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与恢复性并重的社区矫正制度重塑

在当今世界社区矫正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立法、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法理偏离现象,我们应以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为路径,摒弃传统重刑主义对社区矫正的影响,以惩罚性与恢复性并重为重点,以综合刑、恢复性司法、法社会学等现代刑罚理论为引导,对社区矫正的本质、功能、目的模式和管理模式进行法理重塑,为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动力。     

山西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研究

山西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面临着社区矫正立法滞后,机构设置与分工不明确,矫正人员素质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矫正措施和方案的粗糙等问题。应通过构建法制体系、科学的机构体制以及高素质的矫正人员等措施,完善和发展全省的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研究述评

本文使用"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指代在社区矫正领域内开展的社会工作,并指出它与矫正社会工作、社区矫正工作、司法矫正工作的区别和联系。对"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研究进行整理分类,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探讨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的关系;另一类着重探讨社会工作该如何在社区矫正中发挥作用。随着"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研究的深入,形成了几个研究热点,其中包括对青少年矫正对象的研究,矫正对象个案社会工作研究,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方法研究。通过文献综述,也发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研究的薄弱点,妇女、老人等矫正对象研究较少,缺乏微观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研究等,仍需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随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社区矫正作为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重要举措,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且在23个省市区试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立足我国的国情,更新刑罚理念,改革和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队伍,改进矫正方式,加强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等措施,以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区矫正的性质之反思与合理定位

科学界定社区矫正的性质关系到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方略和制度构建,目前官方文本将社区矫正定性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该性质定位不但与我国的刑罚体系存在逻辑矛盾而且为社区矫正的实践操作带来困惑,应将社区矫正定位为观护措施,突出教育、帮扶淡化惩罚,利于社区矫正目的的实现。     

社区矫正管理面临的组织困境及其双轨治理

社区矫正实践中,我国已形成"党委政府领导、司法行政负责、公检法部门辅助、社会力量补充"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呈现出合法性与合理性、广泛性与同质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等特征。现行社区矫正管理模式潜藏着深层的社会风险,陷入了内生性与外迫性、实质性与形式性、民间性与官方性、常规性与权益性等相互冲突的组织困境中。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融入社区矫正的实践过程中,迈向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链接、上下通达的双轨治理之路。这种治理不仅涉及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条块关系的重构,还关涉社会力量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角色与功能的重新定位。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模式的建构——基于社区矫正工作目标的分析

社区矫正是社会化的刑罚执行方式,但从实践运作看,我国社区矫正的社会化程度依然不够,没有最大效度地达到社区矫正的目标.本文在对社区矫正工作目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模式:基于责任共担的社区服刑环境建设、基于社会工作方法的个案矫正模式、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的社会帮教工作.     

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是"2+N"模式,"2"是指我国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主体由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组成;"N"是指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借鉴美国"市场主导、社团协作"模式、日本"保护司"模式,我国参与模式的发展方向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模式。     

社区矫正机构"1+X"模式及其经济分析

不同国家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立模式差异非常大.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学者和实务部门对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众说纷纭.社区矫正机构"1+X"模式,即国家司法行政机构与"第三部门"对社区矫正对象刑罚执行职能与教育、矫正、帮助职能分工实施的矫正运作模式,在我国现阶段具有可行性,且符合经济和效率原则.     

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

近十年来,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为相关立法提供了有益经验,但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对社区的理解偏差,矫正对象的狭隘,矫正内容普适、单一且各执行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等制度缺陷,值得我们关注。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社区,并非仅为同质于监狱的执行场所;扩张管制、假释等人员范围,同时将青少年犯明确为社区矫正对象;加强对矫正内容的细化研究和科学制定;同时资金来源的开拓、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及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更有利地保障社区矫正在社区的规范运行,真正实现社区帮扶之作用。     

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选择

社区矫正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实践表现形态,是蕴涵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个别主义(特殊对待)、经济主义(资源整合)、价值回归(再社会化)等法治理念的司法和社会教育制度.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构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成为法治面向未来发展的研究主题之一.文章尝试将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研究置于协同创新的视野下,协同与整合多种因素与力量,创新矫正理念、矫正目标、矫正内容、矫正方式,加强矫正主体、矫正客体和矫正环境等方面协调配合,有效集成整合资源,以形成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高效协同的中国社区矫正模式.     

