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浅草-沉钟社创作中的"奔逃者"形象

浅草—沉钟社在创作中塑造出了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奔逃者”形象家族。他们从封建铁屋子中“奔逃”出来 ,但残酷的现实却又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压抑了他们合理的个性要求。在幻灭和绝望中 ,这群“不安定的灵魂”又在人生迷途中开始了第二次“奔逃” :他们或逃回内心 ,或寻找刺激 ,或皈依宗教。同仁们借这组形象表现出了在当时社会状况下个性主义者的实然状态和对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坚守 ,并启示人们应立足现实、在与现实的抗战中实现个体自我的价值。“奔逃者”与“多余人”、“零余者”同中有异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论浅草——沉钟社的反战文学

浅草——沉钟社同仁从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在客观再现现实、改造现实的“为人生”艺术观的指导下,真实地描画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恐怖剑影。他们既揭露了军阀混战给军人及其家属造成的伤害,又以满腔义愤控诉了军阀混战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肆意践踏和掠夺。他们除描绘这种兵匪祸民的一般现象外,还深入地触及到了民众的心理层次,既剖示了民众的心理异变,又讴歌了民众的斗争精神,从而从不同侧面表现出如何根绝兵匪之灾的深层思考,表达了人民向往和平幸福的愿望。浅草———沉钟社的反战文学创作在其对黑暗社会的批判中写下了最具体、最扎实、最有力量的一笔,在同时期现代文学“非战文学”的创作中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值得我们珍视。     

论浅草-沉钟社的二元文学观

浅草 -沉钟社顺应着文学多向度革新发展的要求 ,在文艺思想体系的建构中表现出了“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鲜明的二元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的形成首先受制于其特定的文化思想和特有的文化心理 ,但也与他们广泛接受中外文学的影响有关。将它置入时代要求和文学传统构成的语境中观照、考察 ,这种二元文学观呈现出双重意义 :其中 ,前者强烈地反映了反封建的时代要求 ,猛烈地冲击了“文以载道”的陈腐传统 ;而后者则积极地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怀 ,猛烈地冲击了中国文学消闲传统以及“瞒”和“骗”的传统。     

论浅草-沉钟社创作中的主情主义倾向

作为在传统审美方式发生现代变革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感应着时代变革的脉搏,强调文学创作是作家主观情感的自然表现,对封建抑情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中,均以情感为表现中心,自觉追求抒情性,形成了鲜明的主情主义倾向,实现了审美方式的现代变革。浅草—沉钟社创作中以情感为表现中心、以昂奋与感伤为基本情调这一主情主义创作倾向的形成,是时代环境、中外文学传统和个体选择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抉择与文学创作的主题范型

浅草-沉钟社在中西文化全面交汇的背景中进行文化抉择,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伦理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思想体系.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决定了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其文学创作中主题范型的形成.在个性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该社以自我表现的方式,在创作中高扬个体自我的价值、讴歌个体自我的理想、倾诉个体自我的痛苦、表达个体自我反抗社会的要求.在人道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该社又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以客观再现的方法,真实描写了乡村人生的痛苦面影、都市生活的斑驳光影和军阀混战的恐怖剑影,从而形成了与个性主题相并峙的社会主题范型.     

论浅草-沉钟社的个性主义思想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在十余年的活动时间里始终高扬着个性主义的思想旗帜。同仁们以自我、个性为立足点,强调人的尊严、自主性、隐私和自我发展;并且从维护自我的个性出发,积极鼓吹敢爱敢恨的真性情和敢于坚持的意志力,表现出了坚持个性主义思想的彻底性。在对个性主义价值的理解及其思想来源上,他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既将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建构当作终极性的目的,又在接受本色的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比较充分地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了有益的思想资源。这是他们的特色所在,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重构乡土文学与乡村现实的有效关系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构乡土文学与乡村现实的有效关系，强化乡土文学的现实介入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及时把握当下乡村社会的新变化；其二，深入把握当下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其三，积极探索与时代内容相匹配的文学形式。今天的作家要确立一种“能动性”的写作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激活乡土文学与乡村具体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形式创新，更好地实现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启发与观照。     

论浅草-沉钟社柔婉风格的组织形态

"柔婉"是浅草—沉钟社具有特征性的社团风格.在将经过净化的情感形式化的过程中,该社追求组织与功能的统一,在组织形态上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在表现方式上,他们将抒情与叙事、描写结合,将幽婉情感作了曲折委婉 的传达;在话语情境的创设上,他们追求语言的醇美和结构的婉曲,既注意语词色彩的调配和语言形式的构建,又注重情节叙述的简化和情感表现的复杂化,从而使之满足了其话语传达的需要.这种风格及其组织形态的形成主要源于:时代的需要、主体的自觉和文学传统的影响.     

