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写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中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国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超越现代——论历史知识的后现代转型

近现代历史知识赖以形成的许多基本观念,诸如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连续性以及进步趋势等等,遭到后现代主义颠覆性的再诠释.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后学的兴起、世界史编撰范式之争、对近代西方历史理论影响下形成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的观点的解构,以及新的研究范式的提出等等有一种向更新的历史思维转型的趋势.我们应该继承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立场,关注被流行的近现代主流理论范式所排斥的观念,包括被国别史所忽视的全球史视野,以及与普遍理性相对的区域理性的合理性.在研究的时段上,不排斥与原有分期理论以外的其他研究范式,以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知识体系.     

“学术”与“革命”的交融——李何林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李何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左翼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两个方面。他的《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仍是当今学界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不可忽略的出发点；他的鲁迅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结合，堪称建国后鲁学“正统派”的代表。对李何林而言，革命经历影响学术选择，学术方法、理路体现革命信仰和斗争思维．我们要从“革命”与“学术”的交融来理解其现代文学研究。     

"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五四”与“当代文学”:历史重述中的意义生成与话语转轨

历史总是被不断重述,每个时代都依据掌握话语权力的集团的利益写作"客观的"历史,以至于"历史事实"这一概念不断遭受质疑.在对五四话语的历史分析中,"表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对五四"历史意义"的缔造,由此彰显"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发生的复杂线索:在五四一代人的论述中,五四的性质和领导权不言而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被指认为腐朽、没落的文学形态,但作为左翼文学的"驱魔"对象,仍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到了40年代的"延安文学","五四"则被叙述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重述"后的"五四"使得革命话语中的"当代文学"得以发生并得到合法性论证.     

"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近代史学期刊的分类、特点及其影响

史学期刊是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发展过程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史地类期刊的兴起为标志,此后又有了历史语言类期刊的产生,再至20世纪30年代史学类刊物的开始大量创办,最终导致了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这一过程表现出近代史学发展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趋向。由此可知,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不断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转型,这一转型从理论到实践,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实现。     

试论周谷城研究世界史的理论和方法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中国史学界逐渐分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两大专业队伍。但自从有了这样的专业分工后，这两支队伍长期以来几乎一直都是“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彼此间很少相互交流和互相交叉——搞中国史研究的人很少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中所占地位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历史；同样，搞世界史研究的人也极少把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结合起来，甚至不把中国史包括在世界史之内。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80年代初，我国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著作几乎都不包括中国史，这可以说是中国…     

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

海洋发展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海洋世纪的出现,是世界历史演变的结果。但是,重新反思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史学论述存在的盲点。由此可见,海洋史学的问题意识,在于拷问海洋世界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的地位。中国海洋史学要在学术理论和实践上重建海洋世界的小系统,全面总结、继承、利用这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不仅可以改变历史研究中忽视海洋的缺陷,丰富中国历史的内容,完善中国历史体系和结构,促进史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而且可以为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持。     

对左翼文学的财认识

20世纪30年代,以“左联”为旗帜的左翼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复杂的一页。“复杂”性之一是就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贡献而言,左翼文学是无愧于历史的,不少左翼作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不少左翼作家一直奋斗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生     

对左翼文学的再认识

<正>20世纪30年代,以“左联”为旗帜的左翼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复杂的一页。“复杂”性之一是就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贡献而言,左翼文学是无愧于历史的,不少左翼作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不少左翼作家一直奋斗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生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

"民族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上世纪40年代初由陈铨发起。陈铨以民族意识的培养为目标,对传统末世文学、五四个人文学及普罗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极力倡导盛世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族文学运动"曾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种种质疑和误读,甚至被扣上法西斯文艺的帽子。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由此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学话语的增殖效应也在这场文艺论争中得到深入体现。     

文艺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

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和"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创作与理论论争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有文艺的革命性与革命的文艺性两个最基本的向度,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契合之处,且与新的伦理和认知维度绞缠在一起.具体而言: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与具有先锋性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探索,均需要同样具有变革性的革命语言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中国革命文学蕴涵着一种流血的冲动与新伦理道德建构的理想寄寓;革命作家力图使文艺成为与物质或其他实践手段一样的助进社会改造的工具性力量;有着"Simple and Strong"等美学风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体现了革命文艺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乃至艺术本质的精神诉求;以"普罗"作家为主体的左翼知识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创造未来文化的历史责任,他们强化的文艺阶级论和革命道德观打破了许多传统的审美惯例与接受者的心理秩序.文艺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文艺性均是"带着镣铐和枷锁"的审美之维.     

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

"中国传统史学"、"新汉学"与"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三大形态,三者的优劣比较也构建了评判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多视角坐标。通过此坐标可发现,胡适尽管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学家之一,但他却未能完全冲出种种束缚而带领中国史学健康发展。个中原委,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存在着忽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偏离世界史学发展主流、严重的门户偏见等局限。这些局限不仅制约了胡适自身学术成就的取得,也阻滞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健康转型。学界在对胡适的史学贡献及遗产重视和继承的同时,对于其局限,不仅重视得不够、反思得不够,而且改正得也不够。时至今日,中国史学再一次面临关键的转变,我们需借助对胡适的深刻反省,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寻找有益的借鉴。     

论早期革命文学创建无产阶级文化的精神诉求

1920年代,一些革命作家产生了创建无产阶级文化的精神诉求,这促使进步文艺界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过程中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内涵和外延。1930年代初,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理论家的文化观日渐成熟,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化诉求促进了左翼文学精神特质的生成。     

新时期中国史学“非中心观”述评

当代史学观念的反省和全球化进程推动着"非中心观"这一历史观念和研究取向的产生。通过对"中心观"的批判和摒弃以及对"中心"这一提法的质疑与否定,旨在树立"非中心"意识,培养多元化观点,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既重视历史发展的个性和特殊性,又兼顾其共性和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转变。"非中心观"面临的实践及其理论本身的困境也值得反思。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谈《讲话》与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关系及其影响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纪念日。重读《讲话》,倍感亲切,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和划时代意义。承前与继往,是指《讲话》继承、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以鲁迅为代表的30年代文艺思想的优秀成果;启后与开来,是指《讲话》启示、推动着后来的革命文艺运动和创作。这里,我想从一个小的视角,着重谈谈毛泽东《讲话》对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继承与发展,以及这些观点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响、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