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启蒙·"找灵魂"——论邵燕祥新诗创作中的"宏大叙事"

邵燕祥的新诗创作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的"时代"特征.这种"宏大叙事"在其创作早期主要表现为"为政治服务",被政治权力所限定和本质化了的"革命叙事",在后期则体现了向个体主体意识苏醒和突破思想禁锢的"启蒙叙事"的转变,创作者启蒙意识的增强也使得诗歌的这种"宏大叙事"本身面临诘难并走向了解体和停滞.纵观邵燕祥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到一名知识分子被时代潮流裹挟而下以及个人主体挣扎、觉醒、挣脱的悲剧性的"找灵魂"过程,这其中包含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内容.     

叙事的裂变

当代写作正发生着某种深刻的变异。“个人式写作”作为先锋文学的叙事法则 ,通过语词游戏和叙事革命 ,走向 80年代的“宏大叙事” ,然而最终耗尽了解构的冲动与热情 ,失去“所指”———政治与道德的文学承诺的焦虑 ,使“个人式写作”再度裂变为“欲望化叙事” ,并成为当下诸种“新小说”普遍的叙事特征。叙事的衰变昭示出当代文学精神的流变和困境     

宏大叙事景观中的游牧政治

围绕政治现代性这一主题的宏大叙事,高扬启蒙理性的精神,追求抽象化的平等、永恒性的真理和国家式的极权思维;但是,在其追求的过程中,宏大叙事的旨趣却遭到了后现代思潮的阻隔,尤其是后现代理论中的游牧政治的激烈冲击。这种政治观认为政治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多元、差异、流动、脱域、游牧逃亡和小叙事等特征,进而实现对宏大叙事的单一、等级和秩序的颠覆。如何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不从任何形式的先定假设出发,实现宏大叙事与游牧政治的共谋,这是一个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探究过程。     

21世纪中国谍战剧的空间建构与审美取向

21世纪中国谍战剧调动多种符号系统建构了一个多维度的审美叙事空间,人物、影像、情感、意绪及潜在的意识形态在空间中做定向流动,文本空间与现实世界形成相互指涉,文本话语策略直指新受众的心理期待与欲望达成。新谍战剧建构的这种符号化表意空间显示出其独特的审美形态及类型的日趋成熟,而欲望化的叙事逻辑又流露出了当代影视文化中"身体叙事"或"身体消费"的某些症候。     

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及意识形态焦虑——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蒋光慈革命小说的阅读显现着批评话语的暧昧,其原因是二十世纪语境内始终存在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间的文化冲突。蒋光慈革命小说本文中现代革命符码与革命者的欲望———结构关系,隐喻着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现代革命通过叙述者的置换使其在政治与性本文内的叙事真实化,但本文内许多话语的裂痕暴露了现代革命叙事的意识形态焦虑的双重性     

现当代女性文本与身体叙事

“身体”是当今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主要应用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象解读。相比于男性,女性文学的私人化性质使文本更具有亲身性,即更注重身体感受和欲望的表达。所以本文尝试用身体范畴来观照我国现当代女性文本的叙事,展示文本中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以及其中体现的女性欲望、身体经验的表达规范,从而认识在这样一个纷纭的世纪,女人从面纱半掩到自如呈现再到放纵狂欢的身体叙事历程,进而分析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意味。     

传统与现代之间——曹禺戏剧话语的一种阐释

曹禺不同戏剧文本中存在着复杂的叙事结构.其中之一是以革命话语为主线的"现代性"叙事结构,而其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对革命理性的反拨又形成另一叙事主线;可是传统伦理话语模式的复活也在文本中有所体现.正是这些"复调"式结构自身的矛盾张力形成了文本的复杂性与多意性,从而使人们能不断地在文本现实指涉意义之外发现其丰富的文化和哲学内涵.     

后现代思潮下历史研究“碎片化”倾向探析

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发展,传统历史学"宏大叙事"方式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史学研究"微观化"渐成大势,却导致断裂历史的"碎片化"现象滋长,引起学界争议不断。文章通过探索后现代史学思潮影响下"宏大叙事"危机和面临的挑战,分析后现代史学"微观化"研究视角的发生发展,梳理史学"碎片化"现象和方家论争,希冀运用后现代史学合理科学的研究方法,避免由于割裂历史导致难以对历史进行重建和复原,推动史学研究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七一”讲话的政治叙事考察(1951-2021)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七一”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典范和话语实践。其通过苦难政治叙事回溯奋斗历程,进而在“人民和历史”的语境中建构执政合法性;通过辉煌政治叙事总结创造成就,进而在“人民和现实”的语境中昭示执政正确性;通过想象政治叙事擘画美好前景,进而在“人民和未来”的语境中巩固执政长期性。宏大与微观的政治叙事视角的平衡联结,实现了民族复兴主题厘定与人民为本情怀呈现的共谋。连续性、层次性和艺术性的政治叙事特征的多元耦合,实现了政治话语表达的“稳中求进”与“春风化雨”。     

中国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话语”试探

叙事是一种认知模式,表达模式;叙事是一种生活模式、行为模式,它普遍存在于生活原貌之中;叙事作品是精神产品,叙事话语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因此,叙述艺术作品中的叙事性和叙述思维中的叙事性、生活中的叙事性是叙事研究的三个重要视角.同时,叙事话语与其他话语有强烈的粘合性,因此,"民间叙事"也真实地置身于诸如"现代性宏大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等众多话语环境中,它们共同形成今天叙事研究的复杂结构.中国影视艺术植根于中国本土地域文化土壤,是当地人在当地的叙事生活上认知、表达世界的一种模式,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研究走到今天,更应跳出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域,在相对微观的本土影视作品中,寻找艺术形态世界中的更多内部规律.     

