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生产的社会最优化

西方人口经济学，尤其是以贝克尔（Garys·becker）为代表的新家庭经济学，已经从微观角度，广泛地研究了家庭、人口问题，取得了丰富成果。本文试图以其生育理论为基础，从宏观角度分析家庭生育和社会福利关系，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来论述：政府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无论在计划经济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中，都是社会福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得以实现持续性发展的必要保证。一、人口生产的家庭最优决策人口经济学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生育的决策权在于家庭（尤其是妇女），家庭能根据其家庭资源有限性的约束条件，以理性计量做出符合…     

贝克尔关于家庭对孩子需求的理论

<正>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腾飞,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已趋于稳定,其人口数量的自然增减变化就主要取决于生育率。由于生育决策最终是在家庭内部做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热衷于有关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的分析研究,他们以家庭为考察对象,争相探讨家庭收入与家庭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影响,从而促成了具有“新家庭经济学”之称的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产生。作为一派学科体系,与宏观人口经济学相比较,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在对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方面确实做了较为深透的分析研究,其中不乏一些颇有价值的理论。如加里·S·贝克尔(Cary S.Becker)的家庭对孩子的需求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最早出现     

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论追溯及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用

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追溯人口问题的理论渊源,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家庭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理论,对人口生育行为进行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用的分析,为解决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从古典人口学模式到家庭经济学——西方“家庭人口投资”理论述评

家庭人口投资是决定育龄夫妇生育意愿、影响儿童文化身体素质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早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一范畴就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的注意。本世纪60年代后,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从家庭人口投资入手研究宏观人口过程的变动原因,更成为西方人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西方有关“家庭人口投资”的学说进行科学的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推动我国的人口学理论研究,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生育选择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认为人口增长的主要决策权分散在社会各个家庭单位,家庭选择孩子数量与质量。家庭生育孩子是由孩子报酬(包括非货币报酬与货币报酬)和成本差额确定的,家庭生育孩子遵循一系列经济选择过程,并对这些选择过程展开经济学分析。现代社会可以通过对生育选择行为的各个变量施加影响,使得家庭自动实施优生优育知识,达到合意的人口增长率。     

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

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将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拓展到家庭以外 ,分析孩子在家庭内的成本效用及社会总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揭示家庭意愿生育水平与社会期望生育水平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孩子内外部成本效用的不对称。认为生育政策加速中国人口转变的作用机制在于政策的执行改变了家庭内孩子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从而有效地影响了家庭生育决策     

试论家庭生育行为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及实践意义

西方现代新家庭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说为理论前提 ,进行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分析。文章对家庭生育行为所具有自利性、理性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特征进行理性剖析     

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

人口问题的研究历来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关联的定量分析日益引起各国政府和研究团体的注意。 社会经济条对家庭生育观和生育实际水平的影响只有同时进行微观的研究才能澄清。下面就各省、市、自治区和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定量与定性的几点看法。     

伊斯特林有关生育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在阐述有关家庭规模经济决策理论时,往往运用边际效用分析和消费者需求理论,尚未涉及生育的供给和需求分析。80年代,美国人口经济学家理查德·A·伊斯特林①(Easterlin)提出了有关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伊斯特林和克里明斯在1985年出版的《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一书中,结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运用生育的供给和需求理论(简称供求论)来分析生育率变动的原因和变动趋势。本文简要评述这种供求理论。     

性别视角与人力资源发展

在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经济活动参与者被抽象为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活跃在经济学模型中的经济人不分男女，皆为中性；无论老幼，都是理性决策者。到了人口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那里，性别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从这些领域的作品中，读者多半可以看到越来越具体而丰富的个人和人群的面貌。《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孙怀阳、程贤敏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这本人口学著作中的多数章节，添加了性别视角，使读者看到有关中国藏族人口婚姻、家庭、生育、健康、教育和宗教信仰的全景画面。 仅仅是在精读之前浏览这本书…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早期的家庭政策是通过普适性的福利性手段减少家庭贫困,全面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完成人口转变之后,家庭的发展进入后现代化时期,家庭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为达到国家的人口战略目标,西方国家的家庭政策从覆盖全民的福利性保障,逐渐转为在保证福利的同时,更加注重鼓励生育。当前西方国家在家庭政策的实施中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产假、生育补贴和工作保护,以及儿童看护和教育政策。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的已有经验,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可以采取"保基本、广覆盖、福利与调控人口并重"的政策路线。     

论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

家庭变迁与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呈动态关系和密切的相关关系。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我国的家庭规模与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生产功能、家庭生活方式和养老保障功能等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及政策的制定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审视家庭与人口生育的关系,考察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分析和确定家庭因素对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CSSCI

生育政策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如何有效激发农村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民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具有较大的政策激励潜力,故而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保障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构建Bi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入”效应,养老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建议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生育福利,提高家庭经济能力以降低生育成本,制定政策优化代际合作育儿人力资本,引导树立科学的人口资源生育观等。     

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本文建立了多维的家庭人口预测模型。该模型可用于同时预测家庭户以及人口的规模、结构、特征及分布，并保证人口事件（如结婚、离婚、再婚子女离家等）的发生在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在父母辈与子女辈之间的一致性。与国外学者近年提出的多维宏观家庭户预测模型相比，本文建立的模型的一个明显优点是无需从专项家庭抽样调查得到的家庭户类型转换概率数据，只需通常的生育、死亡、婚姻等人口数据。与传统的户主率方法不同，本文模型将家庭户预测与未来生育、死亡、婚姻等人口事件发生率紧密地联系起来，可同时预测核心与三代家庭户，既可用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又可用于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模型与实证分析

根据"五普"和"六普"资料,人口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是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农村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可能是内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生育决策模型及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土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农村居民家庭可能会依据"量质权衡"减少生育子女,这可能是导致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     

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是由当代西方经济学和人口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也探讨经济条件的变动对人口演变的影响。早在30年代末,英国经济学家W·B·雷德韦就正式提出了人口经济学的命题。如他在1939年发表了《人口缩减经济学》一书,后又为1951年出版的《张伯伦百科全书》撰写了“人口经济学”词条。1944年美国《南方经济学》杂志第14期发表的美国人口经济学家J·J·斯彭格勒的《人口增长经济学概论》一文,也正式使用了“人口经济学”这个学科命题。从此往后,西方学术界研究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论文和著作开始使用这一学科命题。     

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

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属于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的范畴,从发源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但在中国的应用却是近些年的事。应当说,国内在运用这一理论构架分析中国人口国情对取得了一定成果(李     

试析家庭生育决策转变的经济动因

家庭的生育决策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分析家庭生育决策转变的经济动因,不仅是人口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变革人口控制的经济环境,完善人口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儿童照料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分析北大核心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潜在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地区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好的地区,人口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在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和人口问题并行,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国家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东北三省人口的生育意愿,一个孩子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为探究东北三省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本文根据2017年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儿童照料形式以及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成本对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与实际费用的差值对比分析其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决策并不是由女性主导,而是受到家庭的综合影响。相较于家庭照料,社会照料显著降低了受访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另一方面,当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被显著抑制。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社会照料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以上结论显示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低生育发展阶段,建议加大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0-3岁婴幼儿早托机构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和建设。