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理论定位与实践任务

新时代,加快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内在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搞清楚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属性、特征、要求等一般性理论问题是加快实践进程的前提,围绕新时代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特定目标,明晰实践任务和探索具体路径,将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理论定位与实践任务有机统一起来,真正解决基层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干预行为研究——基于两个案例的探索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经过近20年的探索,已逐渐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转型.然而,在基层政府购买实践中,还存在着既"热衷"于购买服务又"舍不得"放手的悖论.在基层治理转型的背景下,系统比较政府是否干预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的两个案例可以发现,个别基层政府官员规避政治风险,应对晋升和日常考核的压力是诱发干预行为的个体性因素,而委托代理的绩效目标出现偏离、合同确定的正式规则被软化、市场的声誉机制在准市场内化为恶意投机、绩效考核的"合规性审计"被"内控评估"代替则在制度上为基层政府干预行为留下了灰色空间.未来要减少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干预行为,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合同规则,加强合同管理,并构建"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并重的晋升考核激励机制,同时完善信息甄别、传递与共享机制,推行绩效审计.     

土地冲突中农民与政府的博弈后果及悖论

当前,政府财政的支撑方式经历了从"农业财政"到"土地财政"的转变。在"土地财政"运作逻辑的支配下,在基层社会,以农民与政府为主体围绕着土地收益而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导致了复杂的土地冲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话语表达权受到限制,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状态,但同时又通过上访等方式展现其作为"弱者"所具有的强势;基层政府通过对权力与资源的掌握而处于强势地位,但农民上访与基层维稳又凸显出它的软肋。为此,在对土地冲突的处理上,必须重构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使各利益主体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进行协调和沟通。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精细化管理与基层政府治理创新——以桃园模式为例

精细化管理对基层政府执行力的提升具有关键意义.政府精细化管理要求政府在管理理念、基本方法、技术工具和具体运用四个层面坚持精、细、准、严的理念.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南山区桃园街道办较早推行政府精细化管理,创造的"桃园模式"为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提供了一个范例.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关系——制度主义的视角

项目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基层政府通过项目捆绑的形式支配村庄。其自利性刺激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冲动,村庄利用"躲项目"和"争项目"的策略,对基层政府实施反支配。乡村互动的支配与反支配结构,根源于基层项目治理制度构建的权、责、利三者非均衡分布,并表现为乡镇—村庄(基层组织、农户)二元结构的乡村关系。乡村关系的二元结构通过行政权、自治权的博弈得到稳定。     

基层政府扶持民营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路径选择

民科企业是实施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中坚力量,民营科技企业自主创新有市场"需求拉动"、科技发展"技术推动"、政府"政策推动"及民族产业复兴的社会责任等动因,而基层政府推动民科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因,包括从公共利益代言人角度、从整合公共市场环境角度、从区域利益维护者角度三方面来考虑,最后,从资金、创新平台服务和扶持政策引导三方面讨论了基层政府扶持民科企业的路径选择.     

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自治中的角色重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分化日益明显,社区自治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目前我国政府依然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基层政府在社区自治中存在职能"越位"、"错位"等角色定位偏差,从而抑制了社区自治的进程.为了推进城市社区自治的快速发展,必须重塑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自治中的角色:社区自治应是政府、社区、居民协作的自治,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应当从纵向控制向横向互动上转变.     

基层政府边界的效应表现及现代转型

当下我国基层政府的边界呈现出两种特征:职能的外在无限加压性和权力的内在无限膨胀性.而信任、治理、环境等方面的危机问题已经成为基层政府边界运行效应的主要表现.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前沿阵地,基层政府应积极推进职能转换及权力的有机"进退",实现政府边界的现代转型.     

论当代中国政府适度规模的构建

当代中国政府适度规模的构建,既不是"大政府"也不是"小政府",而是"与政府内在职能规模相匹配"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因而,既不是一味地精简机构,缩减人员,也不是实现政府规模的增量性扩张,而是对政府规模进行结构性调整,打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机构设置"职责同构"的特点,解决条块分割的矛盾.     

土地纠纷与基层政治生态的重构

当前,对土地纠纷的研究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土地纠纷谈土地纠纷"的怪圈,深入考察其背后整体性的与深层次的支配逻辑。在土地纠纷中,基层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围绕着土地收益的分配规则与方式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博弈。但各利益主体都面临不同的行动困境,并为此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治的具体形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纠纷问题,必须从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重角度重构基层政治生态。     

社区重建中的基层治理转型——兼论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生成逻辑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地方政府充分利用社区组织平台,把乡镇基层和市直部门人员派驻社区,统一服务机构和标识,实现服务下移和重心下沉,为农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和"全程代理"服务.在政府与社区组织关系上,奉行互助、合作和双赢的理念,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方式合作提供公共服务.通过社区建设运动,促进了政府职能从管治到服务的转变,城乡公共服务的对接和一体化也将催生和引发政府行为方式的革命及基层治理的转型.     

创新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七大报告系统阐述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路,给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作为市、县级和基层政府,必须把"紧扣会议精神,创新思维模式"、"更新施政理念,构建服务型政府"和严格依法行政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成廉洁、勤政、高效、创新的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工作。     

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非预期后果。"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避免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要改变社会治理由政府主导并无限承担责任的体制特征,在基层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     

漩涡空间:非正式关系与科层制关系研究

当今中国,非正式关系已经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正式组织和科层体系之中,利用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来获取资源和权力,已经成为基层政府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本文对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和再建构,提出基层政府运行中的"漩涡空间",力求呈现治理结构中非正式关系与科层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结合"漩涡空间"传统与现代性并存、横向开放及纵向紧缩三个特征,寻求非正式关系与科层制两者之间的关系平衡,以有助于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     

行政改革“微创新”的机理与路径优化

新的交互媒体网络信息时代,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协同创新、开放创新为特点的用户参与型"微创新"模式成为最受关注的创新形态。"微创新"的创新路径及取得的成效正是我国基层政府行政改革所追求的。行政改革"微创新"模式的引入,使基层政府真正树立用户至上的价值观,从发现用户需求出发,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再造行政流程、精细管理服务、构筑多元治理,对行政管理服务进行持续细微改良,不断改进用户在政府治理中的感官体验,从而最终实现行政效率的提升和行政效果的改善。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基层政府创新能力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设想

目前,对于测评基层政府创新能力的研究较少,暂无一套完整的、用以测评基层政府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使得上级政府无法测评基层政府的创新能力,更无法提出有效的提升建议与指导意见。因此,本文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基层政府公布的信息,尝试选取具有测评价值的指标,构建基层政府创新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希望通过量化测评,有效判定基层政府的创新能力。     

从"命令"到"服务"的转变——农村法治化背景下基层政府转型思考

在农村法治化建设大背景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求构成了基层政府转型的现实基础,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基层政府转型的制度基础.实现基层政府转型,必须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追求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着力于提供公共服务,使政府成为农村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保障,同时充分尊重农村地区实际情况选择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从理念、职能、服务模式等多层面展开有效的工作.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条块关系失衡和碎片化问题,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这为基层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构建了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框架,从价值理念、组织职能、运行机制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发现,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理念强于服务、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政务服务环节较多、运行便利程度不佳,服务方式仍需提升、多元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创新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功能整合为重点构建部门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为任务优化管理服务流程,以服务群众为目标提高服务供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