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和科尔曼的社会行动理论之比较

社会行动是社会学非常重要的概念和研究领域,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深化社会行动理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理论关系探究主要是“科尔曼的理性选择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行动的渊源”;更多的则是现实研究,从平行的理论角度论述了两者的理论对“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的贡献,以及二者的理论在城市社区阶层化、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等具体问题上的应用。本文将以社会行动为理论基点,通过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对象、社会行动的内涵与类别等方面的比较,理清二者在社会行动理论上的关系脉络,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社会行动理论。这在理论研究上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口。     

韦伯与吉登斯社会行动观之比较

韦伯和吉登斯都是对社会行动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社会学家。韦伯的社会行动是受个人意识支配并指向他人的行为;吉登斯的社会行动则是一种与结构紧密相连的反思性行动流。本文指出了两者社会行动观的一致性在于重视个人意识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同时选取了行动、意识、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这三个角度着重比较两者差异性,得出结论认为：韦伯社会行动观的核心词是静态化、意图性和解释性,而吉登斯的核心词则是动态化、反思性、实践意识和结构。     

动荡岁月的韦伯与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 (1890-1920年)——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兴趣不减。然而，针对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二者之间关联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韦伯的主要文本和相关历史素材，讨论在1890-1920年这段动荡的岁月中，韦伯的学术及政治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联系，进而深入理解韦伯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当时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辩论与发展方向。在动荡岁月和生命最后阶段的韦伯，一直没有停止对学术与政治主题的思考，也从未放弃作为教师的治学理性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热情。但是，韦伯作为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也充分意识到政治自身的局限性，他明确提出政治的不可能是基于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张力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会对公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     

韦伯合理性理论评议

韦伯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概念 ,并赋予合理性概念以社会建构之意义 ,他把“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 ,将“现代化进程”等同于“理性化过程” ,从而把狭义上被看作是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和历史、社会等现实领域 ,成为人的行动及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以说明西方现代性的演进及其本质。韦伯合理性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转折点 ,在他之后的现代性理论大都对他的理论有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     

韦伯的“理性化”在麦当劳化语境的阐释

在现代性语境中,韦伯展开了对"理性"和"理性化"的讨论,他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源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紧张和对立,导致现代社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人沦为非人格化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麦当劳和麦当劳化将韦伯的理性与非理性带入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更加深刻地阐释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既是麦当劳化高度理性的表现,也是其非理性的重要因素。     

宗教行动、价值与社会整合——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宗教社会学的两大理论传统分别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制度范式和以韦伯为代表的诠释学范式。在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导引下,又分别发展出了世俗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但无论在哪种理论中,作为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中的宗教信仰"行动者"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信仰的主体和实体,宗教信仰者总是受到已有文化、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出于对社会关系的建构需要以及多重权威认同取向而采取相应的宗教信仰行动。而群体的信仰行动会直接导致一种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生成,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这种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与社会一般性规范和秩序相适应则会产生新的社会整合,否则,则只能作为一种社会团结方式而存在。     

社会动员视角下的行动意义生产与核心价值观培育

个体行动建构的关键不仅在于行动者对自身行动意义的主观赋予,而且在于外在社会规范的价值引导。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动员,其关键在于通过积极介入个体对自身行动意义的生产,为人们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正当的根据,以育化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自觉。重建个体对行动意义的认识的重点在于:在行动意欲上,引导社会成员反思和重建主观世界,将其思想导引至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上来;在行动动机上,引导社会成员超越实用主义倾向,提升实践智慧,实现其行动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在行动规约上,实现政治权威和理性权威的结合运用,以警示激励和宣传教育促成社会成员的思想自觉和实践养成。     

韦伯“法律理想类型”在英国法中的困境及辩正

德国学者韦伯在运用其首创的"法律理性类型"概念进行比较法研究时,认为英国法不具备"法律理性类型"的"形式理性"特征,不能为社会带来必要的"确定性".然而,作为西方法律文明另一代表的英国法,其实际地位与作用却与韦伯的判断相左."法律理性类型"理论之所以在英国法分析中出现困境,原因在于韦伯把"形式理性"概念绝对化了,认为只有具备该特征的法律才能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确定性",才是"法律理性统治"所要求的法律形式.事实证明,英国法通过"遵循先例"的方式,同样能够获得"确定性".英国法是另一种符合"法律理性统治"的法律形式.     

