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的永生与“文化体系”的重生

文化可以分为"文化精神"和"文化体系"两个层面。文化精神是由普通民众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创造并且传承的文化信念,是与其生存需求息息相关的情感反应和生活实践规范,体现于其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而文化体系则是学界人士在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所构建的文化话语体系。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体系层面被大体解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来没有被解构,也不可能被解构。具体来看,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以"求真"为旨的西方哲学取代了以"求善"为旨的中国经学。构建中国现代文化话语体系的关键,必须充分尊重中国文化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好"真"和"善"之间的关系。     

类正义论略

根据人类的主体存在形式,我们把正义划分为类正义、群体正义与个体正义.类正义是以人之类集合为正义承担主体,以人类整体利益为价值评价中枢的正义.类正义涉及正确处理两类关系:一是正确处理人类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类、个体与类之间的关系,以求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二是正确处理人类与外部其他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以求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西方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

刘晓虹在《学术界》1999年第 6期撰文认为 ,人类内部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也是贯穿人类文化的一个永恒的根源性的矛盾。从理论上来说 ,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既有存在论意义上的关系 ,又有价值论意义上的关系 ;从思想史来看 ,在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上 ,有着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和价值原则 ,即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由于近代西方社会以“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传统社会“人的依赖关系” ,与此相应 ,方法论和价值观的整体主义逐渐被个人主义所取代 ,在一定意义上说 ,西方近代哲学是要为这一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流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论…     

人本文化演进与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构建

人本文化是以人为价值本位的主体文化。从时间维度看,人本文化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主客未分、主客二分和主客统一三个历史和逻辑阶段,依次形成了"群体文化——个体文化——公共文化"的文化演进轨迹;从空间维度看,由于人类文化活动的民族差异,人本文化在中西方分别表现出"群体至上"和"个体至上"不同的人本取向;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建设,应在厘清人本文化的历史沿革和中西差异的基础上,将群体文化与个体文化有机整合,构建彰显个性的民族文化、体现理性的先进文化和增强国力的产业文化。     

从“物质能量型”到“信息符号型”——论人类文化创造模式的符号化转换

与传统的"物质能量型"文化实践不同,人类文化创造方式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呈现出一种符号化存在,即"信息符号型"文化实践.全球信息技术的符号化、虚拟化发展,为人类文化创造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发展契机,同时,它使得人类相对独立、有效、全面地开展"信息符号型"文化实践成为可能."信息符号型"文化实践凸显了人类文化创造的符号特性,且越来越成为人类文化创造方式的必然选择,它代表着符号之于文化创造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未来人类文化实践模式.     

“酷虐”与“复仇”：奴隶时代的心理证词——论《药》《阿Q正传》的“酷刑”叙事

“酷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发生于特定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在虐/被虐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呈现特定个体或群体的现实处境、生存状态、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处于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个体或群体往往以强/弱、施虐/受虐、杀/被杀等主动/被动浑然一体的形式出现。“酷刑”作为“酷虐”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更着重于施刑者使用特定刑具和行刑手法,通过一定的刑罚程序,实现对受刑者肉体的惩罚、戕残乃至毁灭,从而在观刑者及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达到对身体、思想、心理和精神的警戒、规训和控制。“酷刑”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艺术文本中呈现出不同的存在形…     

“中国梦”的文化“根”与民族“魂”——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体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才是关键,文化为根本。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的最高形态,其基本表现形式是思想理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是社会和谐与历史进步的根本保障。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和深刻影响国家战略实施与世界未来发展。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鲜明的人类意识、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体现出深刻的思想指导性、学术创新性和专业系统性,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最新部署和纲领文献,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推动创新体系建设的重大举措,成为承担文化大国责任、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实际行动。由此,《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必然成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国梦"的文化之"根"与民族之"魂"。     

文化的三阶层——论钱穆的“文化构成”说

在钱穆看来,文化即人生。人生必须面对＂物世界＂＂人世界＂和＂心世界＂,相应地,文化则是物质的、集体的和精神的三部门之融合体。作为其文化学理论的基础内核,＂文化三阶层＂理论从人类生活、文化要素及人文演进3个层面展现了文化的立体性。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文化三阶层＂理论启示我们要注重文化体系各部门配搭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要重视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同时,也要重建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     

正确处理“三个关系”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当前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即＂有用意识＂膨胀,＂有限意识＂薄弱;＂体系意识＂浓厚,＂问题意识＂淡漠;＂建设＂意识强,＂经营＂意识弱。由此,要正确处理＂有用＂与＂有限＂的关系、＂体系＂与＂问题＂的关系、＂建设＂与＂经营＂的关系,这是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观象"与文化的缘起

中西方早期的文化思想共同认识到"观象"在人类文化缘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观象"之所以备受重视的原因,在于它是教化人性,创造世界文化形态的基本方法.而这种方法所具有的功用根源于人类生存的时间意识.     

