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土地改革与义序宗族乡村的变迁

义序是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研究中国宗族乡村的一个标本.解放后,义序宗族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其变化肇始于土改.土改是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而义序土地分散、近市郊、商业发达、非农职业过半、宗族发达等,这是理解义序土改的前提.义序土改的过程也是其宗族瓦解的过程.首先,族田的征收导致宗族经济基础的消解；其次,祠堂的征收使其作为宗族“集合表象”的消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表象”彻底消除,祠堂保留着宗族记忆,起着隐性宗族认同的作用；最后,族权的瓦解是族田祠堂的征收、阶级斗争和农会、乡村政权建立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传统宗族与跨国社会实践

作为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一种有效传统社会组织,宗族曾经被自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视为妨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封建落后组织而加以打击,一度销声匿迹。过去的20多年来,东南部乡村尤其是闽南乡村见证了宗族组织的普遍复兴。作为产生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宗族显示了其在全球化的现代化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基于血缘上的认同(当今仍然是重要的几种基本认同之一),宗族成为联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另一种跨国纽带。从闽南一个宗族的个案当中,我们可以探讨文化和社会传统组织在东南沿海的复兴与海外华人跨国社会实践的关系。     

从清代宗族的社会控制看会党的发展动因

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滋长与基层社会的控制效率关系密切。作为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宗族,当清政府政治廉明、社会经济稳定时,其在国家政权的督导下,能配合地方政府镇压、捉拿或搜捕起事者,这对秘密会党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在晚清,由于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宗族的凝聚功能减退,而各种非传统社会势力的乘机兴起和发展,则进一步分化了宗族组织,使得它在控制秘密会党时难有作为。     

浅析近代社会中的宗族制度

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近代社会中的宗族制度:一是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族权作为地方势力抬头;二是宗族制度对近代社会的适应;三是宗族制度受到批评和打击。     

我国历史上宗族组织的政权化倾向

在我国历史上 ,宗族组织不仅是个血缘单位 ,还是个准经济单位和准政治单位 ,其内部的结构与功能和当时的政权组织有很大的类似性。如宗族组织内部存在着与阶级关系相对应的身分等级秩序 ;与官僚机构相对应的宗族机构 ;与国法相对应的宗族法 ;与政权一脉相承的族权 ,呈现出明显的政权化倾向 ,而这正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宗法性的具体体现     

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

桂东南是一个移民地区,人们有很强的宗族观念,并制定了种种措施维护宗族。由于国家权力对桂东南管理的相对弱化和近代社会的数次大动荡,宗族成为近代桂东南社会中最现实、最直接、最突出的乡村力量。宗族在近代桂东南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组织乡村政治权力、对经济渗入、控制乡村教育等方面。     

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以XJ县为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党对宗族的认识和当时激进的意识形态,国家对宗族实行了严厉打击的政策,使宗族失去了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使得乡村社会内部活力增强,自主发育空间增大,村庄权力内生化。在制度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许多乡村的宗族得到复兴和重建,重新成为乡村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自治组织对村庄的治理———这一国家和社会均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与国家发生互动关系,乡镇政府、村自治组织和宗族三者都对村社区治理发挥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形成有意无意的互动。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当代中国宗族文化与乡村民主化建设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宗族文化复萌对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虽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对乡村民主化建设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宗族文化容易强化宗族意识、纠结宗族矛盾、妨碍法制建设、抑制独创精神、操纵乡政等,影响乡村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农民的政治参与,延缓乡村民主化进程。     

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长期以来宗族血缘团体及其观念同农业文明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进行苏维埃革命,用苏维埃模式改造了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中共改造宗族的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理性对中共改造宗族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个,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集团、制度与权利限制秩序：诺思“自然国”理论视域中的中国乡村宗族

诺思在晚年和他的合作者们创新地提出了“自然国”理论，并且将之作为他们分析暴力与社会秩序的一个工具。重新审读诺思的这一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自然国对于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中国的历史不无裨益，特别是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中国乡村宗族的理解有着一定价值。诺思“自然国”理论中的三个重要概念，即支配联盟、制度与权利限制秩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乡村宗族何以成为乡村社会的“正式治理者”以及宗族运用怎样的手段维持乡村社会的基本管理等问题。     

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治理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

自明清至1949年,在乡村治理中宗族体现出"正式治理者"的角色特征。而自1949年至1978年间,宗族则演变为"非正式影响者"角色,即从正式变成了非正式,从体制内转到了体制外,从治理者变成了影响者。宗族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传统权力已丧失合法性,既不能直接作为治理者实施管理行为,也不能对精英选拔政策产生影响。它们所能发挥作用的,一是影响村民日常生活,二是通过对村社区权力分配的非正式争夺,通过对村干部工作的支持或配合与否,来影响上级对管理精英的选任、影响村干部的治理行为。影响宗族角色变迁最重要、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即国家宏观环境与体制的变化。     

宗族图像叙事与乡村文化共同体构建——以江西婺源地区为例

宗族图像是中国古代祖先信仰的重要载体.宗族图像彰显了祖先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江西婺源甚至整个古徽州地区,无论是以祖先画像为中心的家族祭祀仪式还是以编纂绘制家谱为核心的修谱仪式,都是强化宗族成员对家族伦理秩序和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活动.它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来强化祖先形象,加强祖先与后世的联系,建立后世子孙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家族团结,提高宗族凝聚力.其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对乡村治理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     

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

基于对安徽三个村庄的研究 ,我们认为农村宗族在共和国前期没有被革命政权打碎 ,在改革中遭遇了历史性瓦解。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村落为基础的集体化政策下 ,传统的集体性宗族因与新制度发生组织性同构而得以延续 ,并在农民面对灾难而向自身寻求保护资源时得到了增强。改革给予农民经济自主、乡村选举、进城劳动等现代权利 ,开始了其“公民化”进程 ,使宗族在大量年轻人离乡后失去了后继力量 ,宗族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取代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宗族对现代社会农民行为方式的影响--对国内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直社会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为农村宗(家)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宗族又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各种宗族势力和宗族现象在乡村抬头,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社会行为。本文旨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当前农村宗族势力复兴探析

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广的社会组织 ,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宗族的含义 ,传统上认为 ,“宗者尊也”“族者类也”1“父之党为宗族”2 ,即同出父系血统的人们称之为宗族 ;换言之 ,宗族是指同姓同祖的男系血族团体。现代意义上的宗族概念较宽泛 ,认为宗族是基本上按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和宗族色彩的活动的、有着一种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组织 ,即宗族不仅包括真实的血缘关系 ,还包括拟制的血缘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 ,1 949年以后宗族活动曾一度销声匿迹。 80年代以来 ,随着政策的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