社区矫正合规模式的制度偏离与匡正

以社区矫正目的为依据，社区矫正模式可以被划分为康复模式、风险管理模式与合规模式。受西方国家社区矫正“执法”导向与监狱行刑观念的影响，我国社区矫正总体上偏离了立法确定的康复模式而遵循合规模式。社区矫正合规模式的理论缺陷在于偏离立法规定的康复目的而强调报应、威慑目的，实践弊端在于未遵循分类管理原则导致社区矫正资源不堪重负。回归立法本意，社区矫正应遵循康复模式，贯彻分类管理和个别化矫正原则、最低限度影响原则。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实施效果评估及其优化

在行刑社会化、轻缓化、人性化的国际视野下,对未成年犯实施社区矫正不仅可以避免监狱矫正的"交叉感染"与"标签效应",还可以降低行刑成本、减轻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同时,也适应了未成年犯身心特征的需要。实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应加强社区矫正宣传与普及工作,创设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矫正项目,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调查评估机制。     

社区矫正的执行体制研究——以浙江省社区矫正工作为视角

构建科学合理的社区矫正执行体制,是目前我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在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方面要逐步壮大以民间社团为主体的专业化帮教队伍;在矫正工作的衔接方面要重点确立审前调查制度和社区矫正工作室制度;在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方面要着力研究分类管理和分级处遇的科学性;在矫正对象的帮扶方面着重建立以＂中途之家＂为代表的安置基地。     

枫桥社区矫正模式的法经济学价值分析

在中国城乡差异较大的背景下,枫桥社区矫正模式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开放、与时俱进的。枫桥社区矫正模式与帕森斯AGIL结构四功能分析模型理论相契合,可以在PDCA循环模型中持续改进,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城乡居民社区矫正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彰显着枫桥社区矫正模式的本质与当代价值。     

论社区矫正与社区培育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行刑方式,是将符合条件的犯罪人置于社区之内进行矫治,这就需要以发育良好的社区为支撑。我国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及实践做法都非常重视社区的作用,但实际运行之中社区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原因是我国的社区矫正本身就是政府主导型的行刑处遇模式;我国的现代社区尚未发育完好。我们必须加强现代社区的培育,在社区的发展壮大之中,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机制的未来程序设计与构建设想

社区矫正的工作纳入我国工作机制和司法体制改革中,它是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一项重要的举措,是走向立法重要的实践。对应这个社会管理的创新,如何确立合法的、科学的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在社区矫正的工作中充分发挥检察的效能,是当前应当破解的重要课题。     

论中国农村社区矫正之模式与路径--以浙江省枫桥镇为例

枫桥镇是浙江省确立的三个社区矫正试点地区之一.枫桥有着全国文明的"枫桥经验",其创立的依靠群众的社会治理模式曾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现时的枫桥,村民自己治理社会的能力相应提高.其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创立的"5+1"的监管模式,是村民自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中国农村社区矫正适合运行村民自治模式,并应选择村民法治路径.村民自治模式为农村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问题提供了一个探索性的思考.村民法治路径为农村社区矫正的实施方略展示一个前瞻性的考量.     

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

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我国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对武汉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证调查

通过对武汉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证调查可以看出,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初步形成杜区矫正的组织体系、建立初步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有益的进步,但也存在以下问题:对社区矫正认识有偏差,适用的对象偏少;现行法律规定滞后;矫正工作人才匮乏;社区矫正工作矫正教育不足;矫正工作经费不足、工作人员待遇保障不足.要解决上述问题,应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确保经费保障,丰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力度,推动社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