论文化认同的实质与核心

文化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或个体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的认可或赞同,其指标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甚至利益取向性。文化认同中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人性的三维性（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与生存空间的三重性（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历史空间）决定了人的文化本质,并在文化的创造活动中不断地实现和提升自我价值。参与到文化中是人趋向于中心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作为人类理性的象征符号,始终能够以自身与意图和表征物之间建立关系,以传达、交流、沟通特定语境中符号的创造者和运用者相互间的目的和意图。因此,文化认同的实质与核心就是共同体共享的意义或价值体系。     

“通三统”与建构东北新型创业文化

东北创业文化的发生、养成与演化建立在三种历史经验之上：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生存型＂乡土移民创业文化,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动员型＂社会主义计划移民创业文化,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型＂市场经济移民创业文化。这三种创业文化类型,构成了东北地域创业文化的基本＂传统＂,即＂闯关东＂乡土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转型市场经济传统。这三种不同的创业文化形态之间相互冲突、彼此制约,共同构成了目前东北创业文化的大致轮廓和框架,也铸就了当下东北移民创业的基本状态和氛围。为了构建东北新型地域创业文化,必须打通和激活上述三种＂传统＂创业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论维柯“诗性智慧”的思想渊源

维柯的“诗性智慧”以西方古典主义的修辞学和罗马法为思想渊源,不仅揭示了叙述、或然、凡俗等想像力量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证明了诗性是一切人类文化生成的根本。     

论道德立法的民主化

一、问题的缘起:道德文化转型之际的探寻包括道德在内的各种文化规则,是从人类生存发展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工具性存在。正如没有游戏者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或参赛者共同认可的竞技规则,游戏或竞技比赛就无法进行;一个社会,没有人们彼此认同并遵守的行为准则,人们的精力就会在混沌无序的冲突局面中无意义地耗费,人类社会就会由于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交往、生产活动而濒临解体,个体和类的生存也必将面临威胁。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创造了种种文化规则以保证社会生活的有序,保证人类个体和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在各种文化规则中,道德由于其独特的作用方式和范围,对建设一个有利于个体和群体生存发展的良性社会环境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主体文化自觉:逻辑内涵与时代价值

主体文化自觉是确证主体性的表现和过程,它包括个体主体文化自觉、群体主体文化自觉和类主体文化自觉三个基本维度.文化生成于主体以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意向性为理由的实践过程,主体主观世界是外在文化世界的"观念化"和"意识化".主体文化自觉是人在追问人的存在的合理性和对人的存在进行理性探询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正视和提升人的自我的精神存在和主体价值选择、实现人积极而自由的生存状态为认识和实践的最高准则与目的的.     

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

各种不同的环境、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对文化艺术的创造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生态学将文化创造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一种综合、整体、动态的社会文化研究。对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即民间文化的价值观念、自然环境意识、生活方式、造物观念、信仰观念、技术因素、民间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文化的时空发展等内容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全面整体地认识民间艺术,协调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认识民间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谋求对民间艺术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五瘟”文化之民俗语意与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五瘟神”图像考辨

瘟疫与人类的发展史相伴随,并对人类的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五瘟＂文化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以及医学科技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由于古代科技、医疗手段的局限,导致古代先民对瘟疫产生的恐惧心理,只能借助一些民间的宗教仪式来进行＂治疗＂。＂五瘟神＂文化就是传统中国文化和宗教体系互相交汇后的产物,并且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形主体文化形式。作为山西水陆寺观壁画的主体神祇,＂五瘟神＂从图像样式到文化内涵有着不同的地域特征。     

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

以西方现代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 ,尤其是发展到 2 0世纪 ,这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这表明 ,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现代理性主义思想方式 ,向人类敞开了对人类生存极具意义的一个方面 ,即科学的“真”是人类能够更好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证 ,体现出可贵的生活智慧。但是 ,科学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智慧 ,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却不能为人类提供这种生活何以值得过下去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说 ,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表明 ,一方面 ,科学技术已不可抗拒、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 ;另一方面 ,启蒙之光的核心也有一片黑暗 ,当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懈地揭示这片黑暗     

郭嵩焘“异域书写”的价值逸出及认同转换

郭嵩焘是近代第一个驻西公使,他的《使西纪程》等＂异域书写＂激起当时士大夫的公愤,颇滋物议。实际上,语言的出格和态度上的偏向并非是郭嵩焘被合力推倒的真正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郭嵩焘新的＂本末＂及＂道器＂观逸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对西方强势与优越文明的描述中初步呈现出对现代文明的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心理闸门。而郭嵩焘之所以能承担这个角色,除了客观条件外,他＂尚真尊诚＂的个性、湖湘文化务实和进取精神对他的熏陶都是重要因素。     

鲁迅“生死追问”的生命底色及其文学史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历史贡献已有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认识,而在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生”与“死”的深度反思和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世界视野,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关注与探讨。鲁迅创作中弥漫的死亡气息与荒原之感,冷峻肃穆之下暗涌着丰沛的人文激情,这本质上源于他对无数个体生命的极度关切,其贯穿一生的生死追问具有“向死而生”的哲学底蕴。鲁迅所开创的生死传统在萧红、曹禺、孙犁的创作中得以接续,艺术风格与感知方式的差异铸就了不同的情感温度,但最终都回归到对人之生存的眷顾与反思。余华、史铁生等当代作家的痛苦体验连通并呼应了鲁迅的人生体悟,既坚忍地承担着黑暗的沉重,又以一种近乎纯粹与本真的热情超越幽暗,这种理性与诗性交织的丰饶与张力构成了鲁迅生命美学的哲思意味。鲁迅“生死追问”的文脉奠定了现当代文学对终极命题持续探赜的重要方向,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敢于搏击命运的精神底气与生命底色。“生”与“死”作为关涉生命与文学的根本问题,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容量,见证了个体与民族充满艰辛与荣光的精神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