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新趋势：消费性贫困——以鄂东打工村庄的消费竞争状况为例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明确农民贫困的真实原因。过度的仪式性消费支出成为影响农民家庭贫困的新因素,体现在生存消费的品牌化、婚丧仪式浪费的刚性化、炫耀性消费的竞争化。不理性的消费竞争扭曲了家庭的消费结构,导致家庭积累不足、代际支持缺乏,造成家庭再生产的低度循环和内在冲突,发展潜力有限,“消费性贫困”生成。消费性贫困是消费行为的城乡联动机制和村庄经济文化状况叠加作用的产物。城镇消费行为对农村的示范效应,改变了农民的审美趣味,抬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绝对成本,村庄内部的支出竞争无序化提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相对成本。因此,扶贫不仅要在增收上做文章,还要在减支上花工夫。改变扶贫思路,倡导文化扶贫,促进消费脱贫,实现扶贫的精准性。     

"新型消费"背景下消费扶贫政策的多源流分析:实践逻辑及推进路径

消费扶贫为我国扶贫体系引入市场化机制和社会力量,是长效解决相对贫困过程中丰富公众消费选择、增加相对贫困地区收入的重要路径,培育"新型消费"背景下实现消费扶贫政策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破解相对贫困问题的必然要求.基于多源流理论和相关政策实施特点构建消费扶贫政策分析框架,探讨我国消费扶贫政策的实施过程、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得出当前我国消费扶贫在帮扶主旨、帮扶形式和帮扶政策方面呈现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消费者与贫困户的全社会动员、提升相对贫困地区综合化效益三大发展趋势,进而提出应通过"供给端+需求端"多方位保证产销对接、"政府+社会"多主体扩大参与范围、"外促+内生"多角度提升政策效益的推进路径,促进我国消费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代际支持、干群互动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

运用2016年陕西省农村贫困居民的调查数据,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水平较低;代际支持、干群互动、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以及精准扶贫项目参与都显著地提升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并且这些因素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有着很高的预测效果;此外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所能解释的满意度的方差比例极小。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加强与贫困农民互动、促进贫困家庭的和谐和交流、加大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以及进一步加强精准扶贫项目的落实等对策建议。     

基于双重扰动与核ELM融合的大学生贫困认定模型研究

精准实现大学生贫困认定是实现高校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但是因为贫困认定需要提交的材料涉及隐私和数据非客观性原因,当前贫困认定存在部分学生做假和自卑学生不敢申请的不公平现象。针对该问题,以学生一卡通消费数据和个人基本信息等客观数据为基础,构建贫困特征分箱和特征交叉算法,形成一套大学生贫困认定特征参数。随后,为处理贫困认定数据集不平衡性,提出了数据样本和输入属性双重扰动方法,并与核ELM算法融合,构建了大学生贫困认定DP_KELM算法。实验结果表明:构建的特征在随机森林和KELM算法的准确率方面都超过0.82,而双重扰动模式对提高算法的G-mean值有较好作用,DP_KELM算法在Gmean和AUC上均优于对比的9种算法。DP_KELM算法能够有效识别贫困大学生,为实现校园精准扶贫提供辅助决策工具。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贫困精准识别模型研究

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条件。实现贫困数据的精准分类与识别以及贫困识别由定性到定量、由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基础。精准识别可以采用大数据分析中的分类算法实现。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生计环境六个方面建立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运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精准识别模型,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模型的分类及识别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模型效果良好。     

内陆开放新高地政策促进精准扶贫的效应分析——基于安徽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针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数据,通过多维度贫困测度法,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建立多维贫困衡量指标,分析安徽省的贫困现状.选取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三个关键自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将多维贫困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证实了对外开放能够有效促进安徽省精准扶贫.但是对外开放的不同方式以及程度,对扶贫力度的影响是不同的.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并结合安徽省现实情况,给出相应扶贫建议.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精准扶贫对策研究

我国的贫困治理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落实精准扶贫将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精准识别、满足多元需求、发展内生动力的扶贫任务十分艰巨。基于对精准扶贫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对策:借助公益组织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构建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创新扶贫治理机制,实现多元化贫困治理,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精准扶贫管理模式等。     