陈翔鹤小说风格探微

陈翔鹤在浅草-沉钟社时主要以“为艺术”文学观来指导小说创作,他的小说注重自我表现,大胆表现知识分子的苦闷感伤情绪。他以人道主义的眼光来赞美儿童美好的心灵,把儿童纯洁善良的天性看成是理想人性的象征。他将目光投向了大自然,去寻求精神家园,表现出“回归自然”的倾向。在现实生活的磨砺下,他及时调整自己的艺术追求,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提高了小说的表现力,摆脱了前期的感伤情调,使自己小说日益走向成熟。     

情感的净化与柔婉风格的形成--论浅草-沉钟社又一类创作的审美特征

在审美特征上,浅草-沉钟社以其"柔婉"风格在同期社团中显示出其独特性.这一风格的形成是其自觉净化情感、使自然情感审美化的结果一方面,他们拉开创作主体与情感客体的审美距离,把内心情感当作对象来体验和玩味,并藉此对之进行重新理解和评价;另一方面,他们自觉追求情与理的统一,将哲理性探索与形象创造交融在一起,用理性制约、净化情感,从而使其创作显示出了幽婉的情感质素.     

文学社团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冲积效应

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经常关注的都是现代历史河流中潮头上的现象,很少关注处在潮头及其所激起的浪花之下的深层次的积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文学社团,如南国社、湖畔诗社和浅草——沉钟社等,就是这种不健全的文学史研究的牺牲者,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社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造成的历史冲积效应的分析研究,还原他们真实的历史功绩和地位,努力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认知方法。     

当代乡土文学研究 主持人语

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一大板块。从五四那一代人笔下破败的乡村到沈从文的《边城》那样的现代田园牧歌再到革命年代里《创业史》、《艳阳天》那样激励过两代人的浪漫梦想以及改革年代里那些反思农民悲剧命运的文学思潮、记录乡村变革的篇章,还有,那些怀旧、"寻根"的感伤情绪……乡村文学的嬗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巨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传媒现代性：新时期乡土文学中的风景发现、现代启蒙、人格塑造与消费导向

新时期乡土文学塑造一系列农民形象，他们与现代传媒共生互动。一方面，他们透过传媒“开眼看世界”并发现风景，接受现代观念；另一方面，传媒的现代化内容与理念，以外部力量推动和文化输入的方式，将现代意识楔入乡村，发挥现代启蒙、人格型塑和消费导向的作用，并革新农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日常行为、生产观念、价值取向乃至审美情趣等。新时期文学中的乡村现代转型与传媒的共谋、同构关系值得考察。     

Land Politics: Two Points of View and Two Perspectives——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on Rural Land and Politics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两种观点.“无关论”认为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论”认为小块土地作为传统村庄治理的基础,与乡村政治间存在着因果或相关关系.在“相关论”的前提下,对于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存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分析视角,但已有的研究对小块土地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缺乏直接的因果论证.基于小块土地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可以发现,农村小块土地不仅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而且在社会层面上塑造了农民的“五种性格”,同时通过利益、偏好和权威三个机制实现了乡村的政治效应.     

论当代文学中的乡村荒野图景

本文主要以李锐、刘恒、杨争光等当代作家的乡村小说作为分析对象,认为他们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乡村荒野图景。他们的写作着力探讨的是乡村人物的生存状态。在物质层面上,这往往主要表现为生存止于“活着”的“黑风景”,而在精神维度上则体现为一种“几乎无事的悲剧”。     

40年代怀乡创作中的历史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持久不息的乡土文学一脉中,40年代以流亡怀乡为主要特征的乡土文学创作成为与20年代乡土文学文化批判和30年代乡土文学社会分析相区别的时代主题。为本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变动中的思想观念所影响,以鲁迅为代表的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身处两种文明的边缘,这使他们的乡村故事在对中国乡村的理性批判和从童年培养起来的情感依恋交织中,凸现着“五四”文明批判的时代精神。30年代中国现代都市和工业文明的渐进,不仅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也暴露出“五四”时期思想界对于本土文化态度方面留下的问题。乡土文学的主题因此从…     

道家文化与乡土文学

探讨道家文化与乡土文学的内在关联,发现其发生机制都有“原乡”的召唤,精神契合于充满“怀旧”情绪的“乡愁”.遍布乡村大地的民间道教信仰,以内在的生活观念或外在的巫风民俗构成乡土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农民既是乡土文学的舞台主角,同时也是道家文化的主要承载者,这使乡土文学书写不能不深具道家文化意蕴.乡土文学与道家文化的关系必须放在整个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语境中来理解和认知.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民间意识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１］。当现时的乡土文学一改以“救世”姿态对乡土“返观”、“俯视”角度，而以一种平易的民间视角去“平视”农民及其脚下的土地时，这类通体散发着“土气息泥滋味”的乡土文学便以其非常本色的自身特质冲击或震撼了中国文坛。这种乡土文学浓烈地反映出民间意识，体现了一种新的价值选择。 一、民间认同－以“土著”身份传达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特殊生态景观与风土人情，体现浓郁乡土气息。 按照陈思和先生的理解，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民间”是指产生于“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自由自在”而又“藏…     

中国农村现代化实现的途径与思考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文明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关键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发展在制度层面、物质层面、思想和行为模式层面达到和谐统一。这就需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对农村投入的倾斜和扶持，普及教育、推广科技，促进农民自身现代性的形成等。这样新农村建设才能从理想走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