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社会言情小说的特点

言情小说虽然历史悠久、作品众多,但言情有余,表现社会不足;而社会小说则注重政治功利性,缺少言情的成分,清末民初的社会言情小说则弥补了两者的不足,将言情和言社会完美结合起来,开创了小说的新形式,具有不可否认的文学史意义。在晚清民初动荡的政治形势下,社会言情小说区别于同时期的其它小说,在文学史和时代史上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首创意义。     

试论清末民初社会言情小说的时代思想

清末民初的社会言情小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客观地反映出了各阶级、各阶层在那个时代的心灵史和社会的历史变迁。它们将言情与社会结合起来,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目,特别是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时代的镜子面前都客观的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和态度:堕落、异化、苦闷、彷徨、追求。在这过渡时代的背后,走出了具有朦胧启蒙思想的觉醒者,开始了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而社会言情小说,以它思想的深刻性,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从“纯爱”到“穿越”--网络言情小说模式的演变

随着港台言情小说的盛行以及市民社会的兴起,被新文学压抑近半个世纪的言情小说在上世纪末闪亮登场,并在网络时代重新繁荣。在中国言情小说史上,琼瑶模式曾引领了言情市场很多年。网络言情小说似乎也延续着琼瑶模式,经历了一个从“纯爱”到“穿越”、从灰姑娘到玛丽苏的阶段,随后又出现了反琼瑶、反纯情等多元化现象。网络时代实现了言情小说模式的转型。     

中国现代通俗言情小说的流变轨迹

通俗言情小说在清末民初迅速兴起 ,既与文学传统有关 ,又受社会文化构成因素与发展状况制约。民国初期“言情”带有惟情倾向和伤感情调。五四以后“言情”开始融入更多的社会内容 ,欢快调子随之出现。抗战以后“社会”压倒“言情”,对男女爱情的探索更加深入 ,才子佳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张恨水《春明外史》小说类型化研究

张恨水通过历时近五年的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的撰写,把已有的社会小说类型和言情小说类型糅合到一起,在与读者阅读期待互动中,将言情故事和社会百态展示交相穿插,在创作中将真实人物、事件与虚构想象巧妙结合,使社会言情小说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小说类型模式,极大程度地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引领了19世纪20年代社会言情小说创作风潮。     

"言情"外衣下的现代性呈现 ——周瘦鹃小说对"才子佳人"言情模式的突破

作为颇具争议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周瘦鹃以其独特的创作笔法撑起了"才子佳人"文学的半片天.周瘦鹃的"才子佳人"小说在言情方面与鸳鸯蝴蝶派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他的言情小说是通过"中庸"的手法,将言情与社会相融,刻画出凡俗人生的庸常爱情,并且形成了第三者"舍己成人"的模式,具有反"才子佳人"小说的倾向,其中包含着作者对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取舍,并产生意料不到的逆反效应,展现了言情外衣之下的现代性.     

“张恨水言情小说热”溯源

现代言情小说大师张恨水,其文学艺术生命力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原因是作者把笔植入现实社会的沃土之中,熔言情与社会于一炉,人物形象塑造个性化,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手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小说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的传统.     

清末言情小说主题的狭隘性

清末言情小说上承明清世情小说,下启民初言情小说,是世纪之交小说体例与观念过渡的重要时期.清末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清末言情小说形成了"借儿女言家国"、"借儿女言节义"、"借儿女言自由"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主题模式,这种主题模式虽然流行很短,但在近代小说转形史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它也为社会言情小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狐步杀》的侦探叙事及张欣写作的意义

作为以言情见长的作家,张欣在《狐步杀》中对侦探小说叙事成规的运用相当成功,这是一部在很大程度上按侦探小说的成规套路构建起来的言情小说。从对侦探小说叙事成规的充分运用,到侦探与言情两种叙事模式的碰撞与平衡,再到从侦探向言情的回归,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狐步杀》强烈的故事性;进一步而言,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张欣的睿智和心中所藏的读者意识,感受到张欣写作的意义。     

简论李涵秋小说的教育意义

李涵秋是晚清民初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家，他在中国小说观念由近代化到现代化的演变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创立并完善的社会言情小说不但在形式上是独特的，在内容上也是深刻的，这些小说在思想教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化意义，特别是他小说的教育思想，更有助于呼唤新时代的到来，为五四文学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李涵秋本人也因其小说的教育价值，在文学史上具有了非凡的意义。     