新时代大数据思维推进精准扶贫的 理论、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基于对甘肃和贵州的调查思考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是我国扶贫战略的重大转型。但扶贫工作中存在着扶贫对象不精准、帮扶措施缺乏针对性、扶贫效果无法跟踪等问题。新时代大数据思维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技术支持。基于对甘肃和贵州的调查,两省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大数据管理平台,发挥了大数据在精准扶贫中的分析、监控、预警和展示能力。为进一步推动大数据在未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有效运用,还需要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重要性,注重数据安全,并加大数据人才培养力度。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精准识贫。基于2015年重点国有林区718户职工家庭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类型的影响因素。通过综合收入和消费标准,可以将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分为选择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3种类型。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健康状况、家庭负担系数、是否管理人员家庭、家庭职业分化类型、家庭社会关系、农林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家庭所在林区对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类型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和脱贫工作带来启示。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包容性增长视阚下的精准扶贫开发

贫困是世界各国都无法回避且须长期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长期坚持不懈地开展了针对性较强的扶贫脱困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遗憾的是学术界关于扶贫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丰富且广,因此,扶贫不只是要减轻经济方面的贫困,还包括环境以及个人方面的贫困。对现行扶贫工作中所采用的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的比较研究表明:必须给予与精准扶贫开发有极大相关性的包容性增长以高度重视,因为精准扶贫开发的关键在于使扶贫对象获得增加收入的机会和应对贫困的反应能力,而包容性增长视阚下的精准扶贫开发则强调了必须为扶贫对象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及广泛而精准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贫困人口及地区社会的全面发展。     

农村贫困转型与精准扶贫实践路径探索

精准扶贫是提升扶贫工作绩效的重要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农村贫困的内涵、生成逻辑变化明显,呈现贫困结构化、治理复杂化、生成消费性等特征,农村贫困正处于转型状态,这给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分类考核、监督管理、贫困治理等带来一定的挑战。新时期精准扶贫要切合农村实际,优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有效路径。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精准扶贫、信息共享与贫困农户金融服务创新 ——以张家界金融产业扶贫为例

精准扶贫的特点在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信息共享,并以此降低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获取信用的搜寻成本,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精准扶贫将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识别出来,集合为贫困户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与农村的社区信用结合形成了基于精准扶贫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扩大了农户的信用范围,提高了贫困农户的金融缔约能力,降低了贫困农户企业家行为的成本,为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生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收入贫困的辐射作用及其演变（1988-2018）

利用跨度30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村收入贫困不相关，2013年后各绝对贫困指标与非农产业增加值也不再相关，而后者同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1988-2007年，广东、上海与农户所在地的工业化发展均促进了农村地区减贫，但2013年后工业化的减贫效应大幅减弱，这也是我国扶贫政策从开发式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的主要原因。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有序向中西部转移，本省工业化发展对农户摆脱相对贫困愈加重要。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逻辑框架———基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

农民工由于经济资本薄弱、社会资本赤贫、文化资本欠缺,在城镇化进程中脱贫乏力,进而导致经济融合不力、身份融合困顿、心理融合受阻,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并转型新市民。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方式,通过发挥补偿性和发展性功能,能帮助农民工改善就业、扩充社会关系网络和认同城市文明,在缩小物质贫困、消解能力贫困和消弭精神贫困方面有着巨大价值。为此,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价值,必须精准“分析需求”,优化扶贫供给;精准“协同帮扶”,增强扶贫合力;精准“治理督评”,保障扶贫效能。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精准扶贫的人权诉求、社会阻力及实现路径

为了彻底消除贫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与贫困态势,党和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消除贫困已成为世界人权的优先事项。消除贫困、发展权利、幸福权利是精准扶贫的三维人权诉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贫困多样性、农村社会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等是消除贫困的社会阻力。为此,可以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公正制度、健全精准识别机制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等途径,促使精准扶贫战略的人权诉求实现。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