试论《保卫延安》的宗教情怀与战争叙事策略

《保卫延安》是“十七年”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史诗性巨作。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规限和战争宏大目标的现代性想象的原因,使得战争文化思维和宗教逻辑具有了互通性和可转换性。革命战争叙事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世俗的宗教情怀。具体而言,革命叙事中的朝圣般的崇拜情感、布道式的广场效应、宗教化的言说姿态三方面是对宗教仪式母题的某种转嫁和借用。这种战争的宗教情怀的叙事方式是对战争记忆和新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的一种文本体认和确证。     

阶级革命的消解与后现代的公正游戏——利奥塔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最为激烈的一个,利奥塔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予以坚决拒斥,其路径是从消解阶级斗争的主体和瓦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两个方面展开。立足于后现代的立场,利奥塔将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所有解放学说斥之为"宏大叙事"加以抛弃,积极颂扬以多元和差异为特征的微观政治,主观上试图超越马克思,然而客观上矫枉过正,走向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宏大叙事”范式下的近代中国立宪

导致近代中国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的原因很多,究其根本,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泊来宪政实施了重构。"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乃是这种文化传统的表现之一。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始终追求集权的政治力量,而非分权。宪法沦为了推进集权的工具,而不能有效地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缺乏宪法保障。这就启示我们今后不能继续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来研究宪法和宪政,不能将宪法和政治混为一体,而应当借鉴理性的"微观论证"的文化范式,更多的重视制度规则设计,着重于加强限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性建设。     

隐喻·换喻·提喻——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身体是情爱叙事的重要符码.不同时期情爱叙事对身体进行修辞的方式,必然受到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当代情爱叙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采用不同的话语模式与身体视角,由此产生不同的身体修辞模式.在公共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审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日常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正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主体建构之间的换喻关系;而在私人话语模式中,叙述者则有意无意地迎合受述者的窥视欲,关注身体与性(别)意识的提喻关系.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不仅揭示了身体意味的丰富性,而且揭示了叙事修辞的复杂性.     

革命·爱情·成长 ——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种模式

叙事模式是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在文学艺术界的反映,是文学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套路.陪都电影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木兰从军"(女性革命叙事)、"革命的罗曼蒂克"(女性爱情叙事)和"娜拉出走"(女性成长叙事)三种明显的模式化倾向.这几种模式彰显了陪都电影的价值诉求,在本质上仍是革命叙事的"同质异构".     

1990年代文学中"性而上"现象反思

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性爱主题几乎变成了叙事的根本动力.文学抛弃旧有的宏大叙事,对感性肉身和刺激进行自然主义的渲染,本能化、欲望化的叙事则构成90年代以来文学的突出特征.然而,对性本能的过分张扬必将导致文本艺术张力缺失,失掉历史的厚重,危及作品的艺术生命.     

饥饿、欲望与疾病——鲁迅小说的女性躯体叙事

在鲁迅女性身体叙事的文本中,透过对女性饥饿之躯、欲望之躯和疾病之躯的叙述,使女性身体承载了"思想启蒙"的隐喻,肯定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并书写了男性角色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所作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女性饥饿之躯的叙事,揭露了男权社会的经济剥削造成女性物质生存困境的罪恶,女性必须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才能真正成为和男性一样的主体性而非只是客体的存在。女性欲望之躯的叙事,揭破女性的欲望压抑与男性的欲望消费的阴谋,发现其中的性别寓言以及男权权力话语的分散与播撒。女性疾病之躯的叙事,由女性身体的疾病痛楚透析疾病的文化隐喻,由人的生理疾病联想到人的精神疾病,从原来的医治人的生理疾病转变到对人的精神疾病的治疗。     

以革命正义为意义元点的历史叙事——"十七年"红色文艺作品叙事逻辑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红色文艺作品不仅仅是因叙述革命历史而具有了自身的特质,它更为重要的功能在于以革命为意义元点而对历史生活进行文本化的组织与叙述.革命在红色文艺作品的叙事中不仅组织着叙述对象的个体人生意义,同时也组织着有关历史的宏大叙事.     

青春、革命与文本性态度——论“文革”叙事的三个面向

青春和革命总是密切相关。在革命叙事中,凡被革命征唤的青春总受到不同程度的礼赞,而一旦游离革命之外,则会显出感伤、彷徨、颓废以及幻灭等消极面向,并蒙上一层走投无路的个人主义的阴影。但自"文革"结束以来,解构革命的人道主义或现代化叙事却将这种青春与革命的指涉关系重构为种种不切实际的"文本性态度",而消费主义则将这一重构模式化了,似乎任何反拨的努力都是文本性的,仅具一种"空洞的姿态"。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