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远大于落户意愿。二者影响因素的共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状况,差异体现在农民工自身长久利益的驱动等方面。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经济条件优越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有更强的居留和落户意愿。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会增强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作为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家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可以让农民工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不利于其在城市落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保障农民工的自然资本以促使其安心落户城市,提升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其安居乐业,改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其城市生存能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心理社会融入等。     

关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关问题的分析

16～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占据中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无论是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需求,还是出于城市发展需要,都有必要逐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要在提高认识、开展试点的同时,对农民工开展相应培训,并满足其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需求,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     

农民工流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社会资本起到了决定作用,而人力资本起到了支持作用;在农民工与城市融合过程中,人力资本起到了决定作用,而社会资本起到了支持作用。在转移和融合中,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分别起到“两级遴选”的作用。由于人力资本比社会资本具有长期性与“门槛性”,影响变量更多,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融合比向城市转移更具艰巨性。由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两级遴选”机制的存在,在农村社会与城市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化。     

“群体性排斥与部分的接纳”——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与融入是一个农民工与市民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以及自身的转变,同时还需要城市的接纳。从总体上看,市民对农民工持排斥态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农民工。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既需要制度变革,也需要从非制度层面改变市民对农民工的排斥与偏见。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机制研究

个人资本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资本框架集合,综合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等方面,提升该群体的个人资本水平需要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联动企业、社区、社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的个人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机制,这个机制包括物质资本提升机制、人力资本提升机制、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提升机制。     

珠三角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入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农民工社会资本划分为个人关系、组织参与、政策制度和社会关注四种类型。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四种类型社会资本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作用强度不同;高中以上学历农民工,主要依靠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促进其城市融入,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个人关系、组织参与和政策制度三种类型社会资本共同作用促进其城市融入;政策制度对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狭窄、组织型社会资本不足、制度型社会资本缺乏公正。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的困境阻碍了他们的城市融入。政府社会政策的支持、社会组织的介入、农民工主体作用的发挥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资本措施。     

城市农民工弱势地位的成因及其对策分析——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城市农民工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由于自身社会资本的薄弱,成为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社会资本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有目的地建立或由于其他活动而逐渐形成的社会资源存量,它对于农民工来说意义重大.目前,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处于全面塌陷的状态,因此必须增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使其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公平、合理地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和间接功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个体融入企业、群体融入社会、子女融入学校,并依次提升其次级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从而形成社区、企业、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立体性支持网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     

农民工分化视角下的城市社会融合阶段划分研究

研究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阶段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经济融合、社会关系融合、制度融合、心理融合和社区融合等为主体的指标体系,是测量和划分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阶段的重要依据。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农民工已经分化为四个群体。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农民工仍处于低度城市社会融合阶段,农民工中的自雇佣群体(农民工老板和个体农民工)已进入城市社会融合的中期阶段。研究旨在强调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进一步强化我国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改革和适应性创新。遵循社会建设的规律,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推动我国农民工实现城市社会融合的根本出路。     

员工帮助计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直接影响着城镇化进程与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社会转型变革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与文化融入,能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软实力",能成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长效机制。     

组织介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

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社会结构的横向转换,而城市社会中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处于"拔根"状态,其社会资本难以再生产。社会资本的功能发生变迁,提供求职信息的功能为市场替代;提供社会支持的功能被脆弱的关系资本少量替代;培育社区内的人际信任、社会规范等功能则无从替代。这些是导致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和农民工社区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当前,在结构性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通过组织介入提供公共服务、建构公共生活与人际交往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以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实现其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恢复社会资本必要功能的"过渡性"机制。     

强关系型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利用来自江西地区534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比较了利用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和利用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的满意度更高,通过弱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在收入、就业正规程度等客观就业质量方面更高。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建设专门服务农民工的劳动力中介机构,建设多种形式的农民工服务体系,农民工自身要不断学习,积极融入城市,拓展社会资本。只有通过政府和农民工自身两方面的努力,才能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居住空间类型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途径 ——基于空间视角的探讨

近年来,空间理论的浮现引发了一股空间研究的热潮。在农民工研究中,社区作为城市一种重要的空间被用作分析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和融合的载体。然而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单体同质型”社区还是在“多体异质型”混合社区,农民工与市民都未实现充分的交往和融合。对此,我们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主张政府、组织与农民工和市民个人要积极建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扩大社会交往,以破解社区空间的限定性和狭隘性,促进农民工与城市融合。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厘定与理论阐释

"社会融合"自产生以来,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没有达成一致认同、模糊不清的概念。维度标准划分的多元性、交叉性,导致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概念表述也存在界定模糊、缺乏针对性等缺陷。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关于外来移民"社会融合"概念的基本内涵,对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选用"城市融合"来描述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并融入城市生活的这一过程更为贴切、合理、有针对性;保留自身一些良好的传统秉性,同时也积极适应新的城市文化,应该是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合理道路;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就是农民工在享有平等权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城市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     

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障碍及出路

农民工在城市遇到排斥会导致其权益的缺损。社会排斥是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障碍之一,农民工权益缺损是社会排斥的结果。建立和完善农民工表达、追求自身利益的制度化机制是实现社会融合、消除社会排斥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有效途径。     

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政府的困境与措施

当前,我国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子女碰到的教育困难,是非甸社会转型时期付出的一种社会成本,但这种社会成本不能也不应该由农民工家庭完全承担。由于教育是社会公共产品,融合教育的发展不能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需要政府履行自身责任,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以解决当前融合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失衡问题。政府作为促进教育融合的中坚力量,要积极建立家庭、学校以及社区联动机制,重视农民工家庭作为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需要。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共有的空间何以可能

在中国,农民工在现代化语境中进入城市空间的悖论在于难以实现社会同化或融合,难以实现在城市中的"空间并存"或"空间嵌入",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阻滞了农民工弱势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对社会融合、社会政策、社会经济、社会参与度、社会交往网络以及社会认同和社会归属框架理解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农民工在城市中共有的空间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创业是新生代农民工立足城市、谋求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创业过程中呈现创业规模小、创业收益少、稳定性差和创业满意度低等特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城市的社会政策等因素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绩效,人力资本状况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宏观社会资本相对于微观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更大,良好、宽松的社会政策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扶助过程中,需从开发人力资本、培育社会资本以及构建良好创业政策环境等层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