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限制竞争法律规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路径

我国的传统产业政策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和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缺憾。针对此问题,在推进产业政策向功能性政策方向转型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产业政策的权力干预本质、政策自身的内在缺陷以及政策手段的“侵害性”等限制竞争现象只有在法律规制之下才能得到较好的防范和控制。总体看,产业政策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路径,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立法、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的政府“自制”和行政垄断执法的外部监督三个方面。这三条制度路径在法律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完善。     

论政府干预市场的两种武器——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矛盾组合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往往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运用“有形之手”干预市场的武器,但两者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由于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方式的不同,两者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通过考察各国经验和分析我国国情,认为我国应该坚持竞争政策优先,重视产业政策的原则,以产业政策为矛、竞争政策为盾,提高我国的竞争力。     

国际贸易中的限制竞争行为及其规制

随着WTO的建立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减让使得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之间的贸易已经实现了自由化。这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限制竞争行为,比如私人的、国家的。文章探讨了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限制竞争行为及其法律规制,分别从宏微观对限制竞争行为和现有协调机制下各种规制的实践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各种规制各有利弊,但从降低各国之间贸易的阻碍程度以及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作用来看,多边规制是发展的趋势。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司法规制路径分析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应当受到司法权力的约束,同时现实生活也要求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进行司法规制。对其进行司法规制不仅是必然趋势,也是可行的。通过对现有法律和制度进行探讨,力图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司法规制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以弥补现有的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规制的制度缺陷。     

"乞讨权"的理想归宿

关于“乞讨权”问题的争论至今仍无一致的意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乞讨权”法律属性的困惑以及乞讨行为政府规制有效性的质疑。通过分析，发现“乞讨权”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或宪法权利，政府在有更高价值秩序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利用完善制度、分类管理等措施，解决“乞讨权”保障和限制之间的价值冲突，寻找“乞讨权”在现代社会视野下的理想归宿。     

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协调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着重有形的手的作用,它的实施可能会出现对竞争的限制甚至消除的情形;而竞争政策则是以确保无形的手的有效运作为直接目的,维护竞争的自由和公平,确保有效竞争的实现。如何有效地使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相协调是我国目前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政府不需要在经济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的转型。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而为经济活动提供有效规制。规制指的是政府为控制市场运作而使用的一套特定的技术,目的是矫正市场失灵。从干预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变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界定政府规制的内容、主体与工具,明确政府规制的范围和方式。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不仅会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变量,也会成为社会发育的重要根源。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制型政府,必须夯实政府规制的法律基础,重塑政府规制的制度体系,提升政府规制的能力水平,创新政府规制的方式方法,抑制政府规制的寻租腐败。     

经验与借鉴:日本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

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竞争政策,它们都是国家依法干预经济、促进发展的措施和手段,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都同属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差异是很明显的,甚至两者在政策内容和具体实现途径方面都存在冲突。如何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方面促进协调与融合,日本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借鉴。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与协调

竞争政策是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保障；产业政策体现了政府用市场以外的方法培育某些产业竞争力的努力。产业政策的许多措施具有反竞争性,两者必然产生冲突。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基于多种因素考虑的结果。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相比,竞争政策应处于优先地位；但基于各国具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竞争现实,完全不受产业政策影响的竞争政策是没有的。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和完善各国竞争政策的现实需要,也是未来中国反垄断法要很好解决的问题。     

日本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及启示

日本根据适用除外制度与反垄断法宗旨的关系不同将其划分为确定性适用除外和倒退性适用除外。确定性适用除外旨在保护中小企业参与竞争的能力以及维护知识产权领域的特定行为;确定性适用除外有利于竞争机制的维护,必将随着竞争政策的强化得以运用。倒退性适用除外则在市场经济尚未健全条件下保障了政府依靠产业政策培育相关产业、发展规模经济,但该适用除外与反垄断法维护竞争的宗旨相违背,必将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竞争政策的强化逐渐被废止。日本适用除外制度运用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如何通过适用除外制度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竞争法的政策功能

竞争政策是市场竞争规律与国家管理经济职能互相作用的产物,也是国家实现其“公平”与“效率”的一项经济政策;竞争法是实现国家竞争政策的根本手段,它必然以竞争政策的目标作为自己的基本内容;竞争法的实施,实质上就是竞争政策的实现。因此,我国在建立与完善竞争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应该认真研讨并界定我国的既定的竞争政策,并通过竞争法使其得到贯彻、落实和实现。     

