“社会本位”权利观的价值,在民法上成为一般条款。基于法律基本原则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特征,故设立权利失效原则实乃必要。文章以权利的本质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分析出发点,阐述权利失效的构成及功能。     

以"法治认同"替代"法律信仰"——兼对"法律不能信仰"论题的补充性研究

法律信仰不适应中国,我们应该用"法治认同"代替它。法治认同内含着对主体价值的尊重和权利的维护,它适应了中国公众法治素质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对中国法治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保持理性的认识。"法治认同"尤其要求当权者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有利于实现认同主体的普遍性;它为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恶法亦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市场经济对法治认同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对人们正当利益的承认和维护,是法治认同形成的现实基础;政治的秩序性、民主性、合法性,与法治认同的形成密切相关。     

法治：坚固的虔诚

法治是这几年被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法 ,法治表征的是一种状态 ,具有安定、和谐和秩序井然的意义 ,同时又是一种行为方式和办事原则。在法治的条件下 ,个人的权利和价值将得到终极关怀。法治以其合法规律性、合价值性而为我们向往。建设法治国家 ,一方面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 ;另一方面 ,更要形成人们对法治精神的理解和追求 ,而这两方面的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正是完成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不可偏废的两点。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同西方法治观相比较,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作用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治等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和歧异.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传闻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

传闻排除规则是英美法系证据法中最古老、最复杂、最重要的规则之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支持传闻排除规则的传统观点已经愈来愈多地受到了多方质疑,并且对传闻证据的发展趋势有了新的认识。主要从对传闻排除规则的传统支持理论进行反驳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它,进而得出传闻排除规则的发展将是一个越来越宽松的状态,并可能终将走向灭亡的结论。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数据作为新兴法益的证成

《数据安全法》已于2021年6月通过，同年9月正式实施。但是，依然有很多重要问题存有争论和有待解决，其中一个就是数据能否作为一种新兴的法益获得法律保护。一项事物需要通过三维度四路径七规则的审查，才能成为刑法保护的法益；若属于新兴法益，还需要经过新兴比较维度的审查。其中，三维度是指，主体制约维度、利益规范维度和法律权衡维度。四路径是指，保护谁的利益、保护什么利益、利益为什么要保护，以及利益怎么保护等四个审查路径。保护谁的利益对应着主体制约维度，保护什么利益对应着利益规范维度，利益为什么要保护以及利益怎么保护则对应着法律权衡维度。七规则是指，从主体制约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两项规则， "保护人的利益：对人有用性的标准（规则一），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不特定多数人享有的标准（规则二）" ；从利益规范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三项规则： "保护生活利益：经验实在性的标准（规则三），保护可被管理的生活利益：管理可能性的标准（规则四），保护重要的生活利益：重要利益的标准（规则五）" ；从体系权衡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两项规则，"利益发生现实侵害（危险）：侵害可能性的标准（规则六），刑法保护必要性：法益主体及其他法律难以充分保护的标准（规则七）"。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法益需要从现象观察层面推进到理论建构层面。因此，数据通过法益理论的判断规则的审查，可以成为新兴法益，具有刑法保护的正当性。《数据安全法》的出台，就是基于数据对个体、社会和国家的重要价值而作为法益保护的立法宣示。具体而言，个人数据是一种纯正的新兴法益；企业数据和国家数据则是一种不纯正的新兴法益。数据法益可以分为原始的价值性利益和派生的工具性利益。数据法益的对象内容，具体可以表现为数据的有用性、完整性、保密性和安全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理论命题与实践品格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应有之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丰富了司法改革的理论内涵。在人民司法领域形成了"人民司法观"，从司法权的根本属性、行使目的，以及运行效果方面充分诠释了人民司法的核心要义；在公正司法领域形成了"公正司法观"，通过彰显司法中的公平正义、监督制约等价值，树立了司法权威，获得人民对司法的认同；在司法治理领域形成了"司法治理观"，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司法的定分止争功能，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引领提高司法治理的有效性，使司法的保障功能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满足新时期人民对司法的需求；在司法监督领域形成了"司法监督观"，创新提出了新型司法权制约监督的理论，以党内监督为核心，实现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效贯通，创制了多种监督司法的手段实现监督司法的目的；在司法职业领域形成了"司法职业观"，从司法职业队伍建设、领导干部的职业能力、司法品德等方面入手，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通过对五种司法观的创制与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公正权威高效司法制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建立在我国长期司法改革实践基础之上的，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司法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制度机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遵循。     

德治之维与法治之度：新时期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定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要求的大背景则是法律价值层面的"依法治国"和道德价值层面的"以德治国",即同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层面推进行政伦理建设。新的形势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客观发展要求我们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道德操守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行政工作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须任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中平衡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重大意义与实践要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体现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内在要求,反映了系统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当下我国法治领域现存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锚定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规划,强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谋划,开拓涉外法治工作的国际视野。应在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导下,继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