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思维与中国文学的“比德”手法

中国古代的类比思维,是古人学术和文艺思维产生的源头,其思维过程以观物取象为途径,具有表象运动的特性,思维结果结成具态的观念意象。类比思维是中国古代"比德"观念的哲学基础,"比德"审美观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对象物的自然属性比附某种社会观念,在社会意义下来理解自然美的属性,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比德"审美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思维的特性在于取象模拟,物我为一,它是一种诗性思维,它的结构方式和创造审美意象的手法,不仅在文学艺术,而且在广泛的审美文化上也得到普遍的应用。     

先秦“象”论与中国古典美学

“象”既为中国古代文化基本符号的构成，又为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基元范畴。中国文化和美学尚象重象，其哲学起点在《易经》的卦象符号，而先秦诸子哲学美学对易象符号意义重新阐释和精神超越，则形成有关中国美学的重要思路和线索，这就是由老庄“道”的哲学对“象”的阐释和重象外虚空、非言味象的思想所引发的意境说；以《易传》阴阳二元结构思想和“立象以尽意”、“现物取象”、“现象制器”等命题为基础的意象说；以孔荀、《乐记》为代表的象通礼乐、重政治教化但又不违艺术审美特征的“比德”和“言志”说。文章本着上述基本看法，还描述了“意境”、“意象”、“言志”说在后世美学中演进的大致过程。     

汉魏六朝山水观念的变迁

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对于山水的态度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比德说渐渐转向致利说,由作为体玄的中介渐渐倾向于独立的审美客体等几个方面。     

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宇宙论体系——论《淮南子》的宇宙论

中国哲学的重心由先秦的“天人”“道物”之争<认识论>向魏晋的“有无”“动静”之辩<本体论>的过渡,表现为两汉宇宙论的繁荣,而《淮南子》的宇宙论,则是这一转化过程之开端。作为一种自然哲学,《淮南子》的宇宙论所取的理论形式直接影响了汉代名家宇宙论,反映了两汉哲学的理论特色。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淮南子》的宇宙论把阴阳二气理论和“精气说”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唯物主义的主要形式——阴阳气化理论之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国古代"言意论"的发展对意境理论的影响

言意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理论,在经历了从先秦到魏晋由哲学思辨的发展逐渐进入到美学和文学理论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美学、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它对意境论的影响更为明显,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从对言意论的发展入手来探明这一理论对意境论所产生的影响及作用。     

"正统论"的演变及其文化功能

从"大一统"观念到"正统论",以及正统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而且蕴涵了重要的文化功能.     

弦柱思华年：中古乐器诗的悲美

从先秦时期开始，音乐就已经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也正是在先秦两汉时期，琴筝瑟文学书写积攒了丰厚的文学养料。中古乐器文学文本的建构正是在吸取了先秦两汉时期乐器书写的文学养料、创作技巧与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中古的乐器诗着重对乐器的演奏技法和形制进行描绘，诗中频繁提及的“促柱”“危弦”等演奏技法不仅说明乐器形制的发展与完善，更体现出中古文人欣赏音乐以悲为美的审美旨趣。这种文学艺术鉴赏的悲情审美倾向源自先秦，汉代已蔚然成风，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将其作为文学艺术自觉的标志之一而彬彬大盛，到了中晚唐时期又有了新的变化。     

先秦气论的产生及发展

气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气论贯穿着中国哲学发展的始终，是决定中国哲学基本发展方向的两大因素之一。本文从气字的来源入手，指出西周末年伯阳父以气论三川地震，标志着中国古代气论哲学的产生．这一哲学形态产生后，在先秦时期主要经历了春秋和战国两个主要发展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六气”说，而后一阶段则产生了气一元论的宇宙观。此后，气一元论被广泛用以说明各种问题．     

中国古代旅游文学中关于自然的审美倾向

中国古代旅游文学中关于自然的审美倾向夏太生自然是中国古代旅游文学最重要的表现题材，在古代旅游文学作品中，用墨最多的是对自然的描写与反映。这种对自然美的发掘与发现，使中国古代旅游文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形成了明显的中国特色。历代旅游文学作家作品中所反映...     

