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一个长句的分析

高中语文三册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有一个长句,一百九十八个字。这样的一个长句,放在这样的一篇文章里,用来批驳这样的一名反动文人,真是再好不过了。这个长句是: 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 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卫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 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 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是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     

已经走过的一步与刚刚迈出的一步

如果从文学的发展、文学的演进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的文学,那可以说向前跨进了两步。这两步都是在新时期实现的。我这样说,并不等于说新时期以前的文学没有成绩。新时期以前的文学特别是17年的文学,成绩是很大的。17年涌现出了一批作家,他们大多还活跃在当今的文坛上。17年更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至今还受到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就是“文革”10年,也不好说是空白。比如8个“样板戏”,至今有些还为广大观众所欢迎。有的整出戏虽然不再上演,然而其中的一折,两折,至今还为人们所热爱。比如《沙家浜》里的“智斗”,就久…     

论新时期小说中「人」的观念的演变

文学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的观念演变的历史。“文学是人学”,文学要表现人、关心人 ,这些观点已得到人们的共识。然而 ,在建国后长达 2 0多年的时间里 ,“人”却一步步从文学中迷失 ,“人”成为政治化的人 ,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成为少情寡欲的“英雄”或“敌人”。对“人”的漠视直接导致了文学的空泛和虚假。新时期文学的觉醒首先是“人”的觉醒 ,作家对“大写的人”的关注 ,社会对“大写的人”的呼吁 ,“人”重新被赋予丰富的人情、人性内涵和高扬的“主体性”,具有丰富内涵的“人”从重重迷雾中现身 ,飞翔于广阔自由的天空。…     

依附与寻找——对男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思考

纵观新时期文学,女性形象可谓倩影翩翩,但笼统地看,大体不外几类. 第一类,是作为大写的“人”出现的,比如《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自尊、自立、自强不息;《红高梁》中的“我奶奶”,生命虽短暂,却活得洒脱,有光     

评叶石涛的“对等阶位文学观”

1992年，台湾老作家叶石涛在《自立晚报》上发表了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一篇叫《谈退休生活与白色恐怖》，另一篇叫化总是听到老调》。文章的题日迥然不同，但却贯穿着同一意图，那就是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为他的“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论张目。他毫无掩饰地说：“不要常说台湾人是附属于中国人里面，我们台湾人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学”，“我们台湾人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于日本、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人的文学，让台湾文学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占一席之地，建立一个可以代表台湾人民、代表这块土地的台湾…     

荒原里的跋涉

读到李新宇先生的这本《走过荒原》时,已是炎炎七月了。那清雅素朴的装帧,那淡淡的油墨香气,以及书名本身所浸染着的空旷辽远之感,让我在这北方沤热的时节里,蓦然感受到一阵清冽冽的风。称作者为“先生”,不仅仅是出于敬意,就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曾经有三年的时间,在曲阜,那个古朴幽静的小城里,我有幸跟随他,攻读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也正因为此,这本副题为《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的著作,不仅让我窥见了属于先生的“文学十年”,也让我获得了一次重温过往的契机:我仿佛又看到了十年前的那个自己,青涩而懵懂,在文学已然失去轰动效应的90…     

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     

鲁迅的现实主义和“现代化”、“民族化”

<正> 鲁迅是我国革命现实主义的开山祖和大师,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和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中的养料,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在文学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具有超越前人的创造力。他曾说:“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万丈的新文学’。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象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人生却不在于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的创造。”(《难得糊涂》)鲁迅以“死”和“活”两个字点出了“拼凑”和“创造”的根本区别,所谓“重返故纸堆”、“全盘西化”,都只能把文学引向死胡同。他既反对全盘照搬,也反对全盘否定,而是始终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正确对待中外文化,博采众家,取其所长,分析、批判、吸取、创新。他说:“没有拿来的,人     

胡适四十年来反动政治思想的批判

一、胡适如何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 胡适有几句极其荒谬的话,用来掩饰他那“不受人惑”的骗术,并且希望青年们也遵照他那一套谬论去实践。他在一九三○年所做的那篇“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曾经的说道:“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就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肌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科学)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致於被人家蒙眼睛牵着鼻子走。”胡适所以说这些话主要目的,是在劝导人们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     

后新时期小说叙事人称的几点异变

有人把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新时期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较前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与进步。在叙事人称上的变化就非常丰富。这是文学作为艺术进行自身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突破。从叙述人称的变化，考察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变革和发展，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新型新事人称的兴起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说《红高梁》，这篇小说中“我奶奶”的叙事人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此之后，在我们阅读的经验中常常遇到这种“我爷爷”、“我父亲”、”‘我叔叔”等“我XX”的叙事…     

文学文化学研究的现状与对策

文学文化学研究的现状与对策林兴宅，洪申我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６年，中国文艺界曾兴起过一阵“文化热”。事情首先是由一批青年作家的“寻根文学”创作发起的；尔后，文艺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投入了这场文化大讨论。热潮虽已过去一段时间，影响却至今犹存。讨论的结果，在文学...     