论社会言情小说《广陵潮》中的新式女性形象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尺,中国古典小说中女性的情感及思想变革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而近代社会言情小说家李涵秋的代表作《广陵潮》中的女性,在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通过小说中的女性,我们可以了解晚清三十年的变革,从众多女性的情感历程中,可以再现社会、时代的缩影,因此,我们以社会言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李涵秋的《广陵潮》为例,来分析过渡时期的女性形象,进而,把握社会言情小说的价值和启蒙的意义。     

李光地理学思想评议

李光地是清康熙中叶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清前期官学化理学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即性”思想,强调儒家伦理的亲和特性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蔼然”、“肃然”之情,以性的“生生之德”和“一体之仁”来说明现实制度的亲和力。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官方理学在强调“理”的控制性的同时,也逐渐使理学走上实用化、实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李娃传》：一幅摇曳多姿的唐代社会风情画

唐传奇《李娃传》情节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人物命运悲欢交织,爱恨相伴,堪称一幅生动的唐代社会风情画卷：士子狎妓的社会风尚,相沿前代而又不失独特的丧葬习俗,重门第等社会心理以及人性向善的道德追求和由强调门当户对向男才女貌的自由爱情转变的婚姻观念等。故事在几近真实的唐代社会生活中徐徐展开,这一时代的世态人心又促使故事的结局向人们渴望的理想境界推进,使读者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李娃传》不失为一部较早的世情小说。     

论社会言情小说《广陵潮》中的女性形象

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中国古典小说中女性的情感及思想变革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而近代社会言情小说家李涵秋的代表作《广陵潮》中的女性,在反映历史,描绘社会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通过小说中的女性,我们可以了解晚清三十年的变革,从众多女性的情感历程中,可以再现社会、时代的缩影。     

略论唐代人神情恋故事范型的因袭与新变

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神遇合故事是一种重要的情恋故事范型,唐人小说中有许多人神情恋故事,相较于唐前的人神情恋故事,唐人小说中的人神情恋故事,既有对唐前此类故事范型的承继,又有许多新变。唐代人神情恋故事的新变,是与其所承载和体现的社会群体的改变息息相关,有其时代的文化心态背景。     

《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分析

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叙述了清朝末年至建国初期渭河平原五十多年变迁的神奇史诗,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有投身于大革命却牺牲于政治迫害的白灵;有被丈夫抛弃,最后却被父亲下重药医死的鹿冷氏;有不甘于命运的安排,最后却以悲剧收场的田小娥。无论是新时代的代表女性白灵,还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鹿冷氏,还有那位特立独行、为人所不齿的田小娥,她们都只是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下广大女性的缩影,可以说,这三个典型就代表了当时所有的女性形象。     

论当代言情小说中强权的寡母形象——以《我是一片云》为中心

当代言情小说中寡母总是爱滥用母权,干涉和压制儿子的婚恋选择。寡母强权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原始社会母亲崇拜的情结,二是儒家孝文化赋予母亲的权力,最后是心理原因。总体而言,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寡母在当代言情小说中渐渐淡出,孝的绝对权威被消解是寡母淡出的重要原因,传统孝道思想的长者本位立场是强权寡母仍然存在的原因。寡母扮演的就是爱情磨难的制造者,是男女爱情中一极重要的力量。     

“世难容”与“世能容”的空门女弟子——妙玉与妙常人物形象比较

清代长篇小说《红楼梦》与明代传奇《玉簪记》分别塑造了两个光彩照人的空门女弟子形象———妙玉与妙常。二妙的身世相似,性格同中有异,结局则截然不同。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二妙的种种异同,并结合她们的生存环境、爱情模式以及《红楼梦》与《玉簪记》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文本特征,对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作一番挖掘与探讨。     

气候冲击、海外白银输入与社会动乱——来自清代华北平原的经验证据

为研究气候冲击与海外白银输入是否是导致近代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发生动荡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运用历史计量学方法,对华北平原地区气候冲击、海外白银输入与社会动乱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海外白银输入对清代的经济社会具有双重影响:从海外输入白银存量、流量来看,它具有扩充市场化与商业化水平,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正面作用;但由于白银输入所引发的银铜比价紊乱却对社会稳定产生了负面冲击;气候冲击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未得到验证,说明导致传统中国走向衰落的因素可能更多地来自经济金融因素,而非直接源自气候冲击。这些结论对理解气候和海外白银两大冲击下的清王朝衰落机制提供了计量经济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