整体的“社会事实”与个体的“社会行动”——关于迪尔凯姆与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逻辑基点比较

迪尔凯姆主张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解释社会现象 ,坚持用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的原则 ;韦伯始终认为个人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 ,只有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两位大师由各自的逻辑基点出发构建了各自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传统中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分野。     

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与现代化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理性化”是“我们时代的属命。”①确实,正是以人类理性觉醒相贯穿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从文化精神上启动了西方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对于所谓“后发展”国家来说,“理性化”无疑是求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前提和价值目标。然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对西方“理性王国”的不完满性有着自觉批判意识的中国,应该通过何种理性化之路而达于现代化目标呢?对此,韦伯将理性二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观点,给我们以重要的思想启迪。一韦伯在研究人类行动的文化意义时,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即传统的行动、情感     

“90后”大学生思政课教学新思路探析——以宁夏师范学院为例

＂90后＂大学生群体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强烈的爱国热情、明确的价值取向;生活态度总体上积极健康,人生目标明确。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一群体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感,紧张、压抑、焦虑的情绪比较严重,如果不能妥善引导和疏通,情况堪忧。高校思政理论课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思政课应从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和创新教学方法等方面,提高其教学实效性。     

话语权回归下的党内民主建设绩效与限度——基于温岭市党内民主发展的个案研究

搭建党内民主建设平台，实现党员在党内事务话语权的回归，是当前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温岭市推行的党代会常任制和“党内民主恳谈”制度及其实践的绩效与限度分析，可见，温岭市党内民主发展的实践探索，为广大党员参与政治提供了重要载体和机会，同时也为党内民主发展走出困境提供了一些借鉴和思路。当前，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建设水平必须营造一种良好的话语环境；必须搭建一个能够体现平等精神的对话平台；必须使自由表达成为民主操练的一个重要环节。     

执政能力与新时期的人民民主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人民民主发展相互促进,互相影响。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驾驭社会主义经济能力的提高,最终促成了人民民主建设物质基础的初步奠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不断增强,直接推动了人民民主建设制度保障的有效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提高,有力指导了人民民主建设所需文化基础的初步形成。新世纪、新阶段,党要不断适应新要求,在实践中提高执政能力,将会推动人民民主建设更好地向前发展。     

坚定不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进行政治建设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仅准确界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科学内涵,而且还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选择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发展基层民主夯实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双轮驱动。     

党内协商民主与党内和谐的互动

本文分析了党内协商民主与党内和谐的概念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内协商民主与党内和谐的互动模式:党内协商民主是党内和谐的生成基因,党内和谐是党内协商民主发展的理想环境。     

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的法治维度

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是反腐的一把利剑,是预防腐败的第一道关口。党的十八大再一次高举反腐大旗,表明了反腐的坚定决心。我国已经在地方层面上进行了包含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内容的有益尝试。随着中国民主法治的不断完善,将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纳入法律规范调整将是必然的需要。我们也将在结合中国法治实际的基础上,对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进行制度的创设与整合。     

增强高校学生业余党校教育的可持续性

高校学生业余党校应依据特殊的优势，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提高大学生党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素质，发挥高校学生业余党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辐射作用。明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有助于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水平的提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提升“人大民主”水平，一是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落实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二是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真正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三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制度，保证人大代表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受人民监督。     

党内民主发展的脉络、要素与路径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先后经历了恢复发展、继续推进和深入发展等不同阶段。从党内民主发展的要素来看。我们党重视和加强党内民主的理论探索、实践创新和制度建设。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发展的关键所在。党内选举制度和党代会常任制是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平台。党内民主需渐进有序地推行,走以基层为重点的渐进改革之路。     

20世纪80年代苏共党内分派及其教训

苏共走向分裂垮台的关键是党内部出了问题,不同派别的存在及发展导致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遭到严重破坏.通过对苏共由分派最终走向分裂垮台的历史进行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经验教训:党内一旦分派,必然会产生派别斗争,结果很容易导致政党分裂;党内分派与多党制紧密联系,党内分裂直接导致多党制格局的形成;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展党内民主并不是抛弃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但发展党内民主必须防止极端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