革命前驱者的小说

<正> 在新文学的进程里,岭南小说起步较迟.直到1927年1月,鲁迅南来广州还感慨时地说:“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四·一二蒋介石政变后,在革命转入低潮的严峻时刻,文坛上却兴起了新的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郁达夫说:“1928年、1929年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岭南有几位青年作家就在此时,异军突起,声势颇威,在文坛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们用自己的爱和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写下最初的一章.同其它文学现象的产生一样,这几位青年作家的崛起,也不是偶然的现象.他们一直     

目标

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一位作家拜访了一位84岁的老学者。在学者那狭窄的书房里,作家向学者倾诉了内心的困惑。 学者:“你应该抓紧现在和未来的日子。” 作家:“是的,我在尽力。但是,我已经浪费了几十年。” 学者摇摇头:“达尔文说他贪睡,把时间浪费了,却写了《物竞天择论》;奥本海默说他锄地拔草,把     

他和光的队伍一起前进——艾青初探

在曲折多波的文学河床中,有时是奔涌前进的浪花,却被某些人视为逆流;有时是并不随波逐流的真诚的作家,却得不到公允的待遇。我国六十年的新诗坛上,就曾经出现过如此奇异的现象:从小感染了中国人民的忧伤,并和人民一起“欢呼”辞别了严冬的“春天”的“吹号者”,却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早晨就听不到他的歌声。     

论俄罗斯文学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

<正> 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这短短的几十年里,俄罗斯文学以一批独特的形象震惊世界文坛.这批形象,赫尔岑称之为“多余的人”.他们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不仅使俄罗斯文学面目一新,而且在当时世界文学中亦为独树一帜.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环境条件、个性气质的差异,但都是“土生的民族典型”.“多余的人”标志着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高峰.     

启蒙与同情--"五四"文学中"我"与贫弱者关系的一种透视

一般认为,启蒙是“五四”10年文学(1917～1927年)的流行色,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所要表现的重大主题。但是“五四”文学(包括高潮期及退潮期的文学)以第一人称“我”叙述、抒发与贫弱者有关故事或情感的作品中,“我”对贫弱者深厚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同情往往会遮蔽启蒙甚至淹没启蒙。这种同情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启蒙意识的传达,但却无损于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这种同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思维惯性的强大,足以影响到“五四”作家启蒙话语的表达。     

论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

一九一一年二月三日,契坷夫曾给高尔基写过一封信,信中在论及高尔基早期某些作品时,说:“在小说里您描写了两三个人物,可是这几个人物孤立的站在那儿,站在人群外面;看得出来这些人物活在您的想象里,然而只有人物,人群却没抓住。”但在谈到高尔基的另外一些作品,如描写克里木生活的《我的旅伴》时,则喜悦地写道:“在这类小说里除了人物以外,人还可以感到人物从中走出来的那     

“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

“五四”文学在审美心理上属于那种开放本真、青春感念、情感中心、冲动炽烈、悲观抑郁的文学类型。“五四”文学审美在形式方面的特征和它在审美心理方面的特征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五四”文学以感性为本位，“意在表现我自己”，“五四”作家在文学形式上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守成型决定了文学的守成型，而“五四”则相反在审美形式上是颠覆型的，几乎中国旧文学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了挑战，这一挑战一直深人到文学的总根基处——语言。颠覆中国传统中已有的一切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形式的“五四”新时代，是“五四”…     

开放的儿子

要说今天的孩子和我们这辈人有哪些不同的话,我说:一是他们享受了上几辈人创造的财富,滋润在爱的蜜罐里,大都不知“苦”字咋写。二是孩子们思想观念空前解放,尤其开放意识让我感受最深,这种意识从我那12岁儿子的身上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     

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名实悖逆现象

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名实悖逆现象吴戈上篇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我们在建设民族文学、艺术的努力中，出现了一种违背初衷的不良倾向，那就是大搞“唯洋”实质的奇风异俗的“土特产”。热衷此道的人往往振振有词：“愈是中国的、越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