论竞争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竞争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是依靠市场竞争机制配置资源的,因此,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其次,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和本质的属性,因此竞争法与私法的关系十分紧密,竞争法对私人所有权制度和合同自由制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再次,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它对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显著的影响;最后,因为政府的行为也会影响市场竞争,竞争法也应规制行政垄断行为。     

京津冀产业一体化进程中立法引领价值探析

京津冀产业一体化是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考虑产业发展,合理进行产业布局,实现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目前的产业一体化主要表现为产业转移,以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因而主要依赖于政策的规划和干预。政策在推进京津冀产业一体化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也具有局限性。立法指引改革已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京津冀产业一体化是关涉区域与国家发展的重大改革,需要立法的引领。应制定区域一体化发展条例作为引领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法,及时修改和废除不适应基本法的地方规定,通过善法良策的共同作用实现京津冀产业的一体化。     

试论国际税收竞争的法律后果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国际税收竞争产生并日趋加剧。它是各国政府为最大化提供公共物品而引致的收入最大化行为与各国纳税主体的“搭便车”行为之间的冲突。这就决定了其主体的双重性与内容的混合性。文章即根据这些特征 ,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二个层面分别论述国际税收竞争的法律后果 ,说明其已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法律问题     

论体制转轨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深化改革和健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有进有退,以退为主。市场不健全不等于“市场失败”,市场不健全需要政府以自己的退出来换取市场的正常发育和迅速发展。同时,政府的传统做法也不等于政府依法行政,政府对于“市场失败”的弥补必须通过依法行政。在法治不健全和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情况下,经济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并非都是由“市场失败”造成的,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法律不能有效地制约政府的权力,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无法做到恰当和适度,从而导致“政府失败”。要解决这些问题,市场运作和政府干预就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还在于建立和健全法治,从根本上改变“权大于法”的局面。     

论规划效力对政府责任的法律控制

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约束性指标对政府责任的法律效力命题，为规划法治化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切口。规划的法律效力与法律的法律效力存在差异，并且在正当性和可行性上不乏需要论证的疑问。在规划中，约束性指标与预期性指标的法律效力差别，是法律效力的有无还是法律效力的强弱，也值得描述和论证。实现约束性指标对政府责任的法律效力，需要将规划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其关键是在就政府责任的重构，全国性规划与地方性规划、国家预算、产业政策、经济杠杆等的关系作出合理的制度设计。     

从台湾修改“公平交易法”透析其立法价值的变迁

台湾"公平交易法"历经数次修订,每次修订都体现出不同的价值理念,深刻折射了社会事实、经济事实、文化传统对法律制度变迁带来的影响。台湾"公平交易法"采取统一立法体例,将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反垄断行为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合一的竞争法体系,其立法与修法原则分别侧重于市场公平和市场自由,在强调市场自由的同时,加强行政干预垄断行为。从台湾"公平交易法"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政府干预、市场自由、企业社会责任的相互作用对构建一个优质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意义。     

论知识产权制度的“产业政策原则”

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私权论(无形财产论)一直占据主流,产业政策(industrialpolicy)被认为是一个负面词汇,原因是新经济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涉市场,而法律制度追求"人人平等",不会根据产业领域有所歧视。但是在各国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以及实践上,却无不体现出强烈的产业政策立场,纵观各国在不同技术领域的司法判例上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同一技术领域中探戈舞般的左右摇摆,以及市场主体自相矛盾的知识产权保护观点,尽管都以捍卫智慧、保护创新为借口,但却决然掩盖不住背后针锋相对的产业利益之争。     

适时介入、市场重塑与协同创新--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分析

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的汽车产业遭受了严重冲击,为此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积极的汽车产业政策。通过从救助汽车企业和扶助汽车产业发展2个维度的考察发现,在救助濒临破产企业时,政府一度介入企业的管理决策。而在扶助汽车产业时,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形成投资驱动;研发政策带动科技创新,形成创新驱动;通过规则制定、消费引导和联邦政府采购等政策,形成了政策驱动。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跨越了倡议和引导,进入了政府协同汽车产业发展的阶段。基于上述分析,可进而研究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特征。研究表明：这一政策既具有往届政府产业政策的固有特征,如以问题为导向、市场化运作以及以法律为依据等。同时,也具有定位产业方向和更注重研发与创新等新特征。探讨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可为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调整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