浅析《毛诗传笺》对自然美的欣赏

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对自然美的追求由先秦发端一直影响至今,并长盛不衰。在《诗经》中就已有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再现。《毛诗传笺》作为《诗经》的注释作品继承了对诗中所描写的自然美的欣赏,并在注释的过程中再现了自然美。这是注释者对自然美的审美体现,同时也丰富了注释的内容,使读者更好地去领会诗的主旨。     

简论中国古代归纳逻辑思想

本文所说的“古代”,仅指先秦两汉时期;所谓“归纳逻辑思想”,主要指对归纳过程和方法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原则。一 中国古代逻辑家创造了光辉的中国古代逻辑──名辩学,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现在要问,中国古代逻辑中有没有归纳逻辑思想呢?目前逻辑史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从“止”说起 《墨经》上讲了一种反驳的方法,叫“止”。 止,因以别道(《经上》)。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问之,若圣 人有非而不非(《经说上》)。 止,类以行之,说在同(《经下》)。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 然也,疑是其…     

中国史学上的早期民族观和民族史观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先秦文献中保存着有关古代民族的活动及民族之间交往的记录,也保存着当时人们对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史学家对民族和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不仅写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著作,而且把古代的民族观念发展到新的阶段.     

明清律典中的巫术犯罪

中国古代典籍关于巫术的记载 ,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周礼》 ,而对巫术犯罪的记载则可上溯到秦汉。明清时期 ,继承秦汉以来巫术犯罪立法的经验 ,形成了系统的控制巫术犯罪的法律 ;此时期对巫术犯罪的惩罚力度也有逐渐加强的趋势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的演进之迹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的演进之迹刘书成一我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和文体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将诗歌和散文分别汇总结集为《诗经》、《尚书》，自汉以降的文类研究不外沿两条路子发展：一是沿着《诗经》、《尚书》的路子，按文体编排诗文集。二是沿着曹丕《典论·...     

中国古代魏晋律学研究

律学,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律学中就已出现过西方近代的一些法律思想。本文追溯了律学的历史渊源,提出了律学与先秦法学的区别之处,探究了魏晋律学的渊源及其理论框架,最后对魏晋律学的基本内容作了概括。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加强魏晋律学的研究对进一步发掘中国的法律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阳明之前儒家“良知”心性学说的历史考察——从孟子到陆象山

自从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良知”范畴以来，它就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良知”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循着先秦儒学的心性论一大乘佛学的佛性论一宋明理学、心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考察“良知”范畴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揭示王阳明心学之前“良知”范畴的历史内涵.     

先秦儒家义利观探析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义利观上的深刻洞见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路向。先秦儒家认为,礼义与利益并非单线统摄,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义利既可两有,又会相互冲突。面对义利冲突,先秦儒家主张通过礼义的方式去解决和调节公私、群己、人我的利益冲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义以为上”“义之与比”“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义利抉择原则,其内在根据是“义以为质”,把义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从而将人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人、怎样做人这些根本问题统合到如何做一个仁人义士的问题上,为儒家君子成德之教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先秦儒家对义利观的思考,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沉香魅惑

沉香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最早是以药材形式出现，史料址载沉香可“理诸气调中，补五脏”发展到唐宋时期走进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文人赋诗作画抚琴之前，都会焚一炉香，香气可以让居室的空气净化，能够安定心神，产生喜悦的情绪。如今人们出门前可能会喷一些香水，那么古代人们则会配香囊。此外，沉香还可以用来煮水泡茶，或搭配不同配料制成饮品，古人将这类饮品称为“沉香饮”，有多种配疗，起到不同的保健治疗功效、     

“和”与中华文明的发展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浸透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和”观念的起源很早,先秦“和同之辨”推崇“和”而贬损“同”。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就体现了“和”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自身也以“和”的精神进行自我整合。“和”的思想观念和实践经验对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前途和世界文明的未来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考察

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研究不仅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争论未决的学术难题。本文作者在系统考察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到《资本论》写作时期的历史分期理论一直是“三形态”的,而不是“五形态”的;马克思晚年由于对古代社会的潜心研究和对俄国问题的新思考,其历史分期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变动,从而形成了他的人类历史两种不同